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难题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父母是不可理喻的。当乡村的夜晚越来越孤寂，乡村的路旁越来越荒芜的时候，他们依然如门前的那两棵大椿树一样，坚守着脚下的土地，不愿挪开。我于是跟他们解释：树挪死，人挪活，他们毕竟不同于那些树，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离开的。可他们依然仰着头，憨憨地看着我笑，然后是数年不变的语调对我说：老了，就不想挪了，有空回去看看他们就行。　　

　　他们这是在给我出难题。当我年轻的心越来越躁动不安，越来越厌倦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方式时，走出祖先留下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其实，父母也是理解的，抛开一切华丽的借口不提，单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这一方面，他们也是赞成我远赴他乡的。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正在逐年地从我的脑海中淡化出去。

　　我的成长经历大体与同时代的年轻人是一致的。小学时，早出晚归，每天都生活在那个小村庄。到初中时，便在镇上租了房。因为那里离家太远，不可能每天来回。初离家门时，我也曾夜不能寐。那时，我的二哥也在镇上读书，他是早于我两年住校的，早已适应了那种生活方式，我却不能。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个下雨天，二哥因事在学校里耽搁了，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回到出租房。我便眼巴巴地站在门前向大路张望，从太阳西沉，到日暮黄昏，再到夜色低垂，始终没有看到二哥归来的身影，心情自然越来越沉重，直到最后，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放声痛哭。那时候，即便是身居镇上，我依然感觉自己是孤身在外的旅人。故乡，便缩小为一个村庄。出了村庄，便不再是故乡。然而，人总是会变化的。虽然那种变化轻缓得难以发现，但一经察觉，就会被这变化的巨大力量所惊吓倒。我的对故乡的看淡，大约是从上大学开始的。外部世界的精彩瞬间捕获了我好奇的心，原本多彩的故乡顿时颓变为一张黑白的旧照片。只是偶尔才会想起，那感觉也无非是怀旧的性质，其实我心中早已知道，那只是一块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已不可能再回到那里了。果然，毕业后，便一头扎到了南国深圳，再后来，又东移到上海。但不论落脚点如何变化，总是离家千里之遥。渐渐也就相信了一点：天涯无处不故乡。　　

　　可是啊，我的父母正在渐渐老去。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晚年幸福呀！我可以在成婚之后，带着妻儿一起频繁迁徙于大江南北，但我不可能让风烛残年的父母亲也跟着我到处流浪。很多时候，不能常伴于他们左右，成为我最大的心痛。这种心痛，如梗在喉，我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于是在电话里一遍遍地叮嘱他们当心身体。时间一久，这种程式化的问候也难说出口了，潜意识里，我自己也认为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形式，一种演习，这其中多少也就掺进了一丝假意来。

　　我是了解父母的。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父母亲一样，疼爱着自己的子女，便满心期望他们能过得好。他们的悉心照顾好自己身体，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说穿了也是担心自己一旦倒下，会给子女增添麻烦。我知道，他们是真心不想让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事实上，又岂是我一人惦记着他们呢？早在数年前，兄姐们便一个个牵挂起他们来。尽管我们分布在各地，平时多不联系，但有了父母，我们便有了个感情维系的中心点。 　　大哥身居遥远的北国，他是第一个要接父母去身边居住的，父母对他的拒绝理由是：吃不惯北方的面食。于是，不管大哥如何解释那里也可以买到大米，他们终是不肯前去。二姐的被拒理由更为简单：孩子多，负担够重了，怎好再给她添加负担？而我在他们心中，刚结婚生子，自然是不宜再增负累的。他们哪里知道，在我的心中，他们正是我最甜美的负累呢。最后，就只有小姐条件尚好，且离老家不远，仅百里距离，哪天想回去，也不过两小时车程。于是在我们的一致威逼利诱下，他们搬去小姐处住了近一年。

　　家里的地也都送给我的堂叔们耕种了。老屋里的家俱物什，扔的扔了，卖的卖了，送人的送人了。只剩下一张床一口锅，不过是想着哪天回来时，小住两日之必备。那时的我们，都暗暗松了一口气。满心以为从此大事已了，老家不过成了清明祭祖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再不愿轻易回去。父母常坚持回去看看，只是回乡之路太差，多坑坑洼洼，加之母亲晕车厉害，这一年也不过是回去了两趟。后一次回去，是我陪同父母一起的。因为小姐电话中告诉我，母亲精神不佳，我正好清闲无事，于是乘火车去小姐处看他们。母亲一见到我，便说想回老家看看。我自然是同意的，于是便有了那次的回乡之行。

　　那时正是农忙季节，公路两旁都是收割的景象。老家自然也不例外。这些年，每逢农忙时节，村里少了青壮年的劳力，倒是多了些大型收割器具。在家两天，前来看望我们的都是我的叔伯婶娘们。离行前的下午，母亲要我陪她去地里转转，我于是同她一起出了村，进入了庄稼地。我离家已经十几年，早已认不清自家的地块了。母亲于是逐一领我去看，便告诉我现在是谁家在耕种。母亲说这些的时候，脸色竟是格外的好。她还告诉我，哪块地肥，哪块地出庄稼，哪块地常漏水，说到高兴处，又抬脚下了地。那里，到处都是收割后留在地里的禾杆。母亲走着说着，且不时地从地上捡起一个稻头来。谁想，竟越拾越多，有些地方，还是成把的稻头都掉在了地上，无人问津。我于是陪着她一起捡拾。我知道，她全不在乎捡得的这点粮食能卖多少钱，事实上，她也不可能会将这点东西带走，不过是就近扔到哪家的院落里喂鸡，她单是不舍得看着千辛万苦生长成熟的稻谷就这样被丢弃掉。果然，她捡着捡着，声音便改了样，我扭头看时，她已是泪流满面，终于停下手来，坐在稻草上，咽咽地哭了起来，嘴里犹说道：这不是造孽嘛！多好的粮食呀，就这样生生地被糟蹋了。她的头发从额头一角落了下来，她不及扶顺，先用衣襟擦干眼角。等到将头发扶顺时，眼角早又湿润了。那浑浊的泪水，却不是径直往下流淌，却顺着眼角皱纹，丝丝缕缕地渗将下去，看得人直心酸。我就知道，她在小姐处住不长了。

　　果然，我回上海不久，小姐就打来电话，说父母坚决要回乡下去住。我说：知道了，不必强留的。他们的心早已回去了。

　　我们重新将老家装饰一新，然后送父母回去。父母口中连说不用麻烦，简单点更好。然而，我们必须这样去做，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心稍稍安一点吧。
父母的确是老了，他们的老体现在重新回到牵挂之地后的那份欢欣雀跃上。他们一遍遍地向我们诉说着自己生活得如何之好，乡邻们对他们如何之亲。尽管在我们的强力反对下，他们没有将那十来亩田地要回来自己耕种，但仍然将房前屋后都翻腾一遍，种上瓜果菜蔬。他们的生活重又焕发了光彩，出于这一点考虑，或许让他们重归故乡，是一个不错的决定。我也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我们为他们买了冰箱，偶尔回去看望他们，就从镇上买来许多肉食，直到将冰箱塞得满满的。他们也拿出自己种的菜蔬来，招待这归来的“客人”。看着我们吃得不矣乐乎，他们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劝我们多吃些，又说：在外面哪里能买得到这样的好东西哦。这话不假，可我们听着，多少有些辛酸。

　　他们原是不大经常打电话给我们的，却极爱在电话机前守着我们的讯息。我们自然是极经常问候他们的，但我又给他们“强行”定了一个规定，必须每周给我们兄妹几人一个电话。对此，他们欣然同意。我在电话中常有自责之情流露，母亲于是安慰我：你们且安心在外，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不必牵挂的。现在的社会，哪家不是这样？这话倒也是，放眼全村，二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的，还真找不出几人来。好在电话联络也极方便，这倒了却我们不少牵挂之情。

　　父亲年近古稀之年，却是位高中生，这一直是我们非常骄傲之事。我母亲是二年级毕业的，不过能认识不少字。电话也能自己拨号。这让她非常自豪，因为隔壁老太太比她小十岁，每次拨电话号码还得请她帮忙：不认识上面的数字。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太少了，我们两家挨着，只剩四位老人，他们家一打电话就得请我父母去给他们拨号。 　　父母给我们出的难题，可能我们得一直背下去。常听人说，人得学会换位思考，我在想，我是否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即使有，也未曾深入过。我们这一代人，从年幼时，便长期离家，所以对家乡的情感原不及他们来得深厚。他们能够顾及我们的“志在四方”之鸿愿，我们又何曾念及他们叶落归根的朴素愿望呢？对于一位一辈子固守一处的人来讲，要他远离扎根之所，原是极不易之事。与他们相比，我们更接近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丰美之处即可居，本就漂泊惯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思想理念，求同存异即可，想要从行为上统一，实在太难。他们本就是乡村的两棵树，城里楼太高，离星空过近，反而离土地远，失去了地气，他们是无法枝繁叶茂的。这样说来，反倒是我们给他们出了难题，让他们无所适从了。 　　这样想着，不觉又忆起父母说的话来：有空来看看就可以了。一时笔涩，不觉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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