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

求学记

邓世太

一

知识改变命运。

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被知识改变，还是被命运作弄。

细数求学过程，曲折而辛酸。

眼看我到了读书的年龄，祖母召集二爹、三爹商议：二毛、闷子、光毛这3个伢，都该上学了，让他们去读书吧。不能再耽误了!

泼河水库开始蓄水后，先祖自明朝正德二年(1507)自湖北迁居光山的邓围孜，逐渐沉入水底。大多数宗亲按照政府的安置，鸟散到外地落户。因不堪忍受坐地户的欺负，10多户宗亲，返回故土，退守邓小寨，盖房造地，准备过一种守卫祖产，自食其力的日子。

越涨越高的河水，张开它丑陋而粗大的喉咙，渐渐呑噬了邓小寨通往外界的道路。

开春了，平等小佬划着打渔摘菱角的小船，安安稳稳地把我们哥仨送到对面的邓西湾：读书去。

所谓学校，其实只有一间教室，是村民腾出的三间土坯房。一扇门，两个窗户。房顶上几块亮瓦，弥补照明的不足。课桌是用土坯垒的，凳子由学生自己带。就是这样一间房屋，两个班级上课，不同年级的学生背对而坐。20多个学生，一位教师，一块可移动的黑板。该哪个年级的学生认字时，老师把黑板移到学生面对的方向，另外一个班级的学生写字，或者在门口的树林里玩耍。

放学了，我们搬着板凳，涉浅水回家。无边无际的水面，被温暖的秋阳照耀，泛着金子般的光芒。微风轻轻吹拂，一层层铺展开，如梦似幻。双脚站在被浅水淹没的草坪上，脚下软软的，河水温柔，略带暖意。波光粼粼的水面下，鲢鱼、鲫鱼、白条，以及叫不出名称的鱼类，在清澈的水底快活地游动，偶有青虾，在水草中穿梭嬉戏……，眼前这一切，对我们构成极大的诱惑。哥仨便用凳子当鱼罩，模仿大人在凳子底下逮鱼。论个头，我们不知是鱼的多少倍，可对这些摇头摆尾的精灵，无论单手还是双手，一个也捉不住。一次又一次次扑空后，裤子湿了，袖子湿了，书本和铅笔不知什么时候滑进水里了，成为游鱼哄抢的对象……正玩得高兴，忽听到一声断喝：放学不回家，在这里玩水，等着挨板子吗!抬头一看，煞气很重的二爹，正虎着脸瞪着我们。

回到家，祖母把我的湿裤子脱下，高高地举起鸡毛掸子，让我光腚站在墙跟，大声呵斥：你想死不是？这水库到处是水，你万一被鱼精带到深水坑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能救你？!看着我委屈地小嘴瘪起来，祖母放下手中的武器，继续审问：你说，以后还玩水不玩？直到我答应不再玩了，才让我盛碗吃饭。

为防止我们玩水，每次放学前，老师在我们仨手心用红墨水做记号，回到家大人检查，如果记号丢失，要么屁股挨板子，要么不让吃晚饭，直到长了记性。

平等小佬忙了，我们过不去水，就失学在家。记不得当时课本的模样，学习的内容是什么。但每天先跟着老师背诵毛主席语录，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书包里，每人一本鲜红的九大《党章》，对上面那些不认识的字，我缠住寄住在我家的汉继大爹，让他教我----哪怕他刚端起饭碗，我也硬要教完字再吃饭。叔叔婶娘们看到我认真的劲头，纷纷夸奖：这伢进字，是读书的料!

二

邓小寨好，终非久留之地。

不足1平方公里的丘陵地，无论怎么盘整，都不能满足十多户人家的生存。往外，没有道路，进出只能依靠船只摆渡。一旦遇到狂风暴雨或大雪，人出不去，生活必须品进不来，问题相当严重。没有办法，宗亲们只能接受政府的方案，被插花式安置到方圆20公里左右的各生产大队。

罗洼(在《康熙字典》里，这个字是上下结构，上“合”下“水”)大队大余湾村，成为我落脚生根的地方。这个自然村有六十多户人家，分余东、余西两个生产小队。我和祖母被安插进以余姓人为主的东队，母亲一家被安插在以张姓人为主的西队。经过短时间的阵痛和磨合，生活基本就绪后，祖母挣工分，我到距离约一里的张湾上学。

在邓西湾上学，拉开我读书识字的序幕。到张湾上小学，则正式进入学习的轨道。

张湾小学也是在私人房屋的基础上改建的，条件比邓西湾的好一些。有3个教室，都是青砖到顶。有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老师有独立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每个年级单独上课，语文和数学，分别由不同的老师讲授。

按照政策规定，我读书期间，免交所有的学杂费。但是，购买教材和作业本的费用，得自己解决。祖母总是不能按时筹齐相关费用，我的教科书，便经常锁在老师的抽屉里。

同学们的书包鼓囊囊的，从家庭往返学校的路上，背在肩上沉甸甸的，相互追逐时，要腾出一只手捂住。我的书包薄如片纸，空荡荡的，往返路上，奔波起来有飞的感觉。坐在教室里，看小伙伴捧着崭新的教科书，嗅着浓浓的墨香，翻阅鲜艳的插图，我心里庠庠的。

没有教科书，学也要上，功课还不能拉下。上课时，我和同桌共读一本书，晚上回到家，把同学写完作业的课本借过来用。

从商店里买回的作业本，剪裁得整整齐齐，怎么看怎么舒服。我没钱买作业本，祖母让我正月十六早起，到别人祖坟把昨晚敬奉祖先用的“固纸灯”收集起来，比照作业本大小，裁整齐，用线缝起来，供我写作业用。小伙伴们的作业，数字写在横格上，汉字写在方格里，毛笔字写在田字格里，整齐美观。我所有的作业，都写在无格的红纸、黄纸、蓝纸、白纸上，见缝插针，老师批改起来很费劲。这样写完的作业本，也舍不得扔，留着练毛笔字。练完毛笔字收集起来，卖给废品站。我的第一位无声老师----《新华字典》，就是将用过的废纸和检拾的废纸集起来，变成钱后请到手的。

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可能是一门心思抓革命，生产往往被印刷工人忽略。三年级上学期，我领到的最后一本语文教材，竟然前后两半部分重复，缺少后半部分!开学已经一个多月，我的书费才交上。一直锁在老师抽屉里的书，发到我手里，才发现有问题，无处退，无处换，只能自认倒霉。没办法，我把同学的教材借过来，把后半本教材抄下来……

祖母去世后，我随母亲一起生活。大队在母亲家西侧300米的山凹里，建起一所拥有7个教室的新学校。东、南2个方向，各有两间教室相连，北边3间教室相连，中间一间教室，兼着校长的办公室和做饭的厨房。虽然是新学校，依旧是土坯墙，每间教室有一扇门，两个窗户，室内光线很充足。窗户上没有玻璃，也没有塑料纸，只有几根棍支撑着，像褪光了毛的鸡。正常情况下，教室上课没问题，到了冬天，教室里四处透风，老师找来稻草把子把窗户塞住。同学们伸出手来，轻者皮肤皴裂，重者冻伤累累，手握不住笔。下课了，男同学们在屋檐下站成一排，身子贴着身子，把别人往前推，靠身体贴着身体获取热量，叫“挤油”。女同学们跺脚、小跑或者踢毽子。为了解决取暖问题，有的家长将破搪瓷盆的边沿，用铁丝围起来，上面用铁丝拧个提手，早晨上学时，将半干的湿柴放在盆里点燃，让学生提着往学校赶。湿柴沤出的烟火，借着风势在起伏的丘陵四散缭绕，成为上学道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等走到教室，湿柴烤干，火盆里剩下的炭火，可以维持半天。

操场上，有两块水泥板拼成的乒乓球台。课余时间，大家拿着自制的木板球拍，捉对厮杀。老师中有位姓刘的下乡知青，喜欢拉弧圈，经常让直板快攻的对手俯首称臣。他的高难度动作，成了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经细心人慢慢琢磨，把他的技术运用到实战中，大家的水平都有所提高。我们这些小不点，大多数时间当观众，偶尔碰到老师不在，采取“挂号”的方式，竞争上阵，轮流过瘾。盘点起来，乒乓球是我这辈子，惟一能够参与的运动。

大人们说，如果有当兵的机会，第一个就应该让我去。初中毕业前，部队前来招收空军地勤，几位身体条件不错的同学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家从来没有经历过体验，不知道怎么验兵，但知道身高、体重是必须验的。两位年轻老师找条扁担，穿过秤鼻子，让大家手抓秤钩，逐个称重。当我手握秤钩，双腿跷起反勾住扁担时，称量的结果只有68市斤！强大的祖国啊，弱小的子民是保护不了你！----那年招走的，是我同班的一位侄子，服役地点在沈阳。

青春这棵树苗，成长过程中，需要诸多营养。但学校能够给予我们的，少之又少。

一天下午，校长去公社开会，我们这群人就像脱缰的野马，在校门口的操场上和教室后面的山坡上，拿着树枝相互追逐。

捉完了“特务”，打完了“仗”，我们躺在教室后的草坪上，看天上飘浮的云絮和自由飞翔的燕子，然后解开衣襟，让温柔的春风轻轻地吹拂炽热的胸膛。

可能是女同学看到我们玩得高兴，有人不禁放开歌喉，唱起山歌助兴。一位调皮的男同学，立即按照节奏，“咚咚咚，锵锵锵，咚锵咚锵咚锵……”地伴奏，后面几个同学跟着起哄：“玩旱船啰——”。

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缺乏，每年能看上一场电影，就算奢侈的享受。我们平时所能接触的，就是春节前后听一两次鼓书，跟着玩狮子、耍龙灯和跑旱船的人，一夜转五六个村子。时间长了，一般的旱船曲调能记个八九不离十，但真要上场唱，谁也没干过。

大家你推我搡，没人上去。我站了起来，转身把校长夏天戴的草帽扣在头上，一手拖一条棍子，一手摇着破蒲扇，边走边唱起来：

   “船娘子哎，你是听，

快把小调往前跟……”

刚才唱歌的那位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稍微迟疑了一下，双手作撑船状，一摇一晃地走过来：

   “清早起，打开了花园门

喜鹊儿，当头叫几声儿……”

同学们“哄”地一下子全笑了，女同学又是揉心又是打背地抱作一团。但看到我一丝不苟的样子，他们也拿起瓦砾、石块，郑重其事地敲起锣鼓点，相互应和起来，刚才的羞涩一扫而空……

三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

此前，农村孩子要想走出大山，只有两条路：考大学，参军。掌握这两条路的通行证，在大队支书手上。他同意，盖了章，你就能够顺畅地往下走；他不同意，家长请客送礼你哭爹叫妈求爷爷告奶奶，仍然没用。如今政策好了，只要成绩好，考取就能上。老天有眼，让我赶上了这个好时机，1978年初中毕业，我顺利地考取了泼河高中。

我这辈子，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最大一笔遗产，就是贫穷。它始终像笼罩在头顶的阴云，挥不去，赶不走，一直陪伴在我的人生旅途。

拿着学校发放的录取通知书，怀揣着大队支书写的证明，我兴冲冲地跑到泼河高中去报名。

负责报名的毕老师，从报名开始，伸手接的都是钱和笑脸。当我愁眉苦脸、小心翼翼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接到的却是一张盖着鲜红印章、写明我家庭经济状况要求照顾的证明。毕老师瞄了一眼，顺手把证明扔出窗外，很不奈烦地挥着手对我大声嚷：你大队唐支书真聪明，一张破纸就能换回5元学杂费？赶快回去想办法，明天下午报名截止。你不交钱，别人可是拿着钱在后面排队!

毕老师说的是实话，有多少人手里握着钞票，就是跨不进高中的门槛。可这笔钱去哪儿弄？当时，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爹娘靠每天挣工分养活全家7口，每年挣的工分，换不回全家吃的返销粮，哪儿还有多余的钱？仅有巴掌大的一块菜地，种的蔬菜只能维持全家生活，多一点，拿到集市上去卖，就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剩下的，只能依靠几只老母鸡。可家里不足10只母鸡，即使每天不停地生蛋，一年时间，能够攒下多少钱？何况，一家人吃盐也要靠它们。

回到家，正在择菜准备做饭的母亲，看到我像霜打的茄子，提不起一点精神，问你怎么了？我嗫嚅半天，说：没交钱，老师不让报名。

母亲的手在空中僵持了半天，仿佛被定格在那时。她在内心深处，一定在掂量这5元钱的份量。停了一会儿，她用手撩一下额前的刘海，放下手中的活计，朝天上望了望，吩咐我看好锅里的火，换了一双鞋，连忙朝外走去。

我不知道母亲走了多少家，说了多少好话，从哪几家借来了钱。反正当天晚上，她很晚才到家。手里拎着的，是一袋毛票和叮当作响的硬币。我数数这些带着体温的钱，整整5元。

第二天，我早早吃完饭，双手捂着母亲走家串户借来的报名费，快步向学校走去。时值8月底，立秋已过。走在丰收后的田埂上，看着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蜻蜓，在沉甸甸的谷穗上起舞，听小鸟在树枝间鸣叫，脚步格外轻快。那些准备出早工割稻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在我身后轻声议论：这就是凭本事刚考取的高中生！好像我是从天而降的状元郞！

我把所有的喜悦揣进心里，把别人的议论抛置脑后，以为进了高中，能够学到很多知识。

事实则不然。高中与初中的区别不大：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就连最基本的教师，也是县里把最好的师资抽调去组建二高后，剩下的：要么是工农兵学员，要么是刚高中毕业留校的学生。具备师范毕业资格、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很少。高一下学期分科，我由文科重点班到理科重点班，教某门主课的工农兵学员，竟然连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清楚，所谓上课就是把课本内容抄到黑板上，对学生提的问题，采取搪塞、敷衍的态度予以应付。学生的问题得不到正确解答，便在私下里打听他的来历，挖出他父亲当年如何卖掉一头猪请客送礼把他送进“大学”的旧闻，跟踪他邀请女同学到宿舍用香胰子洗脸的“花边”新闻。我透过光鲜的外表，看到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目光里满是鄙夷和不屑。

个别人的品德和学识，仅是特例，绝大多数老师，是富有爱心并敬业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老师们想方设法给学生们“开小灶”：文科组的老师找来诗词名句，刻钢板，写蜡纸，油印给大家，往返学校的路途上背诵。数学和化学组的老师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找来外地的模拟考试题，或竞赛试卷，安排写字周正的同学誊好后贴到教室外的山墙上，供大家参考。这些内容，刚贴出时，有不少人挤着看热闹，等人潮退去，我便搬着凳子，坐在地下，将它们抄录下来，学过的知识明白了重点，没有学到的等待老师讲解。灰墙、白纸、黑字，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微风拂面，新知入脑，身后的树叶沙沙作响，与偶尔传来的小鸟呢喃相伴，令人神清气爽。现在回想起来这幅画面，心头还涌起阵阵暖意。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深知，能够坐进课堂，对我意味着什么，便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格外刻苦。下课后，有人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有人到街上闲逛，回到教室炫耀口香糖的滋味，我则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里写作业。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结束，学校将各年级各门功课前10名学生的成绩红榜公布，高一年级4个班，有2人5门功课同时上榜，我是其中之一。

第二学期起，学校免除我的学杂费。----算起来，上高中报名所交的5元钱，是我这辈子所交的惟一一次学费。

高三住校，周末回家，母亲要为我准备好够一周吃的咸菜。爹娘辛辛苦苦耕种的自留地里，长势最好的蔬菜，经常莫名其妙地“消失”。眼看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别人偷走，面对满地的狼藉，母亲又生气又伤心。一般的村邻，面对这种情况，早就拿着被损坏的证据沿村叫骂。母亲没有这样做，而是自我宽慰：“我种的菜被人偷，证明它比别人家的好。”转身看到在一旁发楞的我，叮嘱道：“你回去好好学习，把书读进肚子里，谁也偷不走！”。

斗大的字识不到一升的母亲，以为肚子不仅能装食物，还能装知识。但她的话，让我明白了，无论种菜还是读书，一定要努力做到最好。从此，我按照母亲的要求，尽最大努力，把书本知识装进脑海里，溶化到血脉中。

四

1981年参加高考，我没能考入心仪的大学，只跨进中专的门槛。

但作为改革开放后,全村第一个凭本事吃上商品粮的人，亲戚朋友和村邻们，还是为我感到高兴。

高中时曾经幻想，考进大学后，能够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听满腹经纶的教授侃侃而谈；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身穿白大褂，仔细观察、认真记录实验数据，对着显微镜仔细分析图片；与肤色不同的留学生一起，交流彼此的学习心得；周末到体育馆，欣赏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或者置身音乐厅，享受视听大餐……可进入这座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读书，美丽的大学梦，被现实尖利的锋芒猝然刺破，散落在地面的碎片，如此不堪一击：这所部属中专，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正处于百废待举阶段。我所谓的“大学”生活，不过是高中生活的翻版!至于前途，将来毕业后，既不从事高深理论的研究，也不搞科技前沿探索，而是到工厂去搞设计，画图纸，当一名技术员，如此而已！

爹娘给我凑够了路费，保证我求学之路不中断。生活费，就依靠每月18.5元的一等助学金。其中，12元菜票，满足基本生活。剩下的6.5元现金，除用于购买信封、稿纸、邮票、洗漱用品外，余下的零花钱寥寥无几。按照老家的规矩，我已经是出门在外有脸面的人，对于每家亲戚，每月必须写一封信，否则回家后不仅本人就是家长也要被别人非议。为了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不得不把用过的信封翻一面再使用一次。日常生活中，对于每一分钱，我都抠的死死的：5分钱买1块豆腐乳，夹在掰开的馒头中，要配早、晚两餐饭；晚上下自习回来，实在饿的不行了，拿出早晨剩下的咸菜条，泡点白开水充饥……。为了扩充知识面，星期天和同学一起逛街，我中途溜号到新华书店柜台上去蹭书看。记得1982年冬天，作为书店的最后一名“顾客”，走到街上已经下起鹅毛大雪，摸摸口袋，仅剩5分钱。当时的公交车，有售票员随车来回售票，5分钱坐3站。好不容易挤到公共汽车上，坐到第三站，尽职尽责的售票员让我出示票根，我只好中途下车。一个人走在空旷的街道上，听着脚下的积雪发出“嚯嚯”的声音，想想东汉的王充，在书店读完书回寓所，根本没有公交车，要走的路程，可能比我还远，和他相比，今天我多走几步路，算什么？想到这些，忍不住放开喉咙，对着漫天飞雪，高唱起来，刚才被售票员“驱逐”的不快，被抛到九霄云外……。

毕业留校后，我被分配到图书馆采编部工作。我知道，在学校里系统接受教育的机会，基本没有了。命运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户。我的工作职责是：馆长把全校各部分负责人提交的书目，确定副本后，由我汇总送到新华书店，并雇三轮车拉回。然后，把所有采购回来的图书，按照《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再抄写卡片。图书分类过程中，我可以简单阅读内容，对自己感兴趣的书籍，下班后在办公室仔细阅读。如果觉得哪本书有收藏价值，下次到新华书店，自己掏钱购回。就这样，我免费阅读了不少渴望阅读的文学作品。学生借阅图书高峰期，我到流通组帮忙，只要学生说出需求，我基本能够很快确定图书所在的位置，或者推荐内容相近的著作。我还不定期为学生开辟图书导读，方便学生获取最新信息，受到广泛欢迎。

由于先天不足，基础薄弱，我深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我必须不断用学历证实自己的水平：由大专到本科，再到硕士，沿着学历的台阶，一步步顽强地向上攀登。

1991年春天，我所在的城市，破天荒地面向全社会招考机关工作人员（当时还没有公务员这个称谓）。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政审、体检等诸多环节，我最后被录取到市政府办公室!在那个研究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由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教师，跃升为市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社会地位产生多么大的飞跃!

我天真地以为，到了政府机关，我可以像在大学里为学生服务一样，用自己的所学服务于社会公众。可事实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机关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我只不过是一枚小小的螺丝钉，手中没有任何职权，只有老老实实旋转的份，根本没有说话表态的机会。

我记住书上说的话：社会是一所大学。我悉心观察这所大学里的人生百态，也思考自己的人生。论工作，从来不讲任何条件，领导指向哪打到哪，而且干得干脆利落，让别人挑不出毛病。大年初二，刚带着妻子回娘家，值班室来电话，国务委员后天来检查工作，主管领导让你立即回办公室准备汇报材料，我只能放下饭碗，打车赶到没有暖气的办公室里，面对冰冷的电脑，一个人苦思冥想，怎样表达才能让领导满意，从来不管家人对自己是否满意。某类人国际性节日之前，其中一员自焚，此事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市领导决定成立调查组，由我随队前往，尽快查清真相并形成调查报告。我扔下在幼儿园的孩子，紧随调查组奔赴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通过分析，查找证据，分析原因，形成逻辑关系清晰的链条。经17小时马不停蹄的奋战，形成翔实的报告，分别呈送上级报告并向媒体公开真相，让领导松了一口气……诸如此类的活，没人愿意干的时候，往往会落到我头上。用实力证明了水平后，我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成天处于“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状态，弦绷得紧紧的。好不容易有点空闲，年轻同事要么啸聚一起猜枚喝酒打牌，相互联络感情，要么想办法拉关系，为仕途晋升创造条件。我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仅凭本事考进机关的人，不属于任何一个老乡群、战友群、校友群……，业余时间回到家，拿起书本，扫除工作中的知识盲点，期待“学好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万一有朝一日天上掉下一块馅饼，刚好砸到自己头上！

可等到年终评先或者职务晋升时，成绩都是别人的，我永远都是垫底的。现实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权力，不是凭借工作成绩或拥有的知识来获得。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坐上某长宝座；一个开会只会念秘书代写的讲话稿、批示公文出现错别字的人，照样可以当领导；一个分不清李白和陶渊明的人，却领导着全市的教师……。这是对知识的尊敬，还是污辱？

知识给了我力量，也带给我困惑。在机关里，拥有知识，往往成为迂阔的代名词，甚至是同僚冷嘲热讽的对象。为妻子换工作，是每位男人应尽的义务。一位高中毕业的转业军人，轻松地搞定主管领导，顺利地将妻子安排进新组建的银行。拥有硕士学位的我，却要向司机打听领导的家庭住址，为如何到领导家而发愁，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我从不为自己拥有知识而后悔。面对纷繁的世事，是知识，让我始终坚守做人的准则，没有迷失前进的方向，能够保持一颗赤诚坦荡的心，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魂洁净。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为了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我三赴受教的大学，慕名拜访了作为哲学家的同乡。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一番直抒胸臆、鞭辟入理的谈话，让我堵塞的毛孔豁然洞开，沉醉官场的美梦猝然觉醒。于是痛下决心，丢弃别人羡慕的金饭碗，辞政从教、改弦更张!

进入大学校园，我不仅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莘莘学子那探寻的目光，还要与博士、教授组成的同事谈书论道。这里的一切，向我展示了迥异于官府的色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对我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学府考进官府，再从官府应聘到学府，30年时间瞬息而过。往事如白云苍狗，过尽千帆皆不是，惟有真知存心间。是知识，照亮了我生命的旅程，给了我明确的人生方向，校正了我的发展目标。关键时刻，知识解除了我的疑惑，强健了我的精神，给了我心灵的慰藉。

如今，站在三尺讲台上，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全部无偿地传递给我的学生，希望他们不再像我，曾经在黑暗中摸索。业余时间，一边阅读学习，一边记录下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思考。遇到合适的机会，与志同道合者交流探讨，或向学有所长的专家求教。

因为工作机缘，世纪之初，我曾3次前往家中拜访德高望重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每次谈完工作，杨先生不顾自己极弱的视力，坚持拄拐杖将我送至门口，我下楼时，他还不忘调侃一句：欢迎邓大人再次来访!让我心里暖意顿生。向华中科技大学资深教授涂又光先生请教，面对同一个问题，古人如何表述，外国人怎样解释，老先生信手拈来，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博古通今，由此体会到拥有知识的幸福。近年来，单位每年暑假都组织外出学习，通过聆听国内知名学者的讲座，增长了知识，洗涤了灵魂。我发现，知识越多的人，内心越丰富，生活越充实，表达越睿智。经过知识光芒的照耀，生命如此透彻，灵魂如此洞达。

人喜名利三春景，我爱知识惟求真。虽然天资愚钝，起点低，条件差，坎坷多，学到的知识有限，但我一心向学的初心不改。期待有一天，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我能够尽情畅饮甘醇的知识琼浆，痛快地呼吸真淳醉人的知识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