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是灵魂拆迁的叙事

　　连续两天晚上恶梦。……因给党搜集情报而被敌人追杀，围困在一个体育馆似的大厅里。正门外敌人荷弹实弹，一女学生给我换了一件衣服，搀着胳膊肘儿，从侧门出来，外面人山人海。我们在人群里穿过，上了公交车。车开动了，敌人发现了，但没有追上车，最后，我脱险了，找到了下级，让他把情报送出去了……是个优盘……心放下来了，这就醒了。尿胀。上了洗手间回来，再睡……又要去送情报，有个大狮子得喂，我便给它把食调好，又有一只很大的蝉，我把它送到狮子身边，她怕狮子吃掉它，死活不愿意，脚抓住我的腿，我还是把它扯下来，说：“你放心，狮子不吃。”她哭了，我着急事情，就飞跑出了大厅…… 　　起来，感到有些累。没有睡好。胡乱做梦，影响睡眠质量。到学校食堂要了一碗玉米白米粥，一个南瓜饼，一口咸菜。粥只吃了一半，没胃口。边桌一女生，盯着我那剩下的半碗粥发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道她是想吃粥呢，还是灵魂出窍了。
　　想是灵魂被拆迁了。我想。回到办公桌，打开去年作的剑桥读书笔记，这读书笔记本想出版，但是可能要出版两本书。后来因为著作没有写出来，这笔记还没有用。如果先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的独家资料就不新鲜了，甚至影响自己的创新价值。 　　在西方人看来，一个思想的提出，一个观点的提出，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我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提出了什么。就像爱因斯坦，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写了一千字的论文，提出了相对论。一千字的论文，一千字足够影响一个世纪的尖端科学。这就是提出思想的重要性。 　　爱因斯坦提出观点的时候，世上只有一个半人懂。这就是观点的价值，这就是理论的价值。理论越是有价值，懂的人就越少。哪一个半人懂相对论呢？除了爱因斯坦一个人，就是那个编发他的论文的编辑。呵呵。他是半个懂的。其实他并不懂相对论本身，但是他能看出相对论的价值，并把它编发了。 　　让我感有郁闷的是，我在中国虽然首先提出了一个理论，但是跑到剑桥图书馆里一查，发现09年我的书写好没出版的时候，英国人出版的书上就提到了这个理论，我的书因为没有出版，所以在世界范围里来看，这个理论的首先提出者，就不是我了。不管我比英国人早提出两年，也没有用。学界讲究白纸黑字的证据，谁在后面，就得哑巴吃黄莲，往肚子里咽。 　　想起索绪尔的一个轶闻。他在上本科大二的时候，就发表了语言学的论文，后来他给学生讲普通语言学，讲完就把手稿塞进纸篓里，没有打算发表。在他看来，他后来的理论观点已经被别人抢先发表过了。所以他觉得自己的没价值。后来他死后，他的学生们把课堂笔记拼起来，以他的名义出版，成为现代语言学的最高圣经…… 　　我一边把拍照回来的书的照片转换成文档，一边在想这些事情。原创的思想是人类最为难得的东西。可是在当今的中国，这些最为宝贵的东西，便宜被轻视嘲笑，因为它不能马上换来所谓的“经济效益”。一个社会让经济学家主宰，那就是一个流氓社会。爱因斯坦要是在今日之中国，恐怕顶多只能当个背黑锅的临时工。 　　临时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可耻的称呼，是一个时代的羞辱。羞辱的不是临时工本人，羞辱的是我们这个五千年的文明礼仪之邦，居然在世界文明的语境下，理直气壮地制造奴隶制度——临时工制度。临时工连奴隶都不如。奴隶还有终身依附关系，终生附依主人，像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式工，就是这样终身依附的奴隶。临时工连奴隶都摊不上，这是何等的耻辱！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又想起了那个梦，在梦中，我为党传递情报，敌人叫“共匪”，虽然我的意识里，那共匪是另有其人。因为在整理国民党时期的报纸资料时，我们会发现那里面充满着“共匪”的称呼。至于年轻一代，知道世上有共匪的，那就是六十年来的电影电视和小说里有这个称呼。 　　走在剑桥的大街上，我很奇怪，那灰色的古老建筑为什么不换成上海这样的“现代”高楼？当我建议房东到上海看高楼的时候，房东很生气的说：“我最讨厌高楼了。上海还有其他什么好地方？”于是我给他建议了城隍庙。 　　我们没有剑桥那样的八百年历史的古建筑街道。以前的上千年的历史的街道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全部拆光了。唯有一样东西没有拆：寺庙。除了孤零零的寺庙，就再也没有剑桥那样的八百年的古城了。 　　寺庙在西方人眼里，或者说在骨子里头，它不是文化，是一种非常可笑的愚昧和落后的标志。这是唯一改革开放没有拆迁的东西。所以，西方人就怀着神秘的尊重的心情，对待这种最为愚蠢的存在了。 　　在英国，据房东讲，信教的人口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房东老夫妻不是基督徒。现在有些宗教分子大说宗教的好处。可是你要是问一个中国基督徒：不信教的人会怎么样？他咬牙切齿地说：下地狱。不信教就居然犯了弥天大罪，要下地狱？你就知道这些所谓的信徒是什么货色了？在他们的骨子里面，充满着敌意、残暴和冷血，在他们的满口阿门、满口阿弥陀佛的背后，是对不信教的人的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本来没有，只是他们入了教，成了宗教极端分子，这就把其兽性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一切宗教，不论它有多么漂亮的教义，骨子里头，它都是极端偏执。且不论十年前的那场所谓的宗教风波了。就看看唐代的礼佛恶果：焚顶烧指，自残肢体而入佛门，佛门寄生虫成为世俗百姓不堪重负的邪恶势力。 　　现在的文明社会，宗教式微，成为一种文化仪式，一种可观赏审美的建筑，一种可以尊重的符号，它洗去了往年的愚昧与偏执，邪恶与疯狂。基督教徒的减少，使西方走向了文明的现代化。不是宗教改变了社会，而是社会改革的宗教，这些宗教也得与时俱进。 　　从宗教极端分子的诅咒，我们又想起了那个关于“共匪”的诅咒。被诅咒的人其实并无罪，诅咒的宗教狂热分子的诅咒本身就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罪孽。 　　共匪一直存在。现在合法的拆迁，便是一种共匪。 　　据报道，云南巧家一社区发生爆炸，系拆迁户女人被召签拆迁协议时引爆，而她的丈夫因拒拆迁被政府召去后，回家即身亡。目前，这个报道被否定，警方另外指认了一个现在场炸死的男性为兼犯。虽然所提“证据”十分荒唐，但是本意就是否认先前的报道。 　　三十年来，我们的文化赖以存在的一切都被拆迁了。拆迁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标志。改革就是拆迁，开放就是官员为所欲为地集中权力，变本加厉地有官员的私法颠覆公民的公法。爆炸就是这种拆迁的唯一标志。 　　某些共匪的拆迁行为生出了怪胎。在拆迁的话语体系时催生了对这个社会的疯狂报复。如果说爆炸案实施者是匪的话，那么他们与拆迁匪徒一样是“共匪”。拆迁之匪必然催生抗拆迁之匪。今日报道某局长仅从死者两年前的聊天记录来判定死有“有罪”，这就是赤裸裸的“共匪”逻辑。正是这种匪气的逻辑颠倒黑白，才催生了一个匪气的新时代。 　　昨晚和朋友喝了酒，朋友讲了他那个工大的校长的升官经：在美国读博士，读不下去了，逃学了，没拿着学位就跑回国了，这恐是一千个留学生里只有这样一个无耻的败类吧。可是最无耻的事情还在后面：他回国后，竟然说：我太爱国了，爱国爱得没办法再在美国学下去，所以回国报效了。于是“上级”感激不尽啊，忠义之士啊，于是一路迁升，如今做到了工大校长的官位。 　　朋友讲得很气愤，我其实一点也不惊奇。记得我曾经给班上一个成绩倒数第一的学生说：你将来谋生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他问：什么路？我说：当官。 　　如工大校长这样的流氓升到校长的位子一样，所有的官员都是这样升的。如果不首先成为流氓，就不可能升迁。流氓最善于“拿前途”担保，最善于“承诺”，承诺背后没有下文。如果说世上有一百个承诺作不到的人，那么就有一百零一个官员作出过这样的承诺。 　　想到竟然梦中自己当了“共匪”，为“共匪”搜集情报，并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仔细想来，是因为前一阶段看了电视剧的作用。谍战片写得很好。那里面的共匪很机智，很有谋略，很正义，很富有牺牲精神。而敌对势力则那么自私，利用组织权力对下属奴役奸淫。这就是一个悖论。被称为共匪的人是正义的化身，披着合法外衣的政府官员，则彻头彻尾是十足的流氓匪徒。看到那时候国民党官员腐败到利用组织权力对下属奴役奸淫的匪徒嘴脸时，谁都会在现在社会里随便找到一个真实的版本。 　　当然，这样的影视是一个话语体系。这种老套的潜伏啊地下党啊的叙事。太老了，书写了六十年的英雄地下党，这老套子也太陈旧了。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这三十年来的文学主璇律。因为它是六十来年一直重复的璇律。 　　改革三十年的文学告诉世人什么？它唯一告诉世上的东西，就是灵魂拆迁。这种文学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就是御用文人“歌唱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的应景之作。这种文学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伤痕”文学，不厌其烦地控诉“文革”的“罪恶”，不厌其烦地挖空心思“控诉”前一个时代对自己的造成的“伤痕”。如果你看一下这些占居着话语权霸权地位作家与编辑是如何登上话语权的？你一定会觉得他们诉说的所谓“伤痕”令人作呕：正是这些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所谓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革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真正的受伤的的普通群众不能言说，他们的言说的话语权早被这些流氓剥夺了。这是第一类灵魂拆迁。 　　其实这类拆迁的话语体系垃圾并不新鲜，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这样的“控诉”旧社会的话语体系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只不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控诉的是国民党统治。而改革年代的所谓‘伤痕“则是控诉共产党执政的“文革”时期。这个时候没有别的替罪羊，再控诉国民党反动派，那实在是连小孩子都从梦中笑醒了。所以就要抓住几个替罪羊来控诉。控诉完了蒋介石，得换一个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先由控诉四人帮，最后发展到控诉毛泽东。 　　最无耻的人，就是在文革期间爬官员的地位的人，带头攻击“文革”，于是，那样一批流氓文人，摇身一变，就浊控诉“文革”的争先锋。 　　伤痕文学本质上只是为了流氓式的改朝换代进行文学话语建构，控诉前代的“罪恶”，是为了打建“新王朝”正确而光荣的话语体系，把前朝一律叙事成黑的，才能突出当朝的“白”。伤痕文学通过赚取读者的眼泪和同情而一如匪徒一样，把文学的骨子里头想贩卖的东西塞给少不更事的年青一代。 　　在伤痕文学的后面，生出了怪胎，这就是所谓的“改革文学”，它不遗余力地拆迁现有的价值观体系，将弱肉强食——这个自达尔文进化论之后派出生来的西方社会的十九世纪垃圾，并早已被西方扔进垃圾堆的东西，被这些精神拆迁队如获至宝地供奉起来，作为“改革文学”骨子里头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强力推行精神拆迁。他们赖以凭借的拆迁工具，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兽性逻辑。 　　在这样一统天下的匪气逻辑——弱肉强食的兽性话语体系的建构下，孽生了另一种流派，既流氓文学。这种流氓文学或称“痞子文学”，满篇充斥着痞子气，砸烂一切家俱，发泄一下情绪，被看成是文学建构的时尚，进而被前一种兽性主璇律收编招安，并向全社会推行的一种话语体系。这是前一种话语体系的变种。砸，就是为所谓的“改革”书写堂而皇之的“理由”，建构它的理论依据，砸，就是精神拆迁的话语强奸。 　　社会供奉的就是这种叛逆，汉奸一夜之间也成为时尚，也成为可以像地富反坏右摘帽子一样摘掉帽子。这种叛逆的全社会话语体系的臭气熏天的排污，污染了所有的江河湖泊，悖论式地拆迁了拆迁者的生存基础。 　　如果说，改革是文革派生的匪气的继续，那么这种匪气指向的不是客体，不是另一个对象，不是外在的敌人，恰恰是匪徒自身。当一个法院院长、检察长、纪监委员被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当打黑英雄最终被打黑……这一系列的现实版的精神拆迁，最权威的阐释了精神拆迁的真实逻辑。只在拆迁文学想不到的，没有现实不发生的。拆迁文学总是这样步履蹒跚地爬行在兽性话语体系后面，艰难地举起根本没有的皇帝的大裙带子。 　　于是，我们所能聊为享受的，便是这样一种潜伏文学，它虽然陈旧之极，极为老套，但是却是大众在厌恶拆迁的污垢之外而聊以自慰的版本。因为这种潜伏里潜伏着早期共产党所具备的平等、正义、无私、大度、奉献、助人、劫富济贫的社会本质因素。它的异化体——弱肉强食的改革逻辑是对它的彻底的反叛，一如它控诉它的创始人、一如它反叛它赖成获得话语霸权的基础，一如它拆迁它生存的唯一基石。 　　事实上，精神拆迁之后，一如实体拆迁之后，除了建成钢筋混凝土的荒漠以外，便是流氓官僚可以炫耀以弥补内心空虚的鸡的屁数字之外，一个虚构的传奇数据之外，什么也没有。。。。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拆迁抓走……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做爱枫林晚，霜叶树下在拆迁……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在拆迁…… 妇呼一何苦，吏拆一何怒…… 朱门拆迁臭，路有冻死骨…… 帘卷拆迁，人比黄花瘦……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拆迁…… ……
　　这便是一个真实的梦。
[ 本帖最后由 太阳神 于 2012-5-16 08:19 编辑 ] 太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