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文学作者行进指南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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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文学作者行进指南
楚些
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有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提法,讲的是文学批评之道。对于文学写作来说,也有外部因素和内在因素之区分。内在因素涉及创作过程中的构思、立意、技法运用、情思表达、思想发现等等。文学理论中的创作论部分直接照应的就是文学写作的内在因素,它有诸多恒定不变的内容,也有相通的一面。比较而言,外部因素的应时性特征就比较明显了,拿诗歌史上的盛唐之音来说,绝顶高手间的相互激赏与比拼,极大地提升了各自的内力。萨特、波伏娃、加缪的各自喷发,他们彼此间的三角关系无疑成了助推器。上面所举例证皆为英雄惜英雄式的。实际上,反向的例证数量更多,因为外部因素而脱离大道,拐到小道里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因为应时性的因素下埋伏着太多歧路和荆棘,时势、个人、家庭等因素中,只要有一种因素扑面而来不及躲闪,就有可能形成歧路。鲁迅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举出庄周和阮籍的例证,来验证歧路对个体所造成的困扰,并道出了在刺丛里姑且走走的人生态度,问题是能有几人如他一般,有着强大的意志力和反抗绝望的态度。更多的文学作者还是紧随时代列车,或者托付于洪流之中,起起伏伏。问题的关键在于,列车的方向一旦有所偏差,那么被裹挟的大批文学作者,则基本上丧失了浮上水面的希望。北宋初年的西昆体,明初的台阁体,皆堙没了一批才识俱佳的作者。就拿当下而言,风头正劲的非虚构写作就一定是正确的么?诗歌中的口语诗运动就一定是康庄大道么?答案显而易见,都不一定。恩格斯曾有过这样的判断——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东西,都有它隐蔽着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东西。
微信时代开启以来,因三观的直接浮上水面而致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样的事例每天都在发生。而在文学微信群里,局中人的角色顶戴在诸多普通作者的头上。在此之前,信息的传递是自上而下式的,经验与感知的获取,往往发生在同一层级间。打个比方而言,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居于大城市的作家和批评家若不能亲赴基层,仅靠报纸、广播、刊物,那就无法勘察其层级之下的文学生态。“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信息传播机制的限制,使得人们对当下文学的感知,往往停留在大象的两只巨腿和一面身躯之上,而对于整个大象,则易于成为“想象的他者”。微信作为新媒介的开启,无疑摧毁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机制,不同身份,不同层级,不同想法,创作水平不等的人们,因缘际会,共处于一个群之中。这个群,就是一个当下文学场域的微型模板。半年前,我所在的省份有个青年小说作者,曾告诉我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事情,情况大约如下:这位年青作者在一个微信群里加了一个刊物的编辑为好友,然后向对方投稿,再然后进入私聊节奏,落脚点最后演变为撩骚,后来这位青年作者一怒之下删除了对方,并向我吐槽,我安慰之,说,你看老树画画的内容,世间破事大抵如此,何必为一个陌生人动怒呢!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的发生,根源还是媒介新载体的快速和直接,微信有图片,有私人生活信息的表达,而人就是欲望本身,人与人的接触,出于偶合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书信投寄的时期,或许会有情愫的发生,但不会有欲望的直接表达。因此,媒介不仅改变了交流机制,也改变了伦理观念的生产机制。从这个意义而言,微信和微信群在当下无疑演化为观察文学生态系统的较佳窗口。笔者并非微信的资深用户,不过,一旦介入到这个载体之中,作为批评工作者,对于文学外部因素的感触,颇为直切。
提到普通文学作者的境遇,突然间想起了沈从文和郁达夫的交往细节。那是1924年的冬天,在北京漂泊了一年的沈从文,在绝望中尝试着给大学当教授的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收到信件后,郁达夫决定去查验这位处于困境的从边远之地而而来的文艺青年。当他走进沈从文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时才发现,屋内没有火炉,青年沈从文身穿一件单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凉炕上,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实际上,沈从文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任何东西了。郁达夫把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了他,并把他拉到馆子里吃饭。回来后,郁达夫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告诉他,实在没有出路的话,可以去天桥应征当兵;兵也当不成的话,就去做贼。事后,郁达夫还把这封信发表在公开媒体之上,很显然,他是想通过这个举动向着全国痴迷于文学写作的普通作者喊话。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若是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也许能够洞见郁达夫的真诚和谋略,即乱世之际,保全性命生存下去,才是第一位的。时移势迁,今天的文学作者基本上脱离了生存和生活下去的忧惧,做一做文学梦,毕竟是件愉悦的事情。既然做了梦,还是应该守护初心的纯正,基于此,有一些看法,愿意与大家交流。
第一个看法,对于普通作者或者刚上路的文学作者而言,不可多文体并举,欲望膨胀,试图在多个文类之间切换频道。自由切换是天才型作家的权利,盲目攀比必然造成力不足,中道而废的结果。应该认真思量,以兴趣为出发点,选择某一个文体,甚至是某个文体的某种路数,身形如弓,集中发力。切口小,走的稳,方有可能从边缘处进入森林。“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普通作者。兴趣多而杂,则易变,变数太多,固难以守恒。业精于勤的例证,二十年前有路遥,在当下有李佩甫;荒于嬉的例证,韩寒堪称典范。韩寒年少得名,所拥有的资源和平台远非一般文学作者所能比拟,但是他兴趣多变,先是写小说,后是弄博客,现在又开始进军影视。回过头来审视其文学成就,依然在青春文学的范畴,用一地鸡毛来形容并不为过。一个写作年份超过五年的作者,如果继续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散文,另外还写诗歌,并兼及评论,说好听点是多才多艺,说实话就是一猛子扎到邪道里。
第二个看法,扎扎实实地做好资料建设,日常功课的内容就是多读些闲书,尤其是非文学类的图书,让知识与趣味一直为自我的好奇心护航。一旦进入写作状态,要严扣文本中信息的准确性,养成边写作边查阅资料的习惯。将一气呵成或者即席而作的桥段当成文坛轶事就行了,不必担心写作过程中的中断状态。就资料建设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反驳的意见,比如对于诗歌文体而言,这可是典型的“想象力的游戏”,与史料、地方性知识何干?这个认识存在某种误区,地方性知识是文学写作的水源地所在,而史料则关系到认知的深化。孔门诗学观中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说,如果原诗作者对鸟兽草木不加熟悉,何以提供形肖逼真的鸟兽草木形象?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开拓出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足以说明中古诗歌文本中所隐含的历史信息。波兰诗人米沃什在回忆录中曾说过:“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因为对小地方的钟情,他的诗歌中的小城——维尔诺因素非常突出。由此,对捍卫地方主义传统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他才会一见倾心。
第三个看法,需要对文学的基本生态,尤其是涉及自我主创文体的基本生态保持清醒的认知,并熟稔其间的桌面规则和桌下规则。急于获得肯定和尊重的心理可以理解,而观念系统的健康和良性循环不能因之受损。这里面有野鸡刊物、野鸡奖项、野鸡图书的初发诱惑,务必牢记,由物质成本交换而来的结果,只能解决面子的问题,对于里子则毫无用处。那么如何避免中招?很简单,问询几个从业较早的前辈就可解决问题;这里面有各级文学院系统直至鲁院系统培训的感召力和花环色彩,也有作协会员的级别划分。这一层诱惑倒不必划清界限,视之为桌边的小摆设方为上策,毕竟,文学研讨与培训以及会员设定,有些隐性的逻辑,凭借个人之力难以勘察仔细;这里面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捷径诱惑,结交地方豪强和中枢精英,乃众多作者秘而不宣的江湖心理。有那么一点愿望,不外乎就是争强好胜抑或积极进取,但在某些时候,它也会呈现慢性中毒的症状。毕竟,就江湖规则而言,有朋者,必趋于党,然后党同伐异,到了最后,就只论是非立场,而无关真与美的树立了。另一方面,不客气地说,很多所谓的大人物,内心清冷,实难接近。写作道路上,是否能够遇见无私热情,有专业精神,不计利害得失提供帮助,且富于情怀的作家、批评家,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则幸之,无则坦之。如张载所言:“存,吾顺事,殁,吾宁也!”还有就是需要对媒介载体有较为充分的认知,空间、博客、论坛、报纸、内刊、刊物的发表与交流,无需多言。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微信群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应该感谢文学类微信群的存在,让我能够对当下的文学生态系统的方方面面,拥有切肤之感。面对媒介新变留下的划痕,我曾不无悲伤地感慨道,交流的工具越多,那么,人的绝望感则愈具体!微信群无疑放大了人们的欲望,而作为中性的欲望在媒介新变过程中往往过了头。不夸张地讲,文学类微信群处处散发着霉变和朽木的气味,何也?作为文学作者的私心以及不遮掩的自我推介,从不择手段到明目张胆,再到其下,如台阶般密密麻麻。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文学类微信群,没有文学,也没有交流,唯有文章链接和相关的刷屏。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手上没有解困的招数,只有这样的意见:可以退群,也可以留下,若留下,请尽量掩藏自我的私心。
第四个看法,艺术无止境,写作虽然是孤独的个体反抗虚无,抵抗死亡的过程,但并不排斥交流的存在。无论你身在县区,或者是寄居于大城,皆应该拥有一个圈子。有些时候,同道之间,激发可能会作为讯息交流的附属产品,推动着你往前走,或者推动着去调整写作策略。肉体的抵近,气息的触摸,这种肉身存在的方式是虚拟空间所永远无法取代的,空间的虚拟程度越高,角色的带入就愈深,而肉身的存在,守住了五官感觉的直接经验。马克思曾经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世界史的全部产物。这个圈子,若三人行,有我师焉,若五六人,则可有咏而归之叹。
看法总会过时,而事实却永远不会过时。这句话转引自余华的一篇随笔,我使用它作为注脚,以此提醒自己。
楚些
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有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提法,讲的是文学批评之道。对于文学写作来说,也有外部因素和内在因素之区分。内在因素涉及创作过程中的构思、立意、技法运用、情思表达、思想发现等等。文学理论中的创作论部分直接照应的就是文学写作的内在因素,它有诸多恒定不变的内容,也有相通的一面。比较而言,外部因素的应时性特征就比较明显了,拿诗歌史上的盛唐之音来说,绝顶高手间的相互激赏与比拼,极大地提升了各自的内力。萨特、波伏娃、加缪的各自喷发,他们彼此间的三角关系无疑成了助推器。上面所举例证皆为英雄惜英雄式的。实际上,反向的例证数量更多,因为外部因素而脱离大道,拐到小道里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因为应时性的因素下埋伏着太多歧路和荆棘,时势、个人、家庭等因素中,只要有一种因素扑面而来不及躲闪,就有可能形成歧路。鲁迅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举出庄周和阮籍的例证,来验证歧路对个体所造成的困扰,并道出了在刺丛里姑且走走的人生态度,问题是能有几人如他一般,有着强大的意志力和反抗绝望的态度。更多的文学作者还是紧随时代列车,或者托付于洪流之中,起起伏伏。问题的关键在于,列车的方向一旦有所偏差,那么被裹挟的大批文学作者,则基本上丧失了浮上水面的希望。北宋初年的西昆体,明初的台阁体,皆堙没了一批才识俱佳的作者。就拿当下而言,风头正劲的非虚构写作就一定是正确的么?诗歌中的口语诗运动就一定是康庄大道么?答案显而易见,都不一定。恩格斯曾有过这样的判断——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东西,都有它隐蔽着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东西。
微信时代开启以来,因三观的直接浮上水面而致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样的事例每天都在发生。而在文学微信群里,局中人的角色顶戴在诸多普通作者的头上。在此之前,信息的传递是自上而下式的,经验与感知的获取,往往发生在同一层级间。打个比方而言,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居于大城市的作家和批评家若不能亲赴基层,仅靠报纸、广播、刊物,那就无法勘察其层级之下的文学生态。“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信息传播机制的限制,使得人们对当下文学的感知,往往停留在大象的两只巨腿和一面身躯之上,而对于整个大象,则易于成为“想象的他者”。微信作为新媒介的开启,无疑摧毁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机制,不同身份,不同层级,不同想法,创作水平不等的人们,因缘际会,共处于一个群之中。这个群,就是一个当下文学场域的微型模板。半年前,我所在的省份有个青年小说作者,曾告诉我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事情,情况大约如下:这位年青作者在一个微信群里加了一个刊物的编辑为好友,然后向对方投稿,再然后进入私聊节奏,落脚点最后演变为撩骚,后来这位青年作者一怒之下删除了对方,并向我吐槽,我安慰之,说,你看老树画画的内容,世间破事大抵如此,何必为一个陌生人动怒呢!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的发生,根源还是媒介新载体的快速和直接,微信有图片,有私人生活信息的表达,而人就是欲望本身,人与人的接触,出于偶合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书信投寄的时期,或许会有情愫的发生,但不会有欲望的直接表达。因此,媒介不仅改变了交流机制,也改变了伦理观念的生产机制。从这个意义而言,微信和微信群在当下无疑演化为观察文学生态系统的较佳窗口。笔者并非微信的资深用户,不过,一旦介入到这个载体之中,作为批评工作者,对于文学外部因素的感触,颇为直切。
提到普通文学作者的境遇,突然间想起了沈从文和郁达夫的交往细节。那是1924年的冬天,在北京漂泊了一年的沈从文,在绝望中尝试着给大学当教授的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收到信件后,郁达夫决定去查验这位处于困境的从边远之地而而来的文艺青年。当他走进沈从文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时才发现,屋内没有火炉,青年沈从文身穿一件单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凉炕上,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实际上,沈从文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任何东西了。郁达夫把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了他,并把他拉到馆子里吃饭。回来后,郁达夫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告诉他,实在没有出路的话,可以去天桥应征当兵;兵也当不成的话,就去做贼。事后,郁达夫还把这封信发表在公开媒体之上,很显然,他是想通过这个举动向着全国痴迷于文学写作的普通作者喊话。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若是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也许能够洞见郁达夫的真诚和谋略,即乱世之际,保全性命生存下去,才是第一位的。时移势迁,今天的文学作者基本上脱离了生存和生活下去的忧惧,做一做文学梦,毕竟是件愉悦的事情。既然做了梦,还是应该守护初心的纯正,基于此,有一些看法,愿意与大家交流。
第一个看法,对于普通作者或者刚上路的文学作者而言,不可多文体并举,欲望膨胀,试图在多个文类之间切换频道。自由切换是天才型作家的权利,盲目攀比必然造成力不足,中道而废的结果。应该认真思量,以兴趣为出发点,选择某一个文体,甚至是某个文体的某种路数,身形如弓,集中发力。切口小,走的稳,方有可能从边缘处进入森林。“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普通作者。兴趣多而杂,则易变,变数太多,固难以守恒。业精于勤的例证,二十年前有路遥,在当下有李佩甫;荒于嬉的例证,韩寒堪称典范。韩寒年少得名,所拥有的资源和平台远非一般文学作者所能比拟,但是他兴趣多变,先是写小说,后是弄博客,现在又开始进军影视。回过头来审视其文学成就,依然在青春文学的范畴,用一地鸡毛来形容并不为过。一个写作年份超过五年的作者,如果继续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散文,另外还写诗歌,并兼及评论,说好听点是多才多艺,说实话就是一猛子扎到邪道里。
第二个看法,扎扎实实地做好资料建设,日常功课的内容就是多读些闲书,尤其是非文学类的图书,让知识与趣味一直为自我的好奇心护航。一旦进入写作状态,要严扣文本中信息的准确性,养成边写作边查阅资料的习惯。将一气呵成或者即席而作的桥段当成文坛轶事就行了,不必担心写作过程中的中断状态。就资料建设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反驳的意见,比如对于诗歌文体而言,这可是典型的“想象力的游戏”,与史料、地方性知识何干?这个认识存在某种误区,地方性知识是文学写作的水源地所在,而史料则关系到认知的深化。孔门诗学观中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说,如果原诗作者对鸟兽草木不加熟悉,何以提供形肖逼真的鸟兽草木形象?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开拓出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足以说明中古诗歌文本中所隐含的历史信息。波兰诗人米沃什在回忆录中曾说过:“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因为对小地方的钟情,他的诗歌中的小城——维尔诺因素非常突出。由此,对捍卫地方主义传统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他才会一见倾心。
第三个看法,需要对文学的基本生态,尤其是涉及自我主创文体的基本生态保持清醒的认知,并熟稔其间的桌面规则和桌下规则。急于获得肯定和尊重的心理可以理解,而观念系统的健康和良性循环不能因之受损。这里面有野鸡刊物、野鸡奖项、野鸡图书的初发诱惑,务必牢记,由物质成本交换而来的结果,只能解决面子的问题,对于里子则毫无用处。那么如何避免中招?很简单,问询几个从业较早的前辈就可解决问题;这里面有各级文学院系统直至鲁院系统培训的感召力和花环色彩,也有作协会员的级别划分。这一层诱惑倒不必划清界限,视之为桌边的小摆设方为上策,毕竟,文学研讨与培训以及会员设定,有些隐性的逻辑,凭借个人之力难以勘察仔细;这里面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捷径诱惑,结交地方豪强和中枢精英,乃众多作者秘而不宣的江湖心理。有那么一点愿望,不外乎就是争强好胜抑或积极进取,但在某些时候,它也会呈现慢性中毒的症状。毕竟,就江湖规则而言,有朋者,必趋于党,然后党同伐异,到了最后,就只论是非立场,而无关真与美的树立了。另一方面,不客气地说,很多所谓的大人物,内心清冷,实难接近。写作道路上,是否能够遇见无私热情,有专业精神,不计利害得失提供帮助,且富于情怀的作家、批评家,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则幸之,无则坦之。如张载所言:“存,吾顺事,殁,吾宁也!”还有就是需要对媒介载体有较为充分的认知,空间、博客、论坛、报纸、内刊、刊物的发表与交流,无需多言。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微信群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应该感谢文学类微信群的存在,让我能够对当下的文学生态系统的方方面面,拥有切肤之感。面对媒介新变留下的划痕,我曾不无悲伤地感慨道,交流的工具越多,那么,人的绝望感则愈具体!微信群无疑放大了人们的欲望,而作为中性的欲望在媒介新变过程中往往过了头。不夸张地讲,文学类微信群处处散发着霉变和朽木的气味,何也?作为文学作者的私心以及不遮掩的自我推介,从不择手段到明目张胆,再到其下,如台阶般密密麻麻。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文学类微信群,没有文学,也没有交流,唯有文章链接和相关的刷屏。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手上没有解困的招数,只有这样的意见:可以退群,也可以留下,若留下,请尽量掩藏自我的私心。
第四个看法,艺术无止境,写作虽然是孤独的个体反抗虚无,抵抗死亡的过程,但并不排斥交流的存在。无论你身在县区,或者是寄居于大城,皆应该拥有一个圈子。有些时候,同道之间,激发可能会作为讯息交流的附属产品,推动着你往前走,或者推动着去调整写作策略。肉体的抵近,气息的触摸,这种肉身存在的方式是虚拟空间所永远无法取代的,空间的虚拟程度越高,角色的带入就愈深,而肉身的存在,守住了五官感觉的直接经验。马克思曾经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世界史的全部产物。这个圈子,若三人行,有我师焉,若五六人,则可有咏而归之叹。
看法总会过时,而事实却永远不会过时。这句话转引自余华的一篇随笔,我使用它作为注脚,以此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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