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倒映在墙壁上的影像

　　 　　 父亲倒映在墙壁上的影像
　　 文/孙本召
　　乡村，有许多东西是站着的。人站着，庄稼站着，树站着，墙壁站着。站着，不仅仅是一种姿势，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人站着，说话才有底气；庄稼站着，才能有好收成；树站着，宣示着一个绿色生命的昌盛；墙壁站着，是一个家存在的尊严。站着，不倒下，是每一种植物和动物乃至器物存在于世间最卑微的底线。
　　墙壁在乡村是一个男人的脸面。成家立业、建屋起灶，每一个户头都有一堵高大的墙。墙是生命的载重点。
　　1978年冬天，36岁的父亲开始在祖辈留下的宅基地上建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时，我的爷爷已经不在。奶奶死死地看着父亲不做声。身后低矮的两间用麻秸和芦苇搭成的草庵已经成了村子里最后的话柄。奶奶的小脚在村子里越走越近了。她走到哪里都有人鼓捣她低矮的草庵。她的心被围困在草庵里，凉飕飕的，不见曙光。
　　我的父亲是个教书匠，日子里和粉笔、教鞭这样的小物件打交道，身体羸弱，清瘦的如一支褪色的短尾毛笔。奶奶整日的唉声叹气，坐在床沿上，严重的支气管炎折磨着她的肺部和喉咙。
　　记忆中，奶奶的咳嗽声总是很仓促，有时候是整夜整夜的干咳，我担心她会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脆弱的心脏咳出来。奶奶最害怕冬天，因此，冬天，我这个长孙就成了她的暖水袋。奶奶的脚是裹过的，小巧而精致。晚上，我会抱着奶奶的小脚，像抱着两个光滑的茄子。当然，奶奶在临睡前总是要犒赏我的孝心的。她会说许多的光怪离奇的鬼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来源于民间。村子里的许多老人都会说。奶奶有时候还会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块或者两块果子和麦芽糖，那样的夜晚，在奶奶的咳嗽声中，我依旧可以酣然入梦。即使半夜间，冷冽的寒风会穿越过松垮的芦苇进入我的被窝。
　　父亲开始了一个男人建屋的漫长的长征路。最先的工作是拉架子车往返40里路去河东的山上去拉石头。那时，石头的价格并不贵。不贵，也没有几户人家能全部用石头来砌墙。父亲准备建三间草屋。很宽大的那种，能容得下奶奶、母亲、两个女儿、两个儿子的草屋。父亲决定去东山拉石头，需要很早出门。母亲也起得早，烙上两块饼，塞在父亲的衣兜里。水不需要，父亲说，那时，山清水秀，任何沟渠里的水都比井水甜。奶奶不放心，围着父亲的架子车绕了几圈，用粗糙的爬满蚯蚓似的手掌紧紧扯住车跘绳，用力地来回挣拉。我们姐弟四人看着父亲一步步远去的背影，不知道说什么，木桩一般，一直高声地喊着：爸爸，早点回来！
　　父亲用了三个月的星期天休息时间，才把下地基的300块石块拉回来。那些石块奇形怪状，服服帖帖地躺在我家的宅基地上。每一块石头,都被父亲搬过了。这些石块的到来，让奶奶的脸色红润了许多。她拄着那根枣树拐杖，笑呵呵地站在石块前，一块块地说着：1、2、3、4……风从奶奶的背后吹来，她厚重的声音在父亲的耳畔回荡，每一声都是一位母亲对儿子最大的表扬和鼓励。弟弟那时还小，只有三岁。他会屁颠屁颠地拱进父亲的怀里，活脱一个小羊羔。父亲并不吝啬他对这个老儿子的疼爱，用钢针似的的胡渣，胡乱地在弟弟的额头、脸蛋、手心、手背上一顿狂刺，甚至连弟弟白乎乎的屁股也不放过，父亲埋头啃弟弟屁股的时候，我比弟弟大三岁的屁股一样又痒又疼。
　　石头到家了，阳春三月，我们的房子很快就开工了。建屋是件大事，马虎不得。奶奶慎重地找人看了动工的日子。原本四间宽的宅基地只能建三间屋，因为有一间冲着前方的一座石桥。动工那天，我见到了我唯一的姑父，我的姥爷，我的小舅。他们是作为男人来助阵的。我不能说他们是主力军，但对于父亲，他们的建屋经验和技巧是父亲需要学习和提高的。
　　打磨石块的工匠是村子里的老把式。我喊他七爹。七爹是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头儿，满嘴的大黄牙，一条草绳系在脏兮兮的宽大粗布棉袄上，一根长长的大烟杆别在腰间。他一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钻，一手拿着一把沉重的铁锤。石佛一般坐在石头旁，他专心致志地打磨着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是最贵重的，也是最重要的。它们将被放在堂屋正门的两侧，那是齐家立业的基石。这个不能少。村子里每户人家建屋的时候，都会把七爹请去。七爹的手艺没有话说。石块在他的摆弄下，很快就不再棱角分明了，慢慢地变得柔软而温润。均匀细密的纹理，端庄平正的身段，在所有的石块中楚楚动人、出类拔萃。
　　奶奶挪动着小脚，凑上去，眯缝着眼睛瞅着那两块光鲜乳滑的石块，细声地向七爹说：“他七老哥，给俺家圣儿的石块起个名儿吧？”七爹一边打磨一边说：“圣儿是个书生，性子弱，气头短，但人品高。家运要长久，要取一个硬些的名字。现在时冬天，梅花正开呢，你家媳妇的名字中有一个“兰”字，就叫“圣兰石”吧。”“圣兰石！圣兰石！好好！好好！“奶奶一边念叨，一边找父亲。父亲正在挖地基，他的汗水顺着额角，淌过脸颊，流过下巴，滴落在被挖掘开的地槽内。此时的父亲，分明就是一粒巨大的种子，他要把自己种植在这三间宽大的庄稼地上，不久，他的汗水和意志就会站立起一睹墙，为所有关注他的亲人送上一份厚实的礼物。
　　开始砌墙了。准确地说，不是砌墙，而是垒墙。父亲就像一只大鸟，一圈圈的筑起这个庞大的复杂的鸟窝。那时没有砖块，拉来的石块刚好够做下地基。平面以上的墙体必须由父亲独立去完成。材料极其简单，泥土加上麦壳或者稻壳，再加上水，这些东西就是建筑墙体的原料。泥土是免费的，稻壳和麦壳是免费的，水是免费的，父亲的力气和汗水也是免费的。我那时并不知道免费的东西竟也那样的昂贵和价值连城。垒墙的日子是开春后。父亲需要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的忙碌来增加墙壁的高度。那段日子，父亲从学校回家后，就是和泥土打交道，挖土、挑水、倒入麦壳或者稻壳，赤脚下去踩踏，糅合。父亲在泥土中的姿势很是怪异，不能说他在跳舞，他没有这样的雅兴，他佝偻着身子，低着头，有节奏地起落着自己的大脚。泥坯的制作是很讲究的。水分加入的多少，稻壳比例的大小，泥块的死熟程度，都需要父亲一个人把握。开始的垒砌，父亲的速度很快。他挽起袖角，露出竹节似的的胳膊，将一大团混合着麦草和稻草味的泥块从地上卷起。他手里的泥团像一个不规则的抱枕，反复地举起，抛下，摔打，拳捶，掌剁，拍捏后，一块坚韧的泥坯才会乖乖地占据自己的位置。那个位置是父亲留给它的最好的归宿。这些从自留地里赶回来的泥土，它们应该感谢父亲的，一个家的昌盛和繁荣，仅仅依靠一个男人是远远不够的。还有爱着他的女人，爱着他的庄稼，爱着他的泥土。
　　墙体的高度已经高过父亲的头顶。板凳也被父亲拿去服苦役。一个男人的高度，有时候也需要依托物的支撑。可惜，我那时还小，还不能做父亲的阶梯。父亲劳累的时候，我知道的是端去一碗白开水，拿毛巾擦去他脸上的汗水。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一个小学生要关心父母，这是我的一个女班主任说的。她和父亲一个学校，她说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秋天来了，父亲把秋天的庄稼卖了，手里有了足够的钱来完成屋顶的构建。我们的屋子在第一片雪花飞舞的时候就可以提前竣工了。上梁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父亲是村子里的一支笔，他自己在房梁的主梁上写了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绣梁布是母亲上街扯来的崭新的大红绸布，撒了花生、瓜子、果糖，还点燃了一挂一尺来长的鞭炮。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我家的宅基地上响起的时候，我看见奶奶哭了，母亲哭了，父亲更是哭得一塌糊涂。随后，一些二梁木、三梁木、竹竿、芦苇、麦秸前赴后继地上了屋顶，一层层，安然秩序地匍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些知根知底的家伙，这些懂得心疼父亲的家伙，此一刻，都聚齐了，它们用自己的体温凝聚成了一个温暖的城堡，让我们全家七口人的灵魂有了一个蹲守的据点。
　　新房子就是好看。墙基稳固，墙体整洁，屋草坚韧，窗户明亮。虽然里面空朗朗的，但是站在里面就很满足了。清新的泥土的味道，温暖的麦草味道，一股股地扑入鼻翼。奶奶站着，父亲站着，母亲站着，大姐站着，小姐站着，我站着，弟弟站着，我们宽大明亮的屋子站着。这个画面一直不曾掉色，清晰如昨。
　　1979年的春节，搬进新屋后，我渐渐发现，有许多的东西都离不开墙了。堂屋的正上方的墙壁上，父亲写了一行字：无产阶级江山万代红。这是父亲作为一个书匠的最好的证明。我只希望我们的日子能天天红。能有米饭吃，有白面膜吃，有书读，有零钱花。不久，生产责任制的春风吹进了我们的新屋。后来，我们的新屋陆续走进了许多东西，有会唱歌的“铁盒子”，有两个轮子的“铁毛驴”，母亲有了缝纫机，戴上了手表，家里又添了一个叫“秀秀”的母牛。
　　1987年的夏天，父亲作为民办教师终于转正了。15岁的我也考上了师范。我家双喜临门。父亲决定建筑自己的第二个新屋。这一次盖的新屋是三间砖石结构的平房。这一次建屋，父亲轻松了许多。材料都是别人送上门的，建筑的工人是村子里的泥瓦匠，父亲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自己内心的想法，自己设计墙的厚度，高度，长度，宽度。窗户是最时髦的三开窗，不要石灰泥灌缝，全部是水泥灌浆，地基挖一米深，今后还要盖第二层。这一年，奶奶81岁，父亲45岁，母亲38岁，大姐21岁，小姐18岁，弟弟12岁，父亲用自己的沉默告诉我们，他在，即使爷爷不在，这个家一样蒸蒸日上。
　　我们在成长，墙壁一样在感受风尘的腐蚀。父亲不担心新盖的砖石结构的平房。他一直都不曾放弃过对老草屋的照顾。雨声的滴答，久而久之，竟让墙基的泥土块块剥落，齐整的地基上口会有一道长长的空空的小型隧道。这道隧道就像一把弯刀，时刻在剜去父亲的肌肉。这一堵坚硬的泥土墙，是父亲成为一个男人的见证。每一个男人都要保家卫国的。每一年的过往，父亲都会及时地完成对那道伤痕的修补。依旧用温暖的泥土，混合着清香的麦壳和稻壳，一抹抹荡平岁月留下的脚印。墙是家的外衣，父亲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裁剪师，他用整齐的麦秸和稻草做装饰，一层层覆盖在泥土墙的身上，任凭风吹雨打，墙壁一年年顽强地站着，它的根深深扎进我们的宅基地，和我们共沐阳光，共享月光。
　　和墙壁相关联的东西很多，乡下的许多东西离开墙壁是孤独的。父亲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我已是一个小男人。父亲是一号男人，我是二号男人，弟弟是三号男人。我在中间，我是一个过渡段。于是，父亲有许多的农事、家事、村事、国事都好和我说。我从父亲的屁股后面，逐渐绕到前面，心甘情愿地做父亲的马前卒，开始做父亲的帮手。我帮父亲从墙壁上取下锈迹斑驳的镰刀，和他一起面对庄稼的千军万马。我帮父亲扛着劳累一天的锄头回家，然后把有气无力地锄头靠在墙角休息。墙壁上挂着的种子，我背着一袋和父亲并肩前行。父亲很是害怕墙壁寂寞似的，他把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挂在墙上。鸡毛掸子、水壶、簸箕、筛子、油篓、书包、蔬菜籽、相框、大挂钟、算盘、杆秤、灯笼、年货、草帽、雨衣、马灯、辣椒、玉米、席子、破鞋等等，只要是生活的用具，他都让它们挂着。墙壁上有许多的空，上面钉着木桩，铁钉。挂着的东西都是随手可取的，放在哪里，不用找，心底藏着呢。东西要有个去处才可以安身。家里的东西一年年多起来，都不舍得丢，地下放不下，只好走空中。家里乱点，才是生活。一尘不染的地方不是真实的家。
　　1992年，草屋和平房的墙壁上失去了所有的色彩。原来，墙壁也是会伤痛的。墙壁雪白的墙壁如同奶奶苍白的脸颊。86岁的奶奶，在这一年的冬天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年的雪好大，一夜间，雪齐膝盖。奶奶的娘家很远，我是长孙，报丧的事落在我的肩上。临行前，父亲死死地盯着我，就像当年奶奶盯着他一样，目光犀利却饱含期待。那天早上7点多出发，晚上10点才回来。当我浑身冰冷到家的时候，父亲一把把我搂在怀中，他的身子在战栗，我可以清楚地听到父亲的哽咽声。
　　后来，奶奶的照片也挂在了墙上。父亲说，有一天，他的照片也会挂在奶奶的旁边。父亲继续在墙壁上挂着许多东西，贴着许多东西，一些被渐渐模糊的事情，因为父亲的一天天老去，会被重新剪辑，安静地凝望时，心底还是很暖和安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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