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剥枣

父亲开始坐在山楂树下磨镰刀，整修架子车和铁钗等农具的时候，秋蝉正伸长脖子在树上嘶鸣，但阳光只剩花架子，除了中午使使性子，烈得像酒，早晚都水样温存。夏天已软皮蛇般溜走，农历已经进入八月了。

走，去地。母亲一边大声招呼我和弟弟，一边把两只脚轮换蹬在青石板上，细心挽起裤腿，还不忘掸掸黑色方口布鞋面上的灰。

放假也不让歇会。我小声嘟囔着，不情愿地从腿上收起连环画，弟弟趷蹴在我身边，仰着头看我，眼珠黑嘟嘟的，一副言听计从的虔诚。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还多一个秋假。但母亲不会让我们闲着的，她惯于精打细算过日子，连鸡下几个鸡蛋换多少盐，心里都早有盘算，我和弟弟好歹也算半个劳力，她不会白白浪费。

最好是在下地的路上，能够遇到其它同学也和父母一起下地，我们便会心照不宣，借机向父母哀求：让我们先玩一会吧。碍于面子，双方的母亲一定都会表现得宽容和大度，慷慨答应，最后不忘说一句：玩一会赶紧过来啊。

入了秋，一块块新翻的旱地平整而松软，像刚出炉的脆皮蛋糕，表皮干爽，里层湿润。我们脱了鞋子，赤脚踩上去，一脚一个深深的窝，带着微微凉意的细土从脚趾缝间漏出来，旋成螺旋状的花纹。这样的走路极具创意，我们常常在地里来来回回地走，把一块端庄的田糟践的呲牙裂嘴。

有时候也捉蛐蛐，手里提一根狗尾巴草，小心翻开有细洞的泥土，十有八九能看见蛐蛐。蛐蛐们晚上熬夜唱歌，白天都呆愣愣的，既使披着黑色铠甲也无济于事，被捉住时才温柔反抗，不过它们很快就会成为狗尾巴草上徒然挣扎的囚徒。当然，这些蛐蛐最后会被母亲们一个不剩喂到鸡肚子里。

如果地头有一两棵柿子树是再好不过了，我们爬到树上摸柿猴，顺便摘熟透的稀溜软的柿子吃。吃柿子是有窍门的，不用去掉柿蒂，用嘴在柿子尖上咬一个小洞，轻轻一嗫，一股凉甜穿喉而过，手里只剩一个骤然萎缩的皮。

玩累了，跑到谁家花生地里，偷刨花生或红薯，刚出土的花生吃起来脆爽，有一层薄薄的鲜甜。生红薯却瓷实，甜味也淡，我们往往用手搓了土，啃几口就扔，地头便惨惨躺着红薯的碎尸。

但最开心的要数摘酸枣了，七月边，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竿。进入八月，酸枣便成了田野给孩子们准备的糖果和零食。它们虽是野果，却小巧玲珑。虽然个头不起眼，却以多取胜，仿佛天上曾经下了一场红色的珍珠雨，来不及落地，全都凝固在了漫山遍野的枣棵上了。

只要向山坡上仰头一看，油绿枣叶间密密麻麻，万红攒动，任谁都会被大自然这种一掷千金的豪迈惊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小而精致的红，更是一种甜蜜诱惑。才不管母亲们在地头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唤，都对着酸枣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探着身子蠢蠢欲动了。

其实摘枣是从七月或者更早就开始了，农村人下地干活，看见路边有酸枣，顺手都会摘下一颗尝尝，像尝一颗点心一样随意。鼻子里喷着热气的牛，也会凑过头郑重闻闻。走路撒着欢的羊，甚至还会伸出柔软的舌头，轻薄地撩一下枣叶。当然，枣花开的时候，蜜蜂和蝴蝶也来过，秋风起的时候，油绿的蝈蝈也端坐在枣棵上鸣唱过。

只是早些时候，酸枣还无味，属傻白甜系列，微酸，能咂出淡淡青气。过了八月，甜味又老了，逐渐干瘪，酸味加浓。恰到好处的甜和酸，就像天平的两极，在时间之脚走到八月时，配比刚刚好。

刚刚好的时间，配上刚刚好的年华，酸枣们却已退守到坡堰的高处，持守着刚刚好的野心，不再轻易被人顺手摘到。《诗经》里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的句子，剥是扑打的意思。我们小时候没有读过《诗经》，但捡起小树枝或田野地头的玉米秆，踮着脚尖打枣却是与生俱来的本领。

几个小伙伴分工明确，有的打，有的捡，不一会儿就能把上衣、裤子上的四个口袋装得满当当的，再多的，还可以把背心卷起，兜在怀里，枣儿们隔着衣服沉甸甸地摩挲着肚皮，又滑又痒，可能父母们欣喜的收获感也是这样的吧，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让人心安。当然嘴巴是万万不能闲着的，捡枣的空档，不失时机塞一颗枣，“扑”吐一颗枣核，再塞进一颗枣。嘴里的味道也不停变换，有的枣纯甜，有的枣微酸，又有的枣甜酸均等，每一颗枣都是自己的加工车间，制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那时候，口袋里装满酸枣上学，是一件很有底气的事情，见到同学们，慷慨地掏一把和大家分享，嘴里吃起来甜，心里的滋味更甜。

不过摘枣最怕遇到蜂窝，我们土话叫“马蜂嘟噜”，如果不小心用小棍打到蜂窝，长腿细腰的马蜂便会蜂涌而出，它们善长打群架，来势汹汹，不要命的姿态，对目标穷追不舍。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衣服包头，趴在地上不动，或者赶紧逃跑，向反方向，总之认怂就行。马蜂们拼死捍卫领土，也懂得见好就收，否则，硬打硬上只会两败俱伤。

但小时候，如果摘枣没有被蜂蛰的经历，就像上战场没有受过伤一样，会觉得少了一枚荣耀的勋章。我们都是被蜂蛰出来的斗士，肿胀成一条缝的眼睛，膨大如面包一样的脸蛋，熊掌一样肥厚的手，哭天嚎地疼过之后，被小伙伴团团簇拥，宛若凯旋的英雄。

不记得哪个诗人写过一句诗：山里的孩子苦，酸枣也是甜的。我想，也许诗人并不是山里的孩子，不知道摘枣本身就是一件很甜的事情，不知道最简单的日子里到处散落着最原始的快乐。而在物质丰腴的今天，快乐却需要翻箱底寻找。

村里有位张医生，家境殷实，他家院子里一年四季都飘散一种药的清苦味道，很不讨喜，孩子们经过他家门前，都要远远绕开。有一天，母亲带我去张医生家看病，我吃惊地发现，他家院子里居然放了半脸盆的酸枣，可惜都泡在水里，张医生正用白晳的双手揉搓着枣子，看见我们，他的手从盆里捞出来，使劲甩了甩，枣儿们艳丽的皮和软腐的肉从他手上纷纷掉落，水盆里一片混浊的惨红淡白。母亲搭讪说：这么多枣啊。张医生呵呵笑着：这酸枣核是药，能治病哩。我紧咬着嘴唇，躲在母亲身后，忽然对张医生那双女人一样细白的手厌恶至极。

后来才知道，汉语中的荆棘，荆就是枣刺，棘就是酸枣。原来，它的名字就注定它是一种命运多舛的植物，即使长于野外，也依然逃不脱被人类双手掌控的命运。

据说现在人们爱吃的大枣，也是由酸枣树嫁接来的，我常常疑惑酸枣的核是圆的，为什么嫁接成大枣后，枣核反而变得两头尖尖，有一次它的尖还狠狠戳痛了我的舌头。但我欣赏大枣的这种个性，不用从生物学遗传学基因学上考究，不管人还是枣，外表可以温润如玉，内里必须棱角分明。

考大学那年，母亲说，你可以报医学呢，你看张医生，会医术，一辈子吃喝不愁。我鄙夷的撅起嘴，一个看见老虎只想到狰狞虎骨，看见紫花地丁只想到黄褐根茎的人，人生该有多么枯燥乏味。

但确实的是，我上初三之后，母亲很少像小时候那样喊我和弟弟下地干活了，她和父亲埋头干完所有的农活，攒鸡蛋换盐，打粮食换钱，一心一意供我的弟弟读书，八月剥枣的快乐，也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