信息预警与灾害降低

                              信息预警与灾害降低
                                                  楚些
    2004年，因超级地震引发的海啸在印尼发生，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多个地区。此次海啸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家园损毁等情况，皆是史无前例的。也正是在印尼海啸之后，全球关于海啸预警的机制得以健全，并在之后发生的低烈度的海啸事件中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
    此次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后，有两个溯源指向清晰，然而其间过程皆历经波折。一个是由科学界追踪的病毒源头的行动；另一个则是由媒体和民众启动的事件源头的行动。溯源行动中，12月初被界定为事件的端点，其中，病毒传播早期，武汉8名“谣传者”事件逐渐浮出水面，并激起巨大的舆论漩涡。封城之后，关于这一事件在自媒体上继续发酵。人们借助这个端口，表达对地方政府控制疫情不力的疑虑和忧思，就在昨天，最高法专门著文回应民众的心理波折。对谣言机制的分析非常到位，也是一个社会常态思维水平所在，在此不必添色，直接转引如下：一、虚假信息起源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二、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三、虚假信息起源于特殊的自媒体环境。
    最高法回应之后，武汉警方紧跟着做出来解释说明，口风也有当时界定的“谣传”转到“散布不实信息”的定性上面。文字的斟酌及相关的心理机制不必细究。再来回看这件事，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思考。一是从谣言的杀伤力而言，今天的社会不再是封闭环境下的小国寡民，也已过渡到信息时代，各种信息形成不同的交通系统，相互交叉。在这样的境况下，谣言造成局部的恐慌有一定可能，造成全局性的恐慌，则可能性极小。来势越凶猛的谣言，其退却速度往往是最快的。二是谣言自身的组成若是由真实信息和不真实信息构成的话，那么，甄别其中的真实信息以用于社会生活，则成为知识型、智慧型社会的某种标志。就拿这个事件来说，8名“谣传者”提供的信息，足以成为社会预警的可能。行政管理的主体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甄别其中的真假比例，区、市两级卫生系统也有足够的时间加以研判，并上报上级和应急管理部门。类似的事例，由2019年底处置内蒙古两例鼠疫患者的事件中就可得到印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戴蒙德告诉人们，病菌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我们不仅要和各种病菌展开博弈，还要学会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