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上大学

　　第二次上大学
　　
　　时光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响过不久的新年钟声，我走进云南省农校五楼的一间学生宿舍。宿舍里有五张高低床，一张桌子，七、八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在高谈阔论。见我进来，声音立刻停止了，一齐站了起来，向我望去。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恭敬地说：“老师，您好！”我笑了，说：“你说错了，我不是老师，我和你们一样，是函授学员。”说完，把手里的包往一张空床上一放，说：“从今天起，我就和大家住在一起了。”并摹仿日本人的腔调，加了一句：“请多关照。”
　　大家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仿佛不相信我说的话。这也难怪，那时的我已经43岁了，教龄19年，浑身透露出一股无法隐藏的教师职业气息。虽然四十多岁的函授学员并不少见，但这把年纪来学计算机的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然而我诚恳的态度和在这里安营扎寨的举动，使他们不得不相信。
　　既然不是老师，而是同学，大家拘谨的心理消失了，围上前，与我攀谈起来。一个同学问我：“你怎么这么大年纪还来读书？”我还未来得及说话，旁边一个性急的同学，马上接口说：“那还用说，肯定是学历不达标，影响评职称嘛。我们学校有个老师，50多岁了，教学水平高，年年得优秀，就是学历太低，现在还是中教二级。”我笑了笑，说：“我的学历早就达标了，82年大学本科毕业。职称也不成问题，三年前就评为中专讲师。”大家更奇怪了，问：“那你为什么还来读个专科函授呢？”
　　这话问得在理，读了专科读本科，司空见惯，读了本科再读专科，实属罕见。
　　“这事说来话长。”于是我向大家讲述了我报考计算机软件专科的缘由。
　　事情还要追溯到1984年暑假。我所任教的大理师范数学教研组收到两个邀请函，一是到云南民族学院学数理逻辑，一是到云师大学计算机，作为数学教师，我被安排参加学数理逻辑。谁知听说学计算机的要考试，成绩及格者才发给合格证。当时大家都没有直接接触过计算机，神秘得很，心中无底，无人愿去。教研组长找我商量，我瞎子不怕老虎，接下了这个任务。于是在昆明学习期间，我两边都参加，幸而师大和民院相隔不远，跑来跑去，问题不大。学习结束，本末倒置，我的主项数理逻辑学得稀里糊涂，计算机却考了个98分，得得意意地拿了个合格证回校交差。
　　想不到这一无心之举，却就此改变了我的专业，也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1989年，学校购置电脑，除了我混了张合格证外，全校无人懂电脑，于是派我和电教馆负责人赵老师一起去购买。买回13台中华学习机后，当时学校尚不具备正式开课的条件，便办了个计算机兴趣活动小组。赶鸭子上架，我又承担了兴趣小组授课的任务。我清楚地知道，几年前学的那点计算机知识远远不够。俗话说“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可是我连半碗水都没有，怎么教计算机呢？便萌生了再学习的想法。脱产学习显然不可能，经学校批准，我报考了云师大数学系主办的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函授班。这样40多岁的我第二次上大学，经过半年自学，次年年初前往昆明，参加云师大数学系在省农校举办的第一次面授，这才出现了开头发生的一幕。
　　大家谈兴正浓，真正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和福生老师走进来了，通知大家到会议室开会。
　　和老师一见到我，就把我认出来了。路上他对我说，我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员，工作多年，比较成熟，想让我担任班长。我历来对社会工作不感兴趣，自离开下关师专以后，在师范连个小组长都不愿当，便以我已调师范函授处工作，假期特别忙，不能常参加面授为名，婉言拒绝了。和老师只得要求我多关心班上的工作，我答应了。事后，与我同宿舍的小郭担任了班长，他是宣威一所学校的校长，共产党员，办事稳重，认真负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头晚的会议交代了些函授学习的规章制度和注意事项，第二天就正式开始面授。谁知第一节课就出现了意外。
　　也许是数学系与农校的沟通出现了问题，上课前夕，师生齐聚教学楼，大门却被里面反锁，谁也进不去。情急之下，老师见门上方的窗户可以打开，提出从窗户爬进去，从里面开门。几个小伙子爬了几次，都爬不进去。我看窗户并不太高，我练过单杆，能拉二十下引体向上，想来问题不大，于是挺身而出，纵身跃起，抓住窗沿，稍一用力，升了上去，灵巧地越过窗户，轻轻落下，把门打开，第一节课得以顺利进行。
　　紧张的面授学习开始了。和第一次上大学不同，这次函授学习，我显得特别轻松。没有经济的压力，没有家庭的拖累，也没有在下关师专那样繁重的社会工作。其他的学员平时工作很忙，又没有计算机，大多数知识都靠面授的一个多月时间来掌握，自是辛苦而繁忙。而我来面授之间，已经结合实际教学，在电脑上实践，把课程基本自学完毕，只带着少量问题来参加面授。再加上有些课程如数学分析、线性代数等是第一次上大学就学过的内容，只需复习恢复一下即可，这样自然想不轻松都难。但我仍不敢马虎，考试时更是极其认真，如履薄冰。这除了想认真学点知识外，还因为函大的入学考试，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考前，我十分自信，以为我一个堂堂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考个成人高考，闭着眼睛都能考得上。因此没有作任何准备，毫不在意地走上考场。结果虽然考上了，成绩却惨不忍睹。数学考了90分，化学竟破天荒地不及格，只考了个48分，四科总评69分。这个成绩虽然比当地其他参加成人高考的人员整整多了六、七十分，却是我一生考试中从未有过的低分，这样的奇耻大辱令我刻骨铭心。另一个原因是云师大数学系规定，每次考试各科总评在90分以上的可以获得奖学金，三年学习结束，次次获得奖学金的可以评为优秀学员。一向不服输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优秀学员拿到手。
　　本来一切顺理成章，每次考试，我各科成绩都在95以上，100分也是家常便饭，这样次次拿到了奖学金。谁知一次意外，使我的奖学金和优秀学员几乎付之东流。1991年暑假，大理师范函授处组织全州函授学员面授，一位数学教师临时请假，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只得由我顶上。直到函大面授结束前，才匆匆赶到昆明参加期末考试，结果误了面授前的考试。面授前的考试占总评成绩的30%，这样我即使期末考考100分，也无法实现总评90以上。对此我有些不解，在一次有系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上，我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说，函授学习的突出特点就是存在学习和工作的矛盾，能既做好本职工作，又能完成学习任务是函授教育最好的结果，最高的境界。为了函授学习，影响了本职工作，单位不满意，对学员和函授主办单位都不利。我这次顾全了本单位的工作，虽然误了面授前的考试，但期末考的成绩证明，并未影响函授学习的效果。为此失去奖学金和优秀学员的评选，不太符合函授办学的宗旨。数学系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我的意见，奖学金失而复得，三年学习结束，也如愿获得了优秀学员证书。
　　和大多数参加函授学习的学员不同，我学习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凭，而是掌握计算机知识。因此每次面授前，我都要把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整理出来，向老师求教。我的问题少则几条，多则一、二十条，大多得到了老师热心的指教。有一次，我写了满满几大篇的问题，交给任教的杨秀国老师。他非常认真，拿回去花了几天时间，写了几万字的详细解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更令我十分感动。
　　对老师的感激，使我更愿意为他们做点什么。由于我平时有电脑，许多操作早以滚瓜烂熟，因此在上机操作练习的时候，不但不用练，还可以帮助指导其他学生。开始老师还不太放心，看了几次，觉得我完全能够胜任。这样许多上机实验课，我就成了编外的指导教师，正牌的老师可以安心休息，甚至不用来了。
　　充沛的精力，轻松的学习，使我的手还“伸”到了云师大教务处。在学习DBASE数据库知识时，教室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是教务处的段老师。教务处出钱请专业技术人员制作了一个教务管理软件，由他负责使用，因此特来听课学习。他见我对电脑比较熟悉，经常向我请教。后来干脆在课余时间把我请到教务处，直接让我教他使用教务管理软件，帮助他解决软件使用中的种种问题。我既帮了他的忙，又掌握了不少知识，可谓一举两得。事后他对我很是感激，也给了我不少关照。
　　由于我年纪最大，成绩好，热心，因此虽然我不是班委，但班长小郭事事找我商量，事事拉我一起去办。什么参加座谈会，看望老师，组织各项活动，我统统到场，成了一个不是班委的“班委”。本不想干，但我答应了和老师要关心班上的工作，只得勉为其难，尽力去做。
　　这天，同学小张腹部突然剧烈疼痛，小郭请我和一个女生带她到医院看病。我们来到一家小诊所，打针吃药后，毫无效果，小张疼得在床上翻滚。我一看事情不妙，马上把她送进离得最近的一家大医院。医生一检查，是肾绞疼，必须马上住院治疗。我让那位女生回去通知学校，并再增派同学到医院看护。谁知医院的住院部远在十几公里外的黑林铺，学校其他人还未赶来，救护车已到，立即将病人拉走。时间紧迫又别无他人，我只得跟车前往。到住院部后，在陌生的医院里跑上跑下，所有手续和相关事宜全由我一人办理。一切办妥，小张经过及时治疗，病情缓解，数学系领导和两个女生才来到。我又饥又累，回到学校，已是晚上十点多钟。望着万家灯火的昆明城，虽然辛苦挨饿，但觉得做了件该做的事，心中很是欢畅。
　　以后几天，班上安排女同学到医院陪护，有的同学为此影响了学习。我主动利用晚自习，给缺课的同学补课。这样虽然我每天晚上要花费些时间精力，但这些同学的学习未受影响。小张得到了同学的良好照顾和精神安慰，一个多星期以后，就康复出院了。
　　函授学员来自全省各地，年龄差异比我读师专时还大，但大家相处融洽，相互帮助。特别是同一宿舍的几位同学，他们对我尊为师长，我视他们为伙伴。我们常在一起讲述经历，畅谈理想。探讨学习中的问题，交流各自的经验良方。在球场上纵情驰骋，在楚河汉界中厮杀得天昏地暗，在幽静的校园里漫步，在昆明的大街小巷、著名景点流连忘返。90年春节恰逢面授期间，我们在一起吃年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水果、饮料，大家频频举杯，相互祝愿，边吃边谈。欢歌笑语与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连成一片，度过了一个难忘愉快的除夕夜晚。
　　时光像水一样流逝，三年的函授学习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毕业论文是毕业前的最后一关，直接关系到毕业证书获得与否。论文的要求是编写一个应用程序，同学们都拿出全部精力，废寝忘食，认真准备。而我却显得格外轻松，悠哉乐哉，除了给同学提供点帮助，什么也不用做。因为我早以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了。
　　原来早在学校计算机购入之后，在组织微机兴趣活动小组之余，我就想方设法，让计算机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与总务处合作，运用早年学过的BASIC语言，在中华学习机上编制了一个工资管理程序。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中华学习机内存只有64K，磁盘容量140K，现在的普通电脑内存2G，硬盘容量500G，分别相当于中华学习机的三万多倍和三十多万倍。要在这样小的容量里装入几千个工资数据和应用程序，让它能正常运行并打印出来，真可谓螺丝壳里做道场，让我绞尽脑汁。我灵活运用了许多知识和技巧，终于编制成功。这个程序经过不断修改完善，后来移植到更高档的电脑上，变得功能强大，使用方便，不仅能进行普通的工资录入、计算、打印，还能打印工资条，处理银行贷款利息，作零款暂存，根据职称、等级自动录入和更改工资数据等等。这个程序为总务处节约了大量人力、时间、精力，沿用多年。直到本世纪初，当地财政局下发了专门的工资管理系统，它才寿终正寝，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林育才老师是云师大最年轻最有才华的教授之一，他对中华学习机很有研究，听说我设计了在中华学习机上运行的工资管理程序，很感兴趣，特地把我请到家中，向他作演示介绍。他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对我在内存使用上的巧妙设计大为赞赏。林教授是毕业论文评定的首席专家，得到他的首肯，我的毕业论文自然获得较高评价，顺利通过，1992年8月，我以优异的成绩告别了在云师大的计算机软件专业函授学习。
　　同年9月大理师范正式开设计算机课，我也正式改行为学校第一个计算机教师。三年后，凭着两个大学学历，一贯的工作表现，几篇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计算机教学论文和92分的职称外语考试成绩，我顺利晋升为中专高级讲师。1998年我参加省师范处组织的计算机课件制作培训，与同伴合作制作的课件《食物链》，获得课件制作一等奖。论文《谈谈中师计算机的游戏教学》参加全国小教培养工委举办的论文竞赛，同样获得一等奖。2000年，云南省中师教育学会成立，经省教委批准，我担任了云南省中师计算机学会理事长。退休前夕，作为指导教师，还帮助一位年轻教师在全省教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我本人也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退休后以电脑为笔，学习写作，并以帮助他人学习使用电脑，维修计算机为乐。第二次上大学，把我和计算机这个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紧紧联接在一起，并且将相伴终身。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3-7-10 22:1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