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笔记 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

　　四十一、区别词和形容词应该区分 　　我大学时，用的《现代汉语》是高教版的，里面讲词的分类时讲到了区别词。例如，“大型”“中型”“小型”“男式”“女式”等等。后来，我又买了一套华师版的《现代汉语》，这本书里面就没有讲区别词，而是把区别词含在形容词里面。那么，区别词和形容词到底是区分好，还是不区分好呢？我认为区分有区分的道理。 　　我们首先要承认，区别词和形容词都能修饰名词，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的去别也很明显。形容词一般能被副词如“很”“非常”“不”修饰，区别词就不行了。例如，我们可以说“很大”“非常漂亮”“不好”等等，但我们不能说“很大型”“非常小型”“不男式”等等。另外，区别词作为区别意义的词，都是成组出现的，这些词一般又固定的叫法，形容词就随意得多。例如，我们说的“大型”，和它一组的只有“巨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彼此相区别的词，中间都是由界限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改变其叫法。形容词就随意了，“简单”的同义词可以是“容易”，也可以是“简便”等等；反义词可以是“复杂”，也可以是“详细”，还可以是“繁琐”等等。 　　因此，把区别词从形容词中分出来，还是有道理的。 　　四十二、概念和指称的对象有区别 　　我们应该还有印象，学生时代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数学题，标题中写道：“在下面的‘○’里填上‘＞’‘＜’或‘＝ ’。”有一次，做作业时，一个同学问老师：“标题这句话中的‘○’填符号吗？”一个一年级的学生问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好回答。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语义学上的一个理论指称论。这个理论认为，词义就是一个词指称的对象。其实，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一个词只能表示相关的概念，但它和具体的对象不能等同起来。《语言学概论》这本书讲这个问题时举过一个例子。例如，“苹果”这个词，我们要知道它这个概念和具体的“苹果”是有区别的。我们能够吃具体的对象“苹果”，但不能吃“苹果”这个概念。 　　回到前面这个案例，同样的道理，具体的题目中“２○３”里面的“○”是具体的对象，我们可以在里面填“＜”。但是，标题这句话中的“○”只代表“○”这个概念，不是具体的对象，里面就不能填“＞”“＜”或“＝”。 　　四十三、中国一共有五十六种语言吗？ 　　有一首歌《爱我中华》，歌词中说：“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公认了，汉族是主体民族，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可是，如果说中国有五十六种语言，这就不对了。 　　有人说：“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五十六个民族不刚好五十六种语言吗？”其实，这种看法恰恰是错误的。我们读了《语言学概论》就知道，语言和民族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几个民族说一种语言的，例如，汉族、回族、满族现在都说汉语。也有一个民族说不同的语言的，例如，裕固族，一部分说突厥语，还有一部分说蒙古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我们可以查阅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具体到我们中国，一共有多少种语言呢？我最近看华师版《语言学概论》，统计出来的结果是大约八十种。也就是说，中国语言的数量比民族的数量还要多一些。可见，相当一部分民族讲的不止一种语言。例如，我们查高山族的资料就知道，台湾各地的高山族讲的就不是同一种语言。 　　四十四、不能夸大地域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我们有现代汉语常识的人知道，汉语有普通话，也有方言。北方方言最接近普通话，其他的方言和普通话差别很大。于是我们很可能会认为，北方方言区的人说的普通话一定比其他方言区的人好。其实，这样的看法太肤浅了。 　　通常来说，其他方言区的人们学普通话难度当然要大一些。他们讲普通话难免会受到方言的影响，我们听南方很多人讲普通话，方音的痕迹就非常明显。可是，也有例外。我们听台湾相声演员，例如朱德刚、刘增锴、樊光耀等，他们讲的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如果第一次听他们讲普通话，我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台湾人。因为我们平时在电视上听一般的台湾人讲普通话，他们明显带有地域腔调。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他们为了说好相声，进行了专门的训练，自然就能做到字正腔圆。反观很多北方方言区的人，他们讲的普通话却并不怎么标准。因为他们没有刻意去训练，当然标准不起来。 　　地域方言对普通话学习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不能无限夸大。只要刻苦练习，把普通话说话不是难事。 　　四十五、不同的姓名文化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姓名文化，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同样是对尊长者，中国人讲究避讳，不能叫名字。当下还好一点，古代就复杂了。不仅不能称呼尊长者的名字，连和他们名字相同或相似的字都不能说。实在不得不称呼名字时，前面就加一个“讳”。例如，《三国志》给曹操作传时，说：“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欧美国家则刚好相反，越是尊重越是叫名字。例如，契诃夫的小说《凡卡》，凡卡给爷爷写信说：“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我们再读读前苏联作家冈察尔的小说《永不掉队》，高罗沃依称呼葛洛巴时还称呼他的父名，以表示尊重。欧洲的君主称呼都是把名字放在前面，后面加数字。例如查理一世、亨利四世、彼得一世等等。这些语言习惯和我们中国刚好相反。 　　中国人起名字时尽量避免重名，尤其是亲人之间特别会注意。这一点也和欧美国家不同。我们知道，比尔·盖茨的名字就是源于他的父亲和祖父。也就是说，欧美国家，亲人之间重名是很普遍的，而且是故意重名。我大学时读过一篇用英语写的关于爱斯基摩人的姓名文化，也很有意思。爱斯基摩人认为，名字很神圣，自己的名字不能自己叫，只能由别人来称呼。爱斯基摩人重名的概率也很高。当地如果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死了，这个时候出生的小孩就取和这个老人一样的名字，他们用这个方法来怀念老人。 　　四十六、说话要讲时间顺序 　　我们读初中时，物理老师讲光的反射，总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说‘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不能说‘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数学上ａ＝ｂ，那么ｂ＝ａ。怎么数学上能这么说，物理上就不行了呢？原来，数学研究的是抽象的事物，物理研究的是实际的事物。光是先有入射，再有反射，时间顺序不能颠倒过来。那么，肯定是先有入射角，再有反射角。反射角由入射角决定，入射角有多大，反射角就有多大，这是不能倒过来的。 　　我后来发现，不是物理老师偏要这么讲，而是参考书上都是这么讲的。这就涉及到语言的严密性，要讲时间逻辑。例如，我们知道，由于基因能够遗传，一个人的外貌和父母非常像。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长得像他父亲，但不能反过来说他父亲长得像他。这也是一样的道理，是先有他父亲后有他。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教小学科学课时，讲到弹簧秤的使用。有一条说视线要与指针平齐，很多学生背的时候说指针要与视线平齐。我后来就纠正，不能反过来说。是眼睛看到指针不动时再去读数，而不是指针按眼睛提前所在的水平位置去停靠。 　　四十七、名词的叫法往往是有根据的 　　语言学理论中说，语言符号有任意性，也有理据性。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汉语方言众多，同样的事物在各地叫法都不同，有时同样的名词在各地指代的事物也不相同。一个东西怎么叫，每个地方确实是随意的，无法做到完全统一。可是，有些东西这么叫却是有历史根据的。 　　例如，我们把勺子叫调羹，这就是从古汉语中传下来的。古代把肉汤叫做羹，喝汤要用勺子，用勺子在汤里面搅动，那些调料就入味了。勺子就是要调和肉汤的味道的，所以就叫调羹。 　　还比如，普通话中的西红柿和番茄，这两个名字都是由来历的。先说西红柿，西表示它是西方引进的，红表示它成熟了是红色的，柿表示它像柿子。再说番茄，番表示它是外来的（中国古代把外国都视为番薯，向日葵引进到中国时也叫西番葵），茄表示它像茄子。我们有的方言把西红柿叫红洋茄子，道理也差不多。它成熟了是红色的，洋表示它是外来的，茄子是说它像茄子。 　　四十八、现代汉语也有少量的通用字 　　我们学习古代汉语就知道，里面的通假字很多。通假字说白了，就是两个字某些条件下可以通用，可以不用本字，换一个字来代替它。现代汉语中，文字进行了规范，通假字、异体字基本都取消了。可是，现实中某些词中的字依旧可以相互通用。 　　例如，“橘子”也可以写作“桔子”，“想象”也可以写作“想像”，“撑杆跳高”也可以写作“撑竿跳高”等等。对这样的词，我觉得应该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习惯使用，只要不影响交流就可以。 　　四十九、现代汉语也有词类活用 　　我们都知道，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的现象很多，例如名词作动词、使动用法、意动用法等等。其实，现代汉语中也有此类活用，当然没有古代汉语普遍。也就是说，在古代汉语中这样的用法人们习以为常，而现代汉语中大家往往认为它不符合语法规范。 　　例如，“鞠躬”这个词，本来从词的构成上来分析，它是同义连用形成的凝固结构，也就是说它是并列式的复合词。“鞠”和“躬”本来都是动词性质，指“弯腰”。今天人们常常说“鞠了一个躬”，这个时候并列式变成了动宾式，“躬”不就由动词活用为名词了吗？还比如“洗澡”“游泳”等也有类似的情况。 　　还比如，台湾艺人凌峰当年在春晚节目中说：“我这张脸长得很中国。”“中国”本身是名词，这里活用为形容词，指沧桑，因为近代中国的遭遇我们国人刻骨铭心。前几年，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很火。后来王立群也上了《百家讲坛》，他说：“我能比易中天更易中天。”“易中天”本身是名词，这里也活用为形容词，指幽默、时尚，因为这刚好是易中天的风格。 　　五十、语言的整合能力很重要 　　我在《文学笔记·小说笔记》中曾经批判过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这本书简直令人大失所望。 　　中国古代汉语有两套语言系统，一个是文言，一个是古白话。现在公认的白话文产生于唐代的变文。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却从先秦写到唐代的元稹和白居易就完结了，这不是很荒唐吗？你写的是《白话文学史》，又不是《文言文学史》，唐以前基本上是文言文的天下啊！我们不否认，古代的作家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一些口语，这里面有白话的萌芽，但哪些口语不能完全等同于白话，点到为止即可。还比如，白话文中的某些句式，如“……是……”“……被……”在文言文中最初是没有的，什么时候什么文献中开始出现，这些可以适当反映出来。 　　如果真的要写《白话文学史》，就应该把唐以后古白话产生后的情况大写特写，唐以前的部分只能一带而过。尤其说书、戏曲艺术产生后，古白话的作品就多了。特别是发展到明清的时候，《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还有元代散曲、杂剧中，古白话就很成熟了。这些材料我们拿出来分析，看看哪部作品有哪些语言现象和今天很接近，但这些古白话和今天的白话文又有哪些区别。还比如，我们可以考证白话文中普遍使用的“你”“的”“着”等词语什么时候什么著作开始出现的。这样来分析，这本书不就出彩了吗？ 　　胡适这个人学贯中西，但是他不会选材，写学术著作没有成熟的思路，黄侃先生讽刺他为“著作监”。他的《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而且还没引入正题，后面准备接着写却没有再写。我觉得胡适就是典型的“有知识没文化”。我们不要认为书读得多、了解的知识多，这样的人就是有文化。你写学术著作，就是要把你的思想体系传达给读者。语言的整合能力很重要，读者要懂得你的立意是什么，根据这个思路每个部分要使用哪些材料。你有了清晰的思路，说出来的话才能让人理解。否则，书写了很厚一本，但是别人读完了还不知道你究竟要说什么。 　　我最近看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这本书处理得就很好。讲到古白话的时候，我们今天常用的惯用语、歇后语，哪本书中最先出现的，上面说的就很清楚。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写《白话文学史》，这就是很好的借鉴。 　　后记 　　我大学时就曾经想考语言学的研究生，可是终究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大学毕业后，我有一段时间也曾经想重新备考，资料准备了很多，但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这样的经历刻骨铭心，我始终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语言的学习、研究工作。我发现我们周围，不管是专家还是普通人，总有一些观点是我不赞同的。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研究的东西奉献给大家，否则大家就可能会被蒙蔽，甚至以讹传讹，这不利于文化的传承、进步。 　　当然，我也不能保证我的观点都对。我只是给大家提供多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观点亮出来就不怕有人再批判，这是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