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老师

　　
伍老师
　　
　　“伍老师回来了！”这个消息宛如一股清风吹皱了一池春水，有如一块小石投进了平静的水面，在上千名下关中学的学生中荡起了阵阵涟漪。无论是在文革中曾斗得你死我活，甚至结下血海深仇的两大派，不管是素不相识，相差十几届的壮年人或中年人，全都捐弃前嫌，毫无芥蒂，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商接待伍老师的相关事宜。
　　伍老师是上海人，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世纪50年代末，毕业分配到下关中学任教。
　　我第一次见到伍老师，立即被他高大的身材，优雅的举止，英俊的相貌（与著名影星濮存昕有几分相似）所吸引。听说他在大学是学校的高材生，摩托车队队长，更产生了几分敬意。
　　1964年伍老师任我班班主任，历史课教师。由此与我们班结下了不解之缘，也经历了他人生最大的磨难，感受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繁衍了我们之间数十年的深情厚谊。
　　当年的学生自主性，独立工作能力都很强，在班长阿勇的带领下，班委把各项工作都完成得井井有条，作为班主任的伍老师对班上的工作很少过问。即使是他上的历史课，凭心而论，也上得不咋的。基本是背书，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使我对他是名校历史系的高材生不由得产生了几分怀疑。但他处世平和，对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很关爱，从未见他严厉批评过任何一个同学，有时不得不管，也只是与学生个别谈话，私下做思想工作。
　　伍老师为人谨小慎微，困难时期，他在海外的亲戚，给他寄来钱和食品，他却搞得不知所措，马上向领导汇报。为了不给社会主义“抹黑”，虽然生活困难，营养缺乏，他的三个女儿饿得面黄肌瘦，眼巴巴地看着那些食品，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还是把钱和食品退了回去，并写信告诉亲戚，他在这里生活的很好，不需要这些东西。
　　伍老师乐于助人，每次回上海探亲，都成为专职的采购员。那些年经济落后，流通不畅，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于是伍老师回到上海，过得比平时还累，整天东奔西走，忙于进出商店，选购物品。临走时大包小包，成了搬运工。实在拿不了只得掏钱从邮局寄回。我曾托他为家中买过一床蚊帐，由于尺寸特殊（宽度1.1米），他不辞辛苦，跑了许多地方，好不容易才如愿买到。最令我羡慕的是，有一次上海归来，他买了一套由著名学者许存方编写的高考辅导资料，送给我班同学梅花。那套资料在当时不但极其珍贵，而且定价9元多，接近伍老师月工资的四分之一。
　　伍老师的谨小慎微和乐于助人，并没有给他带来平安幸福，班上同学之间的矛盾和文革的到来，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并几乎命丧黄泉。
　　我班同学梅花工作能力强，凭其突出的表现，担任了学生会主席。由于政治野心膨胀，做了些搞小集团，以权谋私的事，引起不少同学的反感。班长阿勇，组织同学与他进行了斗争，并向学校领导反映了他的问题，梅花的学生会主席被撤换。他怀恨在心，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伍老师的父亲解放初期被镇压。竟全然不顾伍老师给他的种种关照和赠书之恩，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把同学之间的矛盾说成是伍老师搞阶级报复，组织学生在班上排斥打击工农子女的政治事件。此事惊动了团省委，派专人到校调查，虽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但伍老师的班主任却因此被免除。
　　文革开始后，梅花伙同工作组，制造了震惊全市的“下关中学高二十班反革命事件”，将伍老师打成阶级报复分子（后正式定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关押批斗。将班长阿勇等学生打成阶级报复分子的爪牙，阿勇一度被关押，险遭毒打。梅花一伙声泪俱下，煞有其事地在台上痛批伍老师，其他同学也被迫上台发言。
　　这样的飞来横祸，这样的不白之冤，使家庭出身有问题，一贯小心谨慎的伍老师彻底绝望了。经过多次批斗羞辱之后，万念俱灰的伍老师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被关押的房间中，他偷偷拧开电灯开关，拉出电线，准备缠在手上，触电自杀。在这千钧一发之时，门开了，看守他的学生走了进来，才救了他一命。
　　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随着“下关中学高二十班反革命事件”彻底翻案，伍老师自然得到平反。他参加了造反派，成为与我们生死与共的战友。但依然小心谨慎，从无过激行动，对整过他的工作组和梅花一伙也毫无报复之心。伍老师在文革中唯一活跃的时期是在“评法批儒”运动中，他被请去四处演讲，作报告。这时我才发现伍老师华东师大历史系高材生的名头绝不是浪得虚名，他丰富的历史知识，良好的口才，使他的报告、讲座很受欢迎。过去给我们上课时只是不敢放开讲而已。此后，他改教政治课，连续担任班主任，尽心尽力教书育人。
　　80年代初伍老师突然离开他工作了整整20年，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倾注了无限心血，产生了深情厚谊的第二故乡——云南下关，调回上海附近的江苏南通工作。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上海人视上海以外的地方为穷乡僻壤，都想留在本地，其重土迁安的思想极为深重。而伍老师特殊的家庭状况更需要他返回家乡。1972年我到省外参观学习，途经上海，在同行的一位老师带领下，专程探访了伍老师家。穿过大街小巷，沿街有一排两层楼的破旧房屋，从一道窄窄的楼梯上去，两间低矮简陋的房间，就是伍老师的家。一床、一桌、两凳，一柜和几件简单的炊具，就是其全部家当。人也只有伍老师的母亲一人在家，显得格外地冷清。见到我们，老人喜出望外，传烟递茶，拿出珍藏的糖果、瓜子，热情招待，急切地向我们询问伍老师的近况。我们用蹩脚的普通话交谈，老人的上海普通话我们听得很吃力，但她对子女的关切则显露无遗。看到老人的凄凉的生活情景，我不禁感到一阵心酸，竟希望伍老师能尽早返回上海。
　　2000年，伍老师在离开下关二十年之后，第一次重返故土，看望当年的学生和朋友。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不仅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而且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
　　高二十班的同学，曾与伍老师患难与共，因此，虽然毕业多年，但和伍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维持着深厚的情谊。我们之间是师生，但更像朋友。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凡是他教过的学生竟然全都对他敬爱有加，念念不忘。
　　各班代表经过认真协商，为了公平起见，决定每班一天，轮换接待伍老师，接待的地点、方式、费用由各班自行决定，并排定了接待顺序。
　　由于伍老师与我班的特殊关系，我们获得了第一个接待伍老师的殊荣。那天一早，我班代表西泉开小车到伍老师下塌的洱海宾馆，专程迎接客人。班上的大部分同学，按约定时间，来到风景秀丽的应乐山庄，等待伍老师的到来。在大家的期盼中，伍老师和夫人郭老师，在西泉陪同下走了进来。二十年未见了，伍老师已年近七旬，仍然是那样地英俊潇洒，那样地风度翩翩。大家一齐涌上前去，与他握手寒暄，亲切问候。伍老师记性很好，分别这么多年了，他仍然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甚至说出这个同学的性格特点或在校时的某件趣事。大家相谈甚欢，彼此笑声不绝。这时，一个女同学怯怯地走过来，说：“伍老师，你还记得我吗？”伍老师仔细看了看，努力回忆了一下，摇摇头，出乎大家意外地说：“记不得了。”这位同学在伍老师挨整的时候，曾满怀激情，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上台控诉伍老师“排斥打击工农子女”的“罪行”，伍老师怎么可能忘了呢？但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大家谁也不愿说破。
　　当我和伍老师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他：“XX你肯定不会忘，怎么说记不得了？”，伍老师笑了，他说：“如果说记得，大家提起往事，她会很难堪。我说记不得，表示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了。”我惭愧地说：“当年我也上台批判过你。”伍老师大度地说：“你那时的发言，我一听就知道是言不由衷，是被迫的。只有大帽子，没有具体内容，更没有造谣诬陷，和某些欲置我于死地的人完全不同，我心中有数。”停了一会，伍老师感慨地说：“其实人的一生，在特定的条件下，难免会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我在批林批孔中，作的那些评法批儒的报告讲座，文革期间上政治课讲的内容，现在看来许多都是错误的，但那时不得不那样说。我想，孔夫子在世也会原谅我的。我自己都是如此，怎么能要求别人呢？”他还特地问起梅花的情况，我向他谈了梅花在高考中对大林的打击报复，说了梅花近来潜心写作。伍老师感叹地说：“他这样做太不地道了，现在总算接受教训，做点正事，那就好。”伍伍老师向四周看了看，关切地说：“怎么不见阿勇？”我告诉他，阿勇已经留职停薪，下海经商去了，他和儿子在昆明开了家公司，经营得红红火火，生活得很不错。伍老师听后，欣慰地点了点头，连声说：“好！好！好！”（参看《梅花》、《大林》《阿勇》）
　　一些同学涌过来，热情地与伍老师谈起别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70年代末，他在回家探亲的一个偶然机会里，见到上海附近的南通一所学校招收教师，随意上前问了一下。那时大学停办多年，新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教师奇缺，对方听说他是50年代华东师大的毕业生，如获至宝，马上同意接收。知道伍老师的爱人也是教师，便两人都要。伍老师还担心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谁知工作人员满不在乎地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谁还在乎这些？”于是夫妻二人顺利调到南通，先在南通县的一所中学，后来转入南通市，又由中学调到大学。原来唯恐避之不及的“海外关系”现在成了香饽饽，郭老师因此成为了南通市政协副主席。现在两人均已退休，虽然母亲已经去世，但三个女儿事业有成，全家身体健康，生活平静幸福。
　　听到这些，我才明白，怪不得1998年我随团路过南通，特意抽空前去拜访，可找了南通师范等几所学校，都找不到他。现在才知道是他的工作单位多次变动。我和许多同学都记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后来一位同学终于到南通找到了他。周围的人听说伍老师的学生居然从千里之外的云南来见自己多年前的老师，都大为吃惊并感叹不已。
　　丰盛的晚宴开始了，大家频频举杯，向伍老师夫妇祝酒致意，用各种真诚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感激尊敬之情，宴会气氛热烈而欢乐。我曾多次和伍老师一起吃饭，但伍老师作为客人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我家。除此之外都是我作为客人在伍老师家吃的。从师生关系来讲，这似乎有些反常，有点不可思议。无论是文革期间，还是返城以后，我都是伍老师家的常客，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有时还下几盘象棋，就连我找到了女友也要带来给他看看。几乎每次来，他都要留我吃饭，我大都婉言谢绝，但伍老师太热情，有时实拗在不过，只得坐下吃了。伍老师离开下关的时候，我正在大学学习，得到消息匆匆赶来，准备请他吃顿饭，为他送行，可是他已经走了，为此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席间，我特地就此向伍老师表达了歉意。伍老师笑着说：“那几天，许多人请我吃饭，我简直应付不过来，你没有请我，我还要感谢你呢！人与人只要心灵相通就好，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在乎请客送礼。”
　　晚宴结束了，另一个班的代表已经等候多时，好象生怕接不到，生怕辜负了本班同学的重托，不能表达对伍老师的敬重感激之情。
　　看着伍老师和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登车离去，我心中感慨万千。在下关中学近百年的历史中，涌现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教师，出现过某些对工作极端负责，严于律己，堪称楷模的老师。和那些教师相比，伍老师显得有些逊色。但没有一个老师能像伍老师这样得到他教过的几乎所有学生的爱戴，能得到这样多学生的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能享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热忱接待。这是一位教师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最好回报。一个上海人，抛下年老孤独的母亲，千里迢迢，来到偏僻落后的云南，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经历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把自己的青春，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边疆的教育事业，把自己的爱洒向教过的每一个学生。而这些，似乎仍不能解释同学们对伍老师的特殊情感和敬佩。回顾伍老师的一生，回首他的一言一行，我脑海突然跳出两个字——宽厚。

　　附：伍老师在南通工作期间，以其突出的贡献和工作表现，被列入《中华劳模大典》。文中这样写道：执教36年，政治方向坚定，在1989年政治动乱期间旗帜鲜明地引导学生明辨是非，为稳定学院的教学秩序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华爱国志士》等四册系列丛书。辅导中学教师本科自考《中国通史》等多门课程，合格率均在全省首列。参与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史》等高校教材。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论张謇教育思想体系的西学特征》等多篇论文。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勇于探索与实践，撰写了《初中教师第二专业培训初探》等文章，率先在南通市主持开办了第二历史专业师资培训班，为中学教师继续教育拓宽了思路。为了适应南通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主动与有关同志承担了开办财会班的任务，并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为学院开设财会专业打下了基础。1994年因过度劳累患了缺血性中风，但人在医院心在学校，一出院就上班。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但都能尽心尽责地作好各项工作，成为广大教职工的楷模。1991年至1994年被评为江苏省南通市劳动模范；1995年荣获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4-5-9 14: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