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不是灵丹妙药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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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欧洲历史,民族主义的勃发曾经凝聚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无论古希腊和古罗马,不管是抵御侵略还是开疆拓土,它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近代欧洲的迅速崛起,虽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民族主义觉醒和高涨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它们共同携手,奠定了现代欧洲政治和地理的版图。尽管当今欧洲正迈向统一,我们仍然能从那些地区性冲突的无数事例中,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不死的魂灵。实际上欧洲的统一过程,无非也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结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重新整合而已。但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虽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进步作用,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却把欧洲夷为平地,差点倒回到石器时代。
虽然意识形态的硝烟并未散去,作为当今政治上多元格局基础的文明之间的差异,也从背景走上了前台,文化的对峙成了新的“冷战”渊薮。面对这个令人头痛的“死结”, 我们该如何“解套”呢?历史上蒙古铁骑的肆虐、十字军的东征、法西斯主义丧心病狂的侵略,给我们留下了生灵涂炭的残酷记忆。如果一切又在今天重演,人类的文明还能够延续吗?当一个核大国向另一个核大国进行军事挑战时,用不了多少想像力就能够描绘出一幅灭顶之灾的图景。因此,大国之间的博奕在军事上互相威慑的同时,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竞争和斗争必将更趋激烈。
当欧美列强多少以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姿态,向世界强力输出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时,一种虽偏颇却不失其优秀和先进的文化洪流就排山倒海而来。任何人如果低估其征服人心的影响力,无异于一只脑袋埋在沙堆里的可笑的驼鸟。今天面对西方文明无孔不入的渗透,那些非西方民族和国家,除了在政治、宗教、文化上奋力相抗外,就是本能地祭起民族主义旗帜来凝聚民心。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成不了多大的气候。华夏民族在一个广大而又相对封闭的疆域内兴起时,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宏大的胸襟造就了中国人主要不以种族,而是以共同的文化为旨归。史学大师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曾深刻地剖析过这一点。千百年来这一特点在民族共同心理中沉淀下来,成为集体无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列国林立,但寰宇一统仍是历史行进的大趋势,这一点尤其在那时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士”人身上看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效忠于一国一姓,而是致力于一统山河的宏业。汉唐帝国闳阔的视野,对异域文化的兼收并蓄,至今仍传为美谈。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北方却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无非是他们把中原文化继续奉为正宗,以此化解民族矛盾而已。特别是满族崛起,以区区之地和人口征服全中国之时,尽管有可歌可泣的民族主义式的英勇抵抗,但也只是个别的。在清朝统治者自身汉化和推广华夏文化的政策下,民族主义的反抗很快就被抚平了。至于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在文化的意义上只不过是一种异端,逃脱不了旋即旋灭的命运。在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面对外界压力所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不可持久的。而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就像一场伤风感冒一样,既无益也只会转瞬即逝。
在列强环伺下,中华民族如何应对呢?任何一位不抱偏见之人,都得承认西方在其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都能在适合国情的条件下为我所用。人类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简单地拒斥西方价值观是不可取的。对外来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它的长处和弊病也是可以辨别的。一种技术理性的极端扩张,导致精神层面上严重异化。英国学者费夫尔在其著作《西方文化的终结》一书里,深刻剖析了西方文化的道德困境:一种科学理性和常识观对道德情感领域的全面侵占,引起道德情感的日益浅薄和功利化。实际上西方文化在精神生活上已失去目标。上帝巳死,前景迷惘。
反观中华文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以道德哲学为主体的“平台”上。这种世俗的道德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和卓越的道德文化资源。如果我们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光大这笔宝贵的财富,取精用宏,与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互通有无,中西文明完全是可以携手共进的。问题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的人为断裂,尤其是文革时期灾难性后果,不仅摧残了传统文化,还给国人注入了新的毒素,以至于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变得困难重重。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其信仰和哲学,还是其审美意识和生活艺术,都是浑然一体的,远不是断章取义地阐释几本经典就能够窥其堂奥的。传统文化也是泥沙俱下,它停滞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如果不对其创造性的扬弃,当它与同样博大精深的西方文化相遇时,就难免落出其捉襟见肘的一面。闭关锁国的政策早已被历史经验证明是行不通的,而文化上的简单对峙只会窒息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变得失去活力而走向衰亡。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大力挖掘、整理、研究和宏扬本民族文化,鼓励创新。坚决清除掉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与各国尤其是西方展开更广泛的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海纳百川,这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上具有普世性,其丰富性和深邃精微是无与伦比的,必将成为提供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一个源源不绝的渊薮。因此,当我们面向世界时,用不着亮出那面可怜的民族主义旗号作刺猬状。
虽然意识形态的硝烟并未散去,作为当今政治上多元格局基础的文明之间的差异,也从背景走上了前台,文化的对峙成了新的“冷战”渊薮。面对这个令人头痛的“死结”, 我们该如何“解套”呢?历史上蒙古铁骑的肆虐、十字军的东征、法西斯主义丧心病狂的侵略,给我们留下了生灵涂炭的残酷记忆。如果一切又在今天重演,人类的文明还能够延续吗?当一个核大国向另一个核大国进行军事挑战时,用不了多少想像力就能够描绘出一幅灭顶之灾的图景。因此,大国之间的博奕在军事上互相威慑的同时,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竞争和斗争必将更趋激烈。
当欧美列强多少以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姿态,向世界强力输出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时,一种虽偏颇却不失其优秀和先进的文化洪流就排山倒海而来。任何人如果低估其征服人心的影响力,无异于一只脑袋埋在沙堆里的可笑的驼鸟。今天面对西方文明无孔不入的渗透,那些非西方民族和国家,除了在政治、宗教、文化上奋力相抗外,就是本能地祭起民族主义旗帜来凝聚民心。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成不了多大的气候。华夏民族在一个广大而又相对封闭的疆域内兴起时,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宏大的胸襟造就了中国人主要不以种族,而是以共同的文化为旨归。史学大师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曾深刻地剖析过这一点。千百年来这一特点在民族共同心理中沉淀下来,成为集体无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列国林立,但寰宇一统仍是历史行进的大趋势,这一点尤其在那时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士”人身上看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效忠于一国一姓,而是致力于一统山河的宏业。汉唐帝国闳阔的视野,对异域文化的兼收并蓄,至今仍传为美谈。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北方却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无非是他们把中原文化继续奉为正宗,以此化解民族矛盾而已。特别是满族崛起,以区区之地和人口征服全中国之时,尽管有可歌可泣的民族主义式的英勇抵抗,但也只是个别的。在清朝统治者自身汉化和推广华夏文化的政策下,民族主义的反抗很快就被抚平了。至于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在文化的意义上只不过是一种异端,逃脱不了旋即旋灭的命运。在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面对外界压力所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不可持久的。而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就像一场伤风感冒一样,既无益也只会转瞬即逝。
在列强环伺下,中华民族如何应对呢?任何一位不抱偏见之人,都得承认西方在其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都能在适合国情的条件下为我所用。人类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简单地拒斥西方价值观是不可取的。对外来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它的长处和弊病也是可以辨别的。一种技术理性的极端扩张,导致精神层面上严重异化。英国学者费夫尔在其著作《西方文化的终结》一书里,深刻剖析了西方文化的道德困境:一种科学理性和常识观对道德情感领域的全面侵占,引起道德情感的日益浅薄和功利化。实际上西方文化在精神生活上已失去目标。上帝巳死,前景迷惘。
反观中华文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以道德哲学为主体的“平台”上。这种世俗的道德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和卓越的道德文化资源。如果我们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光大这笔宝贵的财富,取精用宏,与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互通有无,中西文明完全是可以携手共进的。问题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的人为断裂,尤其是文革时期灾难性后果,不仅摧残了传统文化,还给国人注入了新的毒素,以至于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变得困难重重。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其信仰和哲学,还是其审美意识和生活艺术,都是浑然一体的,远不是断章取义地阐释几本经典就能够窥其堂奥的。传统文化也是泥沙俱下,它停滞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如果不对其创造性的扬弃,当它与同样博大精深的西方文化相遇时,就难免落出其捉襟见肘的一面。闭关锁国的政策早已被历史经验证明是行不通的,而文化上的简单对峙只会窒息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变得失去活力而走向衰亡。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大力挖掘、整理、研究和宏扬本民族文化,鼓励创新。坚决清除掉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与各国尤其是西方展开更广泛的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海纳百川,这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上具有普世性,其丰富性和深邃精微是无与伦比的,必将成为提供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一个源源不绝的渊薮。因此,当我们面向世界时,用不着亮出那面可怜的民族主义旗号作刺猬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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