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母亲乡下的树

那天下班回到我们吃饭的地方，看见她眼泪汪汪地坐在那里发呆，我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她说:“我刚刚跟阿忠他爸打电话了。”“嗯，说什么呢？”“他说他很想我跟阿忠。”她抬起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小疙瘩似的鼻尖上红通通一片。我问她怎么回答的，她垂下头，显得很伤感，半天才说：“我说我也好想你呀，我们也好想你呀！”她把那个“你”咬得很重，后面的“呀”却拖了个长长的尾腔，说着，她又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女儿前几年就出嫁了，我跟阿忠又在这里，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没人陪他吃饭。”说到这里，她几乎要呜咽出声了。我想笑笑，但突然又很想哭。她已经五十岁了，因为唯一的儿子阿忠在我们公司上班，三个月前，她一个人千里迢迢从云南乡下的老家坐了几天火车到了这里。老板看她年纪大了，开始很不愿意招收她进来。后来她告诉我，之所以鼓那么大的勇气一个人出远门，有两条理由：第一，阿忠二十出头了，该娶媳妇了，老家很穷，很难娶亲，所有她必须从外面帮阿忠找一个姑娘带回家去；第二，结婚肯定要钱，还要修房子，但阿忠年轻人从来不知道攒钱，她帮他一起攒钱并顺便照顾他。她这两条理由我觉得十分充足，大概她也是拿这个来说服老板同意她留下来当一名包装女工的。
我们是几个人一起吃饭的，一般谁有时间谁做饭。但她从来不做，说自己不会炒菜。一个农村来的家庭主妇，操持了大半辈子农活，不会做饭，这话我们都不信，但大家都是年轻人也就没法跟她计较。有一次就我们两人在家，看着那些排骨和肉，她抢过去洗白菜，我暗暗发笑，虽然我也不擅长做饭，但没法跟她争，于是佯装生气地切肉。她十分殷勤地洗蒜洗辣椒。还格外讨好我说：“小王，今年到我们云南去过年吧？我做我们云南的过年菜给你吃，保准你喜欢。你看我们云南多好呀多美呀！”她每次说话习惯用“我们云南怎么怎么样”来开头，还喜欢用歌咏式的感叹语，说到云南的好处时还通常附带上对温州的不屑一顾的神态，这让她的身上保持了一种奇特的高傲和自尊出来。
刚来的时候，她拘谨畏缩，又黑又瘦，小小的干瘪的个子，很不起眼。但她头上却扣着一个贝雷帽，给她那一身朴质气质增加了一点现代气息和酷酷的味道。这个帽子她说是出门前女儿给买的，她从来不愿意摘下来。帽子在外面可以挡太阳，在室内则显得非常热。有人劝她时，她一边摇头一边连声说很好啦很好啦不热啦。
她做什么事都喜欢获得别人的声援和赞同，每次她发表什么意见都要问问：“小王，我们做不做？我们不去噢？”她喜欢用这个“我们”，这能让她在这块她完全陌生的土地上找到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这个她刚接触不久的地方，她是用整个身心来融入的，这个融入群体的过程对于她来说，异常辛苦异常艰难。在她的内心深处很有一种隐藏的恐惧感，有时候走在路上，大车经过时路面会有一阵颤动，这让她感到害怕，她不止一次心惊胆颤地说：“小王，你说我们走的地方下面真的是土吗？像我们云南那种硬扎的土？不会是空的吧，我们不会掉下去吧？”她来那么久了，对于她站着的地方，她的感觉还是那么不真实，还是难以让她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总不肯摘下她那个看起来唯一跟现代城市生活气味接近的帽子，这也许可以让她找到一点点慰藉和依靠，这也许是她为了儿子而融入新生活所作的一点努力。但无论她怎么努力，她的血液里她的灵魂里都打上了深深的乡土烙印，那个烙印的中心在云南。那种根植于骨髓里的气味和印迹她是没办法也没能力移除的。这让我总觉得她就是一棵乡下的树，剔除了泥土被移植进了城市，可是，谁能移除掉自己的根呢？谁又能没有根在异地生存呢？
离乡背井，涌向城市，追求新生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了。反正每到过年的时候，那种来于家的故乡的奇特吸引力会从每个城市里的各个角落里一一收集我们散落在异乡的魂魄，并将我们打包装上列车，经过车厢里的挤压发酵，经过几天几夜时间的炒作酝酿，最后到达乡村。再将我们从一些县城和市镇那肮脏吵闹喜庆的小车站里一车车地倾倒在农舍里、猪圈里、鸡笼里、牛栏里、小河里，田埂上，倾倒在母亲的心窝里。但这些残酷的迁移运动自古都是由年轻人来进行的呀！因为年轻人是没有故乡没有乡愁的，他们永远在路上，他们的灵魂永远是躁动的。可我眼前的却是一位母亲，母亲难道不是应该坐在家门口的小院子里，燃起炊烟纳着布鞋等待着那些飞出去的候鸟们再扑楞楞飞回来，回到他们温暖的巢穴里，填满母亲空荡荡的心房么？
想起这些，我炒菜的步骤终于忙乱地不成章法起来，她在旁边看着，开始默不作声，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指点我：“你应该滴点酱油进去，然后再倒点点水盖上焖一下。我笑她：“阿姨，你不是不会做菜么？阿忠教给你的呀？”她很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黑瘦的脸上绯红一片，嘀咕着说：“我不爱动那肉，油腻腻地粘在手上不舒服。在家里，阿忠他爸从来不让我动手的” 说完，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这让我很轻易地就原谅了她的狡黠和偷懒的伎俩，甚至在心里为她的委屈而心疼，而感到歉意。是的，这种委屈本该不是她承受的，她本该好好地呆在她那个贫穷但安宁的农家小院里喂几只鸡呢，她不爱做的事情有她的丈夫来做。我突然有点鼻酸，这种委屈，究竟是谁带给我们的母亲的？
她不会说普通话，除了简单点的单词，复杂一点的句子就不大会说了，于是常常说了几个字后接下来就憋在那里不吭声了，有时候急得抓耳挠腮。但她的倾吐愿望又那么强烈，于是烦躁起来会说出一大串云南话，看着我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她会大笑，好像发泄似的。她站在锅台边指点着我炒菜，冷不丁双手合拢朝我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说：“小王，我们云南，好美！好大的太阳好大的月亮好大的星星好大的水。”这串极其夸张的话，她表达得出奇地流利清澈。云南乡下的那个老家，那个付出了无数辛劳苦累的地方是她生儿育女的地方，也许没离开家，她没觉察出那块泥土地有那么的好，可一旦离开后就觉得那里简直是一个天堂。这种认知促使她的语言能力暂时超越了她的本能，可那个天堂却是她自己执意离开的。见我停下锅铲听得认真，她愈加得意，知道我终于从她不做饭的气恼中走了出来，于是格格笑了起来。是的，她喜欢格格地笑，那笑声很清脆很出尘很无垢很澄澈，像小姑娘一般天真娇憨。
她的笑声通常都让人觉得她很快活，在她眼里世上一切都是可乐的事情。但她表现得再快乐也消除不了她眼角那一点忧郁的神色。有时候她恹恹地不想吃饭，劝她时，她会莫名其妙地说：“我想那头小猪仔了，不知道阿忠他爸把它养到多大了？”有时候，她吃着饭时会突然冒出来一句：“我们家那个板栗树下有一个古怪的东西，阿忠你还记得吧？”她神色庄重地侧头问儿子，“是一块石头，它居然长成这样这样。”她索性放下碗筷在饭桌上比划了起来。往往在这时，阿忠都显得很不耐烦：“哎哟，妈，叫你别来你偏来，你还是回去吧。”阿忠每次一说她，她就赶快住嘴了，她生怕儿子逼她回家。即使她那个家那么好，她生活的那么自在自足，她想家想得生病想得吃不下饭，外面的世界让她多么地紧张不适应，她还是不愿意回去。因为在那里她看不到她儿子，而阿忠娶媳妇和修房子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天塌下来也许她不会关心，但阿忠身上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对儿子的感情跟天下所有母亲一样，沉溺盲目。
阿忠在车间担任一个小组长，喜欢抽烟喝酒，常常跟一般小年轻们出去玩，有时候大半夜不回来。这让她焦虑，时刻处在提心吊胆中。但阿忠太年轻了，根本不能很好地体会一个做母亲的全部心思，因此行为上常常超出了她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只要阿忠一不在她的视线里，她就会变得很慌乱，到处去找，到处问人：“你看见我阿忠没有？阿忠昨晚喝酒了吗？你们不要让阿忠喝酒呀！他早饭也不好好吃，现在阿忠越来越瘦了，可怎么办？”
一位母亲看着儿子那种忧心忡忡手足无措的样子实在让人心酸，这个做儿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母亲那颗时时高高吊起的心可以安放下来，也许永远也放不下来，只要她有一个儿子，她的一颗心就永远是悬吊着的，就像那永远倾注在儿子身上的目光一样，在儿子身上左右摇摆着，她没有自己，她忘了她自己。“我们阿忠是吃过苦头受过委屈的孩子，高中时为了让姐姐顺利读完中专，自己悄悄退学了，小小年纪就出来打工，一个孩子跑那么远来讨生活，我想起来就为我们阿忠感到心痛，他真是吃过苦头受过委屈呀！”她跟旁人聊天时常常抑制不住要说起儿子来，满眼浓郁的怜爱之情，每一句话每一颗字里面都灌注了一个母亲的爱，饱满、盈实，听在心里是沉甸甸的感觉。
看到她，让我常常想起自己乡下的母亲来，因为担心我，有时候在电话里也会小心翼翼地试探我：“跟你们老板说一下，要不我也来你们公司干活吧？”母亲的念头让我心惊肉跳，于是我毫不留情地压制了它。有一次忙累了一天，回到住处后连饭都没吃就倒在床上沉沉睡去了，到半夜时接到家里的电话，电话里母亲说：“天气预报里说你们那里天天下雨，带给你的腊肉没长霉斑坏掉吧？我想起来就睡不着觉了，你一定要记得尽快炒了吃呀。”我怪母亲就为这点事吵了我睡觉，她在电话那头显得很歉意，过一会她问：“家里那株山茶花树你还记得吗？那年我们从山下移植下来的时候，你不是还担心它种不活吗？前两年它还瘦瘦巴巴的，没有一点精神，可这几天它都开花了，又大又红的花。”

山茶树能从山上移植到山下农家小院里，吐出缤纷的花朵来，乡下的母亲们呢？她们，多像一棵遭到移植的树，为了儿女的生活，从山下移植到山下，从乡下移植到城市，即使没有了根，也要拼出勇气把全部的自己从厚实温暖的泥土中移植进异乡人的梦里，顽强地固执地生存下去，努力让自己重新开出花朵来。放下电话，我怔怔发愣，突然想起来了她，今年她跟阿忠都没来上班，大概是在家里修新房子吧，他们家板栗树下那块古怪的石头再也不用担心会被人遗忘了吧？她，终究又做回了树吧，紧紧依附着土地，守护着自己的根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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