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已在《速读》2019 年7月下发表）

流光
□张桂林

　　一
　　八岁那年秋天的晚上，我在马场第一次看电视，十六年后我们家才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准确地说，那个晚上我是第一次听到“电视”这两个字，并没有看到电视的屏幕，只是看到窗玻璃上映射出的荧光。
　　马场是吉林省四平地区军马场，国营单位，职工们住着整齐划一的红砖房，街道两旁有绿化树和街灯。马场有草长莺飞的草甸子，有阡陌纵横的耕地，还有酒厂、供销社、学校，这些我都不陌生。我在马场的庄稼地里捡过玉米、大豆，去酒厂给父亲打过酒，到供销社买过茶叶、迎春牌香烟，还在马场小学读了一年书。尤其让我羡慕的是他们那一台台红色的75马力东方红拖拉机。秋天，我们生产队七八架牛马拉的铁铧木犁在五六百亩耕地上蚯蚓一样穿行的时候，马场的拖拉机就会来帮我们秋耕。我站在驾驶室一侧踏板上，跟随拖拉机爬坡过岗，瘦小的身体左摆右晃。拖拉机的“突突”声时缓时急，烟筒喷出的烟时淡时浓，直到夜色填满沟底，漫上坡顶，我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回家小路。
　　夏秋时节，我逃学玩得实在是无聊，便爬上与马场草甸子接壤的草坨子上消磨寂寥落寞的时光。草坨子顶上有三棵歪脖子榆树，两棵杨树，护秋员刘猫把十几根碗口粗的圆木橫七竖八地架在这几棵树上，用成梱的榆树棵子铺顶搭起了一个四面透风的窝棚。这个窝棚是刘猫的一个据点，他大多的时间都会蹲坐在窝棚下，眯着眼睛向四下里观望。我在窝棚下不关心有无偷草偷庄稼的贼，也不关心日升日落，只关心天上的飞鸟，林中的兔狐。傍晚，便会看见马场的几百匹马，像一条巨大的火龙在一望无际的草甸子上穿行，轰隆隆的巨响仿若千百对如椽的鼓槌敲击无数面大鼓。惊起的几十只水鸟扑棱开洁白的翅膀，飞离一道白亮亮的水面，盘旋着在奔驰的马群上方飞过，又落在马群后方的一片水域。我一次次被那汹涌、热烈的场景震撼、淹没，那些奔放、昂扬的骏马给了我无数梦想和期待。
    那时，在我只有在感冒拉稀时才能吃上一只煎鸡蛋——那只鸡蛋是用糊了纸的铁饭勺在灶坑里的柴火上煎熟的，我却相信大人们说的马场的马隔三差五就能吃上鸡蛋，鸡蛋是和食槽里草料搅拌在一起的。童年时代，马场在我的心里就是人间天堂。

　　二
　　我们屯子距马场约八九华里，去马场看电影是屯子里的一件大事。那个年代社员家里除去锅碗瓢盆被褥，没有值钱家当，况且地偏人稀，夜晚极少有外来人光顾，生产队安排好值夜人员，家家户户就可以放心地去看电影了。现在我也不清楚，在那个通讯不方便的年代，我们是怎么知道马场放电影的呢。太阳偏西，孩子们便早早地到屯子西北的一片杨树林集合。林间杂草稀疏，林子东面是一条马场通往双辽县城的大路。有的孩子啃着抹了大酱的玉米饼子，有的孩子一手掂着玉米饼子，一手握着卷着大酱的白菜叶子左一口右一口地吃着，还有的孩子吞咽着柴草烧熟的土豆，嘴巴黑乎乎的。在孩子们的玩耍中，大人们陆续地到来了。
　　天一擦黑，我们屯子老少三四十口便成群结队地来到了马场场部前的一片空场，两根高高的木头杆子间拉起了银幕，人来来去去，少了往日越聚越多的热闹气氛。当我们知道电影不能正常放映时，也听说了可以到场部会议室去看电视。“电视”这个词，虽说第一次听到，我却牢牢记住了，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脑海不断闪现这个词。这时，幽蓝的夜空已镶满宝石般的星星，月光有的跌在房顶上，左突右荡醉酒了一般，有的挑在树梢上，好似神话中仙人飘扬的缕缕白发。当时我可能只顾着和大人们一起争抢着奔向北面紧靠空场的一排平房，并没有注意星星和月光，也许是回忆往事时，我又看到了那晚的天空和夜色中的景象。我来到会议室门口时，人群已在门外窗户外黏成一坨，任凭我用肩挤用头钻还是在圈外，就像一只蚂蚁遭遇了一个驴粪球，拱也拱不动，扛也扛不动。电影看不到，白溜一趟腿也不是啥大事，可电视这稀罕物竟然没看到，真有点遗憾，尤其是从敞开的门窗传出来的声音也是嘈嘈杂杂、咝咝啦啦，一句也听不清，只看到从三扇窗户一扇门里闪出的忽强忽弱的蓝莹莹的光，就更懊恼了。
      我们屯子有住户十六七家。农闲时节，生产队也组织社员带着孩子去城里看电影。我们距双辽县电影院应该有十六七华里的路程，一挂马车用四根长三米左右的圆木在车厢上搭成方形木框，然后用粗麻绳和绞棒固定，这样一车就可以拉上二三十人。孩子坐在车厢里，大人坐在搭起的木架上，赶车的老板子鞭子一扬，一声吆喝，三匹马仰头甩尾向城里奔去。“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洪湖水呀，浪也么浪打浪啊……”回来的路上，我常常是听着五音不全拖腔拉调的唱腔悄然入梦。

　　三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屯子很少放电影，村子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唯一能听到外界声音的就是一台木壳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由生产队饲养员牛二保管，我们这群孩子对收音机不怎么感兴趣。其实也不是我们对收音机一点兴趣也没有，关键是牛二对收音机看管的严，他机警的很，就是他给牛马添草喂料时，我们想进屋摆弄收音机他也会察觉，往往是伸出的手刚接触到收音机的旋钮，“兔崽子们，别动，小心我铡了你们的爪子！”一声断喝就会及时地传来，我们便老鼠一样“噌”地逃出马号。我们倒不是害怕马号墙旮旯的铡刀，虽说那铡刀银光闪闪——双手提起，轻轻一按，一搂粗的羊草“刷”地一声去掉一公分，那草的切面竟闪着青幽幽绿莹莹的光，可铡刀毕竟是铡草的家伙什儿，和我们的手也搭不上边。我们怕牛二是怕牛二的第三只眼睛。我可从来不敢当着牛二的面说三只眼，就是不当着他的面我也不敢说，他要知道我说了他三只眼，他一准儿发怒，他一发怒，那样子会吓得我做噩梦的。其实牛二也是两只眼，只不过左眼球上方没有眼皮，或者说上眼皮上翻快贴眼眶上了，要只是眼皮上翻也就是个难看，关键是双眼皮又裂成了一道疤，这道红里透白的疤好像是只没有眼珠的眼睛，这就有些恐怖了。牛二自己并没有把这只疤瘌眼当回事，看不出一点的自卑，平时总是挺着腰板，说话也高声大气，凶巴巴的。后来我知道，当过土匪的牛二加入过抗联，那支抗联队伍溃散后他迫于生计又投奔了一支土匪队伍，后来跟随土匪被改编成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骑兵连。辽沈战役中，牛二联合十多人带着三十余匹战马投奔了内蒙古骑兵师，在大黑山战役中被国民党的炮弹炸伤，落下了眼疾，变成了这个模样，返乡后几经辗转来到了我们屯子。我们小孩都知道牛二当过土匪，这也是我们惧怕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这些孩子还真严肃认真地听过一次收音机。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我们屯子，生产队队部设置了灵堂。我父亲是队长，我自告奋勇掏腿骑着大梁自行车去城里商店，买了黑纱和白花，当然也悄悄地买了两块糖慢慢地含化，一直到大队部嘴里还散发着香甜的气息。开追悼会那天下午，两间灵堂布置得简单肃穆，墙上的主席像披着黑纱，主席像下靠墙的长桌上放着那台木壳的收音机，桌子两边一边站着一个手握钢枪的民兵。屋子里挤满了臂套黑纱，胸戴白花的社员，和我一样大的孩子被挤出门外。屋里的收音机响起悲壮的哀乐，人们刚才还是嘤嘤啜泣立时暴发成嚎啕大哭。我的女同学何叶叶摇晃着我的右胳膊“呜、呜”地哭着，问我：毛主席死了，日本鬼子再打我们怎么办啊！她的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思考范围，我无奈地挣开了她的手。她停止了哭声看着我，我突然来了灵感，攥起右拳一挥：日本鬼子不敢打我们，我们有氢弹！我平时听不到收音机，可我经常看报刊，父亲把《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红旗》杂志带回家，有时我也翻翻，知道一些其他孩子不清楚的事情。尼克松访华、第一枚实用氢弹试验成功，别看我七八岁，这些事件的报道我都浏览过。

　　四
　　回到聊城11年后，也就是1990年年底，我们家才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是用父亲报销医疗费的钱买的。当时虽说我们一家三口挣工资，但由于家底薄，加之我结婚时借学校的八百元钱需按月扣还，也并没有多少积蓄，结婚前我就计划着买台电视机，一直没有实现。这年夏秋时节，我父亲得了一场大病，从大张乡医院到北京协和医院陆续花费了七百余元，半年时间没攒下钱，攒下了一叠药单子。
　　乡镇财政主要靠提留支撑，对于吃财政饭的人来说，不拖欠工资就是好乡镇，至于乡镇干部和教师的医疗费，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报销了了。我父亲托人拿了药单子到乡里找领导签字，至于报销多少，能不能报销，也没抱多大希望。进入腊月，父亲安排我问问药单子的事，说，不能报销，就算了，万一报销了，就买电视机吧。没想到药单子在乡政府院子里呆了些日子，又到乡医院转了一圈，就换成了一台14英寸的熊猫电视机。

　　五
　　我们村第一户买电视机的是德贵哥家。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分田到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大种棉花，发家致富，聊城农村广袤的田地里，到处是一片片棉花的海洋。父亲在学校当代课教师，等待上级落实政策恢复十六七年前失去的工作，我和两个妹妹读书，只有辍学的姐姐和母亲经管着责任田。种植棉花耗时费力，耘地、施肥、浇水、掰叉、掐尖、打药、采摘，从春忙到秋。我家缺少劳动力，责任田只种了一半的棉花，另一半是小麦、玉米和杂粮。
　　夏日温度高，棉农头顶烈日，弯腰弓背，背着药桶在齐肩高密不透风的棉花垄里穿行，一脸汗，一身水，一天下来，身子就累散了架。星期天，我也背药桶打过药，也没有什么防护措施，只是肩头上披一块塑料布，上晒下蒸，浑身瘙痒。偶尔远望，棉田碧波浩渺，蓝莹莹白花花的水雾耀眼耀得有些晕眩呢。空气中凝固着浓烈的药味，一丝风吹来，药味淡了些，爽了些，随后胸膛里便搅动一团团热气，想大口的呼出，结果却吸进了裹着农药味的一团热浪。农药的名字让我刻苦铭心——1605、氧化乐果、杀灭菊酯。村子里隔三差五就会发生农药中毒事儿，我姐姐也中过毒，所幸并无大碍。
　　德贵哥家十口人近20亩地，他父母都不到五十岁，能参加劳动，三个妹妹都相继辍学整日劳作在田间，三个孩子上小学，大的带小的泥里来土里去非常省心。他两口子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种植的十六七亩春棉、夏棉年年丰产丰收，发了棉花财。1982年秋天，德贵哥家买了台电视机，这成了村里轰动一时的新闻。他家院墙上，院子里挤满了看电视的男女老少，一台猪头大的黑白电视机放在堂屋门口的一张四腿地桌上，人们直到电视台节目结束，荧屏上出现“噼噼啦啦”的雪花，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德贵哥家的电视机给我带来的快乐，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家成为我们村首个传说中的万元户，顿顿白馒头，香油调咸菜，这让还在吃玉米面混合地瓜面窝头的我垂涎，艳羡。少年的自尊和倔强让这垂涎和艳羡紧紧地藏在心中，唯恐它像老鼠过街，像狐狸漏出尾巴。可我还是没藏掖住内心深处对万元户家庭生活的向往和膜拜，以致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出了笑话。我说是笑话，应该是站在除我之外的那些看客的角度，对我而言不是笑话，是羞耻和惭愧。
      腊月初的一天上午，小雪初霁，整个村庄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粒，狗蹄一踏就要融化的样子。人们吃完早饭，懒洋洋地逛到街面上来，三三两两地聚到一起，或蹲或站，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闲话。德贵嫂子穿着绿底红花的外罩上衣，右臂揽着一只柳编的簸箕，从村中心街道边的代销点里走出来，十分地光鲜亮丽。她身材匀称，瓜籽脸托着一双大而圆的眼睛——虽说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还依然水汪汪的呢。其实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她簸箕里白砂糖，那么多的白砂糖能包多少糖三角啊，有钱就是任性！我蹦跳着迎了上去，说：嫂子，买这么多的糖啊！你抓一把尝尝，可甜呢！嫂子停住脚，笑着对我说。嫂子的两只眼睛闪闪的，蛮有神，和我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的眼神像极了。我抓起一把，填到嘴里。“啊！”不是糖，是盐。我的胃比大脑反应的快，它骤然一紧，一口气顶了上来，把堵在喉咙处的盐挤压出口腔，喷了一地，一片片的雪倏地融化了。如果我不扭身，肯定会喷到嫂子的前胸上，那一朵朵红红的牡丹会浸上盐渍，那一片片深绿色的叶子也会挂上白霜。街道两边嘻嘻哈哈取笑我的人，非老即逝，可那个男孩没出息的样子像一根银针，白亮亮地扎进了我稚嫩的岁月。
　　六
　　我工作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993年秋天，我家买了一台21寸彩色熊猫电视机。随后，两个妹妹也相继毕业参加了工作，我们家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从此，各种家电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并不断地换代推新。人过五十，知道了感恩和知足，不再浮云掠影，只想善待生活，不负流年。业余时间，读书写作，临摹碑帖，翰墨书香丰厚了生命的底色，日子过得充盈而祥和。
      好多年没去过电影院了，偶尔看看相对固定的一两个台的某个电视节目，在家电商城看到各样式的收音机就心生欢喜，爱不释手。遥远的旧事物静谧的躺在岁月的河床，被时光一遍遍冲刷着，浸润着，它渐生出本来的样子，泛着幽蓝的光芒，呼出青草样甜苦的气息，既有阳光暖暖的味道，又有泥土浓浓的腥香。我的根扎在那些旧事物的深处，每一年都会长出叫做幸福的叶子。

2019.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