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篮球赛

　　好多年前的那场篮球赛，像一只按不到水底的葫芦，常常从记忆深处翻起来，漂浮在记忆的最顶端。

　　我用又增加了三十多年阅历的思维牙口，一遍遍地咀嚼那场球赛。只知道思维的味觉神经感知到一股浓烈的味道，可还是品咂不出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 我十九岁时作了一名山村民办教师，六个月后便被调往联区中心学校，初中毕业带了初中语文课，兼做班主任。联区领导之所以看好我，不光因为我在教学上已显露头角，还因为我打得一手好球，尤擅中锋。此外，吹拉弹唱、写写画画也都说得过去。学校驻于公社所在地，每逢重要活动及节庆，拿出一支像样的篮球队，出几个文艺节目，整些花花绿绿装饰气氛的壁报，是必不可少的门面。

　　七十年代远不像现在，坐在家里便可以纵观世界风云。足球、篮球、乒乓球等等体育赛事，在电视、电脑前便可洞察一切。那时的一场露天电影，两三个月才能轮过来一次，人们像遇到天大喜事一样，碰头撞脑去抢占座位。平时哪个村有电影或演戏，晚饭后十里八里的也要赶去看。中途突然停电，人们会死不甘心地憨等，直到有确切消息说电不会来了，才迟迟疑疑地散去。对于看篮球赛，当然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大热点。即便平常的玩球，球场边也总会有不少看客，包括荷锄挑担的村中农人。好多人不仅看热闹，久而久之还看出了门道，成为有球必看的超级球迷。

　　那次球赛是八一建军节前由公社武装部组织的。参赛球队共有七支，但真正争夺冠亚军的也就三支球队，事实上也是淘汰赛的结果，依次是公社队，我们学校队，还有在水库旁建校的农中队。

　　公社队社会地位最高，队员最牛，而且平均身高在三支球队中也是最高的。可篮球场上不认社会地位，个子高也不是绝对因素，须得球艺也高才不枉那一副副好个头。就说那个身高第一的公社团委书记吧，一米八几的个子，往人前一站，昂昂一躯，很玉树临风的。可一到了篮球架下，总习惯性地曲膝拱腰，左右转体，卖弄花架子，往往丧失了最佳的启动时间，被我们盖在双臂下。即便他已拿到手的球，不是在高空被我用单手钩球的绝活摘走，就是被那两个手快的伙伴从他怀里抱住球，造成争球，身高的优势因此被化解殆尽。公社队其他几个队员，有官气下不了身道，还年龄偏大，光速度就跟不上来。所以冠亚军赛一上场较量，便以大比分的落后被我们队和农中队击溃，只能屈居第三。至于冠亚军队，自然由我们队和农中队来争夺了。

　　我们队与农中队都是教师组成，但风格不同，各持杀手锏。缺陷是都是十几名教师规模的学校走出的球队，既没有硬扎的替补队员，也没有称职的场外指导，属于典型的自导自唱。

　　我们队的五个人，校主任年龄最大，三十多岁，寸头下一颗硕大的脑袋，装满长期代数理课的逻辑思维。习惯表情是带点轻蔑味地龇牙哂笑，透露着善于算计的那种教师式精明。他是场上队长，负责打后卫。论拼体力不行，可临乱不慌，战术意图清晰，双手推球出手利，球分得合理且神出鬼没。他可有效稳定我们的情绪和进攻节奏，是我们队不可缺少的灵魂人物。两个前锋一个是代小学课的小吴，二十多岁，一个是代初中数学兼体育课的小赵，二十六七岁。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行动隐蔽，灵活刁钻，占位于两个底角，沿端线、三秒区穿插运动，拉得开人，钻得进去，篮下磕板球十拿九准。而那个个头不高却身材浑实，像铁疙瘩一样结实的代小学课小王，永远搞不清自己扮什么角色，该占什么位，可体力超级棒，阻拦抢断不要命，像头小老虎横冲直撞满场飞，往往将对方阵脚冲乱。我是我们五个人中最高的，海拔一米七五，惯打中锋。篮下抢球，中场运球，篮下与两个前锋打配合，非常默契。对手稍不注意，就起三步或假动作晃人切进去了，要么就跳起中投，冷不丁砸进一个空心球去，也是令对手头疼的一个角。

　　农中队队员在平均实力上，没有我们队这样匀称，但是有一员大将却优秀于我们任何一个人。该老师姓李，人精瘦，个头不高，寸头下抬头纹很重，脸黑，牙白，为人随和，像个农民般朴实。球场上像练过轻功一样，起跳高，动作快，善于抢断，投球还准，鬼魅一般哧溜哧溜满场飞。带球进攻时，跑着之字形的路线，身轻体快，动作诡秘，轻易就从人缝中晃过去。尤其三大步起得又高又飘，跨度还远，空中还有双脚 “走”的动作，酷似我们今天说的“凌空虚步”。因此，该队的战术配合一切围绕他展开。对我们队来说，此人无疑是杀伤力、潜在危险最大的一个人。

　　这场冠亚军决赛，两队总体衡量势均力敌，在终场哨声吹响前，谁也说不清鹿死谁手。越是这样，两个队的人越铆足了劲，这场球也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球场四周，人围得黑压压的，分明临近十里八村的人都来了。公社的要员也特别看重这场球，摆椅子坐于球场边的最佳位置。球场裁判，由信用社一个打球最老资格的人担任，公社团委书记则担任了副裁判。球场重新用石灰划过线，四边与三秒区线条分明，雪白耀眼。两支队伍都是新置的行头，我们队蓝色背心与短裤，白色印号。对方一身杏黄，红字印号。两个裁判也一身短打装备，脖子上一人垂挂一只哨子。一切，都显示着这场冠亚军争夺赛的高规格，高标准。

　　随着一声哨响，两队队员入场，双方队长挑选了球场。练球热身五分钟后，两支队伍各在自己的半场蹲成一圈，研究攻守方略并分兵布阵。聪明的球队当然不光打战术，更注重打战略，所谓上兵伐谋。我们队确定的战略意图是，耗两个人盯死对方中心人物的李老师，最大限度地遏制他的威力。具体由小王全场紧盯，一入后场便由我堵截，两个人将其卡死。只要这一意图落实，我们队其余三人对付该队另四个人，游刃有余，胜利就会向我们倾斜。

　　短促、尖利的哨音中，裁判挑球，比赛正式开始。两队一接触便是激烈对抗，四周观战的人也各为倾心的队呐喊助威，越增加了场上的紧张气氛。可因双方都过度紧张，前几分钟竟然是双方不进一球的来往拉锯。我们队长审时度势，及时控制节奏，放慢了进攻速度，把我们的情绪稳定住，开始实施我们预订的方案。对方的李老师被小王全场撵着缠死，一过中场我便迎头拦截，二夹一之下，果然使他手脚难以尽数施展。我们队因此渐渐占了上风，连着攻入几球，使比分领了先。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李老师只能以更快的速度，更敏捷的身手，左冲右突千方百计摆脱我们两个的包夹。但他快我和小王也没有慢，依然一前一后死死缠住他。谁也没料想这位李老师求胜心切下，竟然犯了急躁症，对我俩使用了很不理智的负气推搡动作，结果接连两次被吹了犯规。我当时年岁不大，也就二十一二，但球龄却已不短。因文革动乱学校停课的缘故，天天泡球场，也算老球痞一个了。一看他已两次被吹，便示意小王，更紧地黏紧卡死他。我们平时经常在一起玩球，互相知根知底，所以我根据李老师平时的篮下习惯，准确判断出他进攻的路线，在他起三大步前便抢先占好了位，成功地造成他两次带球撞人的犯规。

　　四次犯规，对李老师和对方整个球队是致命的。按照当时的球场规则，五次犯规将被罚出场外。李老师因此格外拘谨起来。作为一个球场老手，队里的核心人物，他非常知道犯规满五次被罚下，他们队必败无疑，冠军属于我们队则毫无悬念。事实上，李老师一束手束脚，球场局势已变得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因此又攻入几球。

　　对方不得不叫了停，研究对策。当然，我们也借此机会调整策略。我们队长因拿捏准了对方的软肋，迅速制定出了下步方案，就是更紧地包夹，全面封堵李老师，逼使他犯最后的一次规，将他请出场外，确保抱得冠军归。

　　重新入场后，我和小王按照既定方案，更加大胆地与李老师拼抢缠斗，其他队员也随时堵截。我们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拼着每个人都犯了五次以下的规，也要换取他最后的一次犯规。球场运动，本身就是身体形式的激烈对抗，李老师再小心，也不可能不同我们发生身体的接触与碰撞。除非置身场外，去当观众看别人打球。于是，当一个未投中的球在篮筐垂直地弹起时，我与李老师都跳起去抢那个到达抛物线顶端开始下落的球。我身高优于他，单手钩球的那只手已经像丝瓜藤上的须，向下卷曲着去捕获那个球。他起跳的高度刚好弥补起身高的不足，也挥动着一只手去逮那个球。但毕竟在我身后，已然失势，挥出去的手猝然间又收拢不住，终于造成了他非常明显的打手犯规。这一巴掌打在我手背上，“啪”的一声，清脆，响亮。这声响，因发生在一个特定时间，特定的背景下，就有了超乎平常意义的视觉听觉效果，不啻就是灼目的闪电，震耳的惊雷。我们的人理所当然看见听见了，裁判毫无疑问也看见听见了，估计场外观众也都看见听见了。

　　可令人诧异的是，裁判吹犯规的哨声却迟迟没有响起。对方运球传球快速向我们的后场冲去，我们五个人除了小王傻乎乎追了过去，其余四人都原地不动站在了场中。我们队长果断亮出了要求暂停的手势，与裁判展开交涉。比赛因此而中断。

　　两个队的人马都蹲到后场去歇息，原来喧哗躁动的场外观众也一下鸦雀无声，静悄悄地等待交涉的结果。场外观众都清楚，李老师五次犯规一旦被裁判确认，意味着农中队将彻底失去这次比赛胜出的可能，所以对裁判如何裁定，下一步会怎么样，酷似看一部悬疑大片，都投以极大关注。

　　然而交涉的结果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两位裁判承认李老师与我发生了身体接触，但却认为犯规可计可不计，所以避重就轻，不计犯规，示意比赛继续。对这样明显的偏袒，被我们断然拒绝了。李老师打手犯规，有目共睹，铁案如山，这样的裁定极不公正。我们队因此明确提出了抗议，退出赛场，在端线以外擦汗，喝水，休息，球赛一下陷入了僵局。

　　对方队员当然知道他们理亏，也退至场外去喝水休息。球场中，只有两个裁判呆呆戳在原地。好一阵后，我们看见武装部长召两个裁判过去，嘀咕了好一阵。然后武装部长与两名裁判来到我们跟前，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同我们说，按理，对方李老师的确犯规了。可是，今天既是八一建军节的节庆活动，又有这么多人前来观看。假如因这次犯规将李老师罚下，这场球就没有比头，也没有看头了，当然就会大大扫了观众的兴。让我们发扬一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风格，照顾一下场外观众的情绪，把这场球赛接着打完。

　　我们顿时明白，裁判不吹李老师犯规，不外乎也是这个原因，想把一场精彩的球赛保持到终场。但是，球场比赛讲究的是规则，规则就是原则，原则是排斥一切情感因素的，包括大众情绪在内。尤其在那个年代，原则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当然不是通过通融就可以轻易废除的。因此，既然是球赛，就得坚守赛场规则；既然犯了规，就必须计犯规。这是走遍天下都响当当硬邦邦的道理。当然，从我们自身来说，太想拿到这个冠军了。在那个充满虚荣的年代，冠军就是我们的命。我们深深知道，球场如战场，瞬息万变，再臭的球队都有可能咸鱼翻身，爆出冷门，别说是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了。如果我们松松口，同意不计李老师犯规，让他重新回到赛场，结局就很难料定了。既然如此，眼看就要到手的冠军，哪有再冒风险与人争夺的道理，更没有拱手送人的道理。 　　武装部长通融没有成功。我们手下败将的公社队的人，对方球队的人，还有不少热情观众，都涌来向我们说情。让我们网开一面，别再计较，将这场球赛打完。我们以无声的沉默表示了绝不妥协的态度。殊不知人在急切期盼的情绪驱动下，会弃原则于不顾，会将感情的玛法倾斜于对弱者的同情，球场内外因此而发生人心背向的变化。一时间我们反倒成了不近情理、冥顽不化的茅坑石头，触犯众怒。场外骚乱的观众开始骂骂咧咧，矛头直指我们。

　　农中队看我们毫无商量余地，沮丧地宣布退出比赛。这样一来，一场官方、大众期待已久八一冠亚军球赛，就这样半路夭折，不欢而散。场外观众哗然一片，骂声四起。我们理所当然成为被骂对象，众矢之的。

　　回去的路上，看见的是一路白眼。一位平时非常喜欢看球的本村老汉，从后边赶上我们，恶狠狠地甩出一句话：“你们这伙酸老师，不能厚道一些吗，尖薄死你们！”我心里激灵灵打了个寒颤，好像真的是我们理亏一样。

　　当然，我们队无缘于这场球赛的冠军奖牌。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场没有打完的球赛。当然，我们不肯让步的态度惹得公社那些要人不高兴，问题很严重。

　　在吃了五年粉笔末后，我脱离了教师队伍，进公社专职搞文秘，与公社队那伙傻大个天天耳鬓厮磨起来。偶尔，还会因这场球赛与他们发生争执，嘴上理直气壮反驳着，心里却老有点虚虚的感觉。直至多少年后，回味起这场球赛，我竟然越来越说不清我们当年的做法孰对孰错，焉是焉非。莫非坚持赛场规则，坚持一种原则的态度，也会有错吗？难道，我们应该更多地想一下场外观众，服从他们的心理需要与观赏要求，更合乎情理？ 　　看来，我还是品咂不出这场球赛的味道。记忆里的这只葫芦，怕是这辈子难以按到水底去了。

[ 本帖最后由 辛贵强 于 2011-12-18 18: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