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病友们

　　父亲的病友们

　　认识他们，绝非刻意，也绝非偶然，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是一种必然。他们面死而生，垂死挣扎，是一种简单的对生的留恋。他们现在是明白人，非常明白生的重要，健康的重要，和对过往的珍惜，因为这个，他们与死亡拉锯、斗争，直到筋疲力尽，心不甘，情不愿，无力回天了，才撒手。

　　12号
　　12号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个年近七十岁的妇女，肺癌晚期。
　　我称呼她为大婶。
　　因为我们都是宁远的，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她是大界的，九嶷山区的。
　　九嶷山区风景很美，生活却不易，山多土少，云多雨少，做个农民，一辈子的精力，都在跟肚子作斗争，想吃个饱，就得上山下水，土里刨，水里捞。辛苦了一辈子，儿女成家，自个儿也落下了一身病，一查，还是绝症。她老公骗她是胸膜炎，到医院打几针消炎针，住几天就能回家。她信了，坚信。
　　她老公瘦瘦巴巴，头发花白，饱经风霜，精神不错，七十四岁，比睡在11号病床上的我爹还老一岁。
　　他们们是怎么过了一辈子，我不知道。
　　她左肺靠近心脏的位置上长了一颗肿瘤，她老公双手合在一起比划给我看，鸡蛋大小。
　　医生把他老公叫出病房，在门后小声说：你老婆时日无多，化疗一次，开些止疼药，回家住着，到时候再来医院做一次化疗。
　　为什么要回家住着？
　　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每天早上护士派来昨日的费用清单，她老公都要戴上老花镜，捧着那张A4打印纸研究半天，一个数一个数的抠一下。
　　我也问过她，除了这个县城医院，去过其它地方的医院治疗没有。
　　她双手撑着床沿，对着南面的窗子——外面是阔大的县城建筑，缓缓说：我一直在这个医院住着，这里的医生已经了解我的病情，去其他医院，其他医院的医生不了解我的病情，会乱开药。
　　我本来想告诉她附近有医疗条件好一些的郴州医院，远一点，有全国都出名的湘雅医院。看到她皮肿了的脸上飘移不定的目光，她在这里，别无选择。她知道去了其他医院，又得做CT检查、核磁共振，甚至基因检测，伙食、路费也是一笔承担不了的开支，不如选择相信县医院。她认真对我说：这里医生熟，好讲话。
　　她的目光却飘着，像暮晚微风中的黄色小蝴蝶。
　　每到夜晚，我睡在父亲的病床侧下方，筋疲力尽也睡不着，盖因这位大婶疼得一直喊着：唉哟。与白天的镇定相比，到了晚上，她像个打足了气的烂皮球，一夜都在往外面噗噗漏气，听得我发慌、惶恐。
　　我爹发烧，医生让我在我爹后背上擦点酒精。
　　她在隔壁床上气不接下气问我擦的什么药。
　　我说酒精。
　　她就喊她的男人，咕咕哝哝说：我都疼死了，你也不去找点酒精给我擦擦。
　　她老公跑去护士站，要酒精。
　　护士给的是一粒吗啡。
　　吃了药，不疼了，聊起来，往昔尽是艰难。
　　生第一个孩子，坐月子，只吃了一只鸡。
　　生第二个孩子，妈妈割一斤肉来看她，仅仅是为她省下一口口粮，饭也没在她家吃就走了。坐这个月子，就只吃了一次肉，还是妈妈给的。男人是大队保管员，从来没有带回公家一粒米，一个红薯。
　　我观察了一下，他们俩在食堂打饭，她一碗粥，男人一碗饭，一份素菜，稀里哗啦吃完，她男人还得坐三十公里汽车出城回大界乡下做晚饭，再坐三十公里汽车，提溜回医院两个人吃。
　　我问大爷：非得如此吗？
　　大爷说：家里还有几只鸡，一个十二岁的孙女，非得如此不可。
　　我心酸酸地为他们买了几次早餐，他男人坐三十公里汽车回到乡下，还抽时间去地里刨了一小袋红薯，提溜回到县城医院送给我。
　　我是农民，我种过红薯。每次看到床头柜下的那一小袋生红薯，我就想到给他们买早餐。
　　我父亲要转院，临别的时候，我跟她告辞。
　　她努力站起来，手扶着病床，抖着身子，说：大侄子，你带你爹去治好病，不治好就别出院。这个疼不治好，我是不会出院的。没有医生，不出三天，我就得疼死。
　　她说话的声音很干净，很清晰，很绵软。
　　她男人挪开凳子，很娴熟地过来搀着她的胳膊，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们这一辈子，好像一直是这么彼此搀扶过来的。
　　生不易，死随时。
　　别生临死的时候，往往还没准备好，还在相信医生的妙手可以回天。
　　我握起拳头举到胸前顿了顿，应酬似的说：要坚强。
　　在走廊里，我爹说：早死早投胎，早死早解脱。
　　我不说话。

　　13号
　　13号病床住着一个六十多一点的妇女，头上的头发都快掉光了，每次下床，她男人都像手捧一只小鸡一样，把颤颤微微的她从床上捧下来，又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伸出一条胳膊护住她，怕她泻下去。
　　12号病床的大婶告诉我们说：他们夫妇是冷水的，刚做完一次化疗，要出院了。
　　13号病床的前脚出院，立马进来一个穿着牛仔衣的小伙子，二十岁的样子，一手拿着一个绿色塑料脸盆，一手提着一个装着几件衣物的红色塑料袋子，风风火火的。他把盆子搁在13号病床下面，又找13号柜子，把装着衣服的红色薄膜袋子塞了进去，柜子门还没关好，人已经出了病房。隔了一会，进来一个穿着黑点红棉袄黑色紧身裤身材苗条的老奶奶，脸上满是老年斑，问了我们，才找到13号病床，并不上床，而是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看着床头上的那一排氧气孔、电源插孔，然后咳起来。
　　一个护士走进来，问她办了入院手续没？
　　她茫然，说：娃仔把我送来就走了。
　　护士一边走一边打电话，隔了一会，那个年轻小伙子走了回来，在衣柜里的红色塑料袋里摸索了一会，摸出了一张身份证，一句话也没说，扭头走了。
　　老奶奶说：当护士的那个是她孙女，这个娃仔是她孙子。
　　我父亲问她：你老人家今年好大年纪了？
　　老奶奶说咳了几声，笑着说：八十三了。
　　什么毛病？
　　没得毛病啊，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半夜咳嗽，起来小解头晕，站不稳，倒在地上了。儿子过来看了，非得要我来医院检查检查。
　　几个儿子？
　　一个。
　　宁远哪里的？
　　冷水的。
　　12号床的大婶问：冷水哪里的。
　　靠近大界的。
　　他们两个聊着聊着，这个老奶奶的一个表侄女居然嫁给了大婶的堂弟，他们两家成了远亲。正聊着邻里长邻里短的时候，老奶奶的孙子走进来，说：住院手续办好了。把身份证、住院押金条子和一个本子塞进了床头柜，走了。
　　老奶奶见我们诧异，笑着说：孙子晚上赶火车去上海打工，着急巴里的。又拉开床头柜抽屉，拿出住院单递给我。说：娃子你年轻，眼睛好，帮我看看。
　　我看了一下，告诉她：你孙子帮你交了一百元住院费。
　　老奶奶不放心，问：一百块？你看准了？
　　我笑了笑，说：一百有多少个零，我数得清。
　　老奶奶摇了摇头，笑了笑，说：你看，这就是我孙子。
　　护士——老奶奶的孙女走进来，站在她面前，要她爬到床上躺着，一边掀被子，一边叨叨：跟你说了好多遍，多穿点，你都八十几了，还讲究苗条。你和我妈合不来，这回，他们两个又要吵架了。你一把年纪了，还穿这么薄的棉袄，还讲风度，还留话柄。现在好了，进医院了，还不躺下，是哪门子英雄？
　　老奶奶张着嘴想笑，没笑出来，就那么张着嘴望着孙女。
　　孙女数落一通，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塞在她手里，留给她吃饭。
　　她推辞，说有钱。孙女说：你身上哪来的钱？我妈也不会给你钱。我爸那么忙，也没时间照顾你，你自个儿去食堂打饭吃了。
　　孙女走了，老奶奶笑着说：孙女的第二个孩子满月不久，要着急下班回去看孩子。我自己能行。
　　老奶奶很乐观，她孙女一走，她就坐起来，跟12床的大婶聊天。
　　老奶奶的男人死的早，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硬是没有改嫁，把他们拉扯大，还帮儿子盖了房子。
　　12床的大婶两儿一女，说自己也没少吃苦。在路边盖了两层楼的房子，几年了，都还没钱装修，空在那里。
　　第二天做CT检查，医生说她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不治好，过不多久，就会严重。
　　老奶奶笑着问：有多严重？我还能一个人上街耍。说着，咳了起来。
　　医生说：严重了，以后就不能走路。你还有支气管炎，不治好，就感染肺部了。
　　老奶奶低下头，整理身上的被子，自个儿叨叨：人老了，就这病哪病了。
　　12号病床的大婶说：人死了就没病了。
　　老奶奶说：我跟我仔说了，我死了，什么道场都莫要做，找几个人抬出去就可以了，包给人家埋更省事。前回东门街上死了个男的，包给人埋，八百块就埋出去了。饭钱都不用花一个。
　　12号病床的大婶沉默了。家里的房子还没有装修，她还不能死。
　　我去食堂打饭，多打了两份，给老奶奶一份。从那以后，我每次出门，老奶奶都搬凳子坐在我父亲床前，像个孩子一样守着我父亲打点滴。
　　老奶奶年轻的时候，定是个追求美、活泼、乐观、直性子的姑娘。老了，还是那么爱漂亮。临别的时候，他还要帮我提东西，送我们下楼，我怕他孙女不高兴，婉拒了，说：你要活百岁。
　　老奶奶很开心，笑着说：要得。又叨叨：哪个能活百岁？
　　我在前面苦笑了一下，搭不上话来。
　　其实，我心里是敬佩她的。

　　421号
　　我到长沙的时候，以为长沙会很冷，下了火车，就穿上了羽绒衣。
　　长沙冬天的早上冷风冷雨，地上湿湿的，确实有点冷，但这冷，还可以接受，让人格外清醒。然而在新开铺坐122路车，一路都没有听到报湘雅医院的站名。我一直期待听到报湘雅医院的站名，坐到月湖公园，终点站了，都没听到报湘雅医院的站名。打电话问，才知道应该在地质中学下车。湘雅医院接诊全国患者，地质中学只接受附近居民孩子读书，两相比较，孰轻孰重，也格外分明，但对于管理者，我还是保持沉默的好。
　　到了湘雅医院，就到了中午时分。父亲靠着床头柜，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打针。
　　这一个月来，他是不停地打针。
　　他说打进身体的药水，至少都有一池子了，病却没好，问我是什么原因。
　　我无言以对，只能说病没好，就得打针，直到身体好起来。
　　421号病床的搭话进来：住在这个楼里的病人，靠打针是治不好的。
　　我有点怪他多话，病人需要的是打针把病治好，怎么这么悲观呢？想想这是肿瘤科，这里住着的人，其实是一群等死的人，打针，拖住死神的脚步，晚死几天而已。想到这里，我看了看他，其实年纪应该大我不了多少，一头钢丝发，一脸乌黑，熊猫眼，高鼻梁，一口常德音。
　　我是老黄。澧县的。他见我看他，努力把身子往上直了一下，主动介绍自己。
　　澧县在哪？
　　常德澧县，在山里，靠近张家界。
　　我“哦”一声，装作知道了，其实，我不知道，对于湘北行政区域划分和地形情况，我没有概念。
　　老黄大我10岁，下岗工人，在深圳打过工，有个女儿，在东莞的外贸公司做翻译，陪护他的是他老婆，理着短发，干净利索的一个中年妇女，只是，她的常德口音更重，说的话我几乎听不懂一句。
　　老黄说他的病是去半年前检查出来的，肺癌，肿瘤直径112mm，做了四次化疗，很辛苦。第一次做，整整四天没有吃下一口饭。
　　我有点同情他，说：我爹一直是保守治疗，体质差，受不了化疗的痛和各种身体反应的折腾。估计一次化疗，就会要了他的命。保守治疗，五年了。
　　老黄笑了，说：不要打，保守治疗好。我才来两天，在家里，一天反复发烧，呆了两天，呆不下去了。来医院两天了，从早到晚打针，发烧这个，还是没治住。
　　他老婆把手伸进他的胳膊窝里，拈出体温表，对着灯反复看，看不出，老黄说：你看什么看咯，拿给护士看咯。
　　老黄老婆拿着体温计去护士站，护士跟回来，说：你又发烧了咯，38度7。
　　管床医生带着一帮护士走了进来，说：黄叔，你昨天拍的CT片子出来了，你回去吃药，没有控制住，上次112mm，这次检查还大了一些，115mm了，是不是考虑出院，拿点药回去吃咯。
　　老黄靠在床上，不动，精魂被医生的一句话击溃了。他看医生的两只眼睛，像两口枯井。
　　他老婆坐在一边，双手支在病床上，双掌在反复使劲的擦着眼睛，不说话。
　　管床医生说：要不明天去做一下骨扫描？
　　老黄说：不做了。
　　管床医生说：那过几天出院咯，回家休养咯。
　　老黄乌黑的脸变灰白了，说：你们把我的发烧治好了，我就出院。
　　管床医生说：打头孢已经不起作用了，我明天给你换一种消炎药试试。
　　老黄感觉自己被判了死刑，蔫里吧唧，小声说：听你的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了。
　　医生带着一帮护士边说边走了，他老婆说：回家卖房子咯。
　　老黄斩钉截铁说：不卖。我这个病，治不治得好，哪个知道？卖了房子，病没治好，我死了，你怎么办？
　　老黄老婆咕哝了一句什么，到柜子里拿了毛绒帽子，说：我去买菜了。
　　他们是自己买菜做饭的，一个是省钱，一个是买点合适老黄吃的菜。
　　他老婆一走，老黄对我说：房子不能卖的，就一个房子。这个反复发烧的毛病不治好，我是不出院的，出院能撑几天？我赖也赖在这里。
　　我肯定的点点头。他一天发烧三四次，在湘雅都没有办法治好，到其他医院，治好的几率更渺茫。住在医院，发烧还有医生护士给药和护理，回去，真是死路一条了。
　　老黄久病成医，或者是对生的不舍，在我面前自顾自的说：两条腿走路，治好了发烧，我回去找中医，吃中药。现在的西医都靠仪器看病，不如老中医。
　　我又肯定的点点头，他肺上直径115mm的肿瘤，就像一个拉了引信的炸弹，但我不能悲观，老黄都不悲观呢。
　　我病好了，我带你去张家界，我朋友在山里养了娃娃鱼，一代不能吃，二代是可以吃的，我带你去吃娃娃鱼。那鱼娇贵，水有一点杂质都不行，活不了。老黄听我说喜欢美食，马上主动邀请我去张家界。张家界我没去过，我也没有去张家界的计划，对于风景名胜，至少目前，我不感冒。有美食，因为距离，我仍然提不起兴致，但不想违拗他的好意，笑着说：好啊，开几台车去。
　　老黄来兴致了，说：我带你们去钓鱼，山里的溪鱼，鲜。
　　我转移了一下话题，说：我爹九月在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住了一个月，你要找中医，我介绍一个给你。
　　老黄赶忙坐直了身子，跟他老婆说：你拿笔记一下。
　　他老婆拉抽屉，抽屉里没有纸和笔，老黄鼓着嘴巴不满地对着他老婆，我忙把我父亲在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住院的病历本封面撕了下来，说：地址在上面，你去找李明宝教授。
　　老黄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又递给他老婆，叮嘱：要收好。转头对我说：两条腿走路，试一试，总有希望的。
　　我点点头，又顿觉悲怆，生命已经到了末期，为什么不转头想想，怎么舒服的面对死亡呢？
　　有人生观，没有人死观，这是我们文化的一种缺失，我能说吗？我看看他们，不能说。他们都怀着生的希望，忍着疼，花着钱，折腾着；家人、朋友、亲戚，陪着，忍着，折腾着。
　　我看看身边躺在病床上瘦骨嶙峋的打着药水的父亲，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畏惧死亡呢？！
　　生与死本是伙伴，生的魅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让人抗拒死。

　　我记下这些，只是为了更好地忘却吧。
　　终将，我也会忘记自己的一生。
　　20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