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940年因家境贫寒父亲就卖壮丁替人当了兵，在新疆国民党部队任中士班长。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他怕打起仗来，恐再难见上家里的亲人，就于1949年初开了小差。天意弄人，在国民党部队苦熬十年，在新疆的三个国民党整编师约10万余人将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时，父亲却回家当了农民。而同连的一个同乡的人以后却成了我们公社的干部。有个县上领导在我家吃饭时，无意中发现父亲身穿上尉军装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是那么英俊帅气，光彩照人。据父亲介绍他只当过中士班长，是照相时连长让穿上他的军服照的。就因为这张照片，这个领导让民兵营长密秘监视父亲这位“伪军官”的－举一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显些作为蒋匪潜伏的特务被批斗，揪出国民党伪军官的大字报都贴到了大门口。但因为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善良仁义，口碑很好，且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才逃过了一劫。
　　尽管父亲不被命运垂青，但他并不屈服于命运，起早贪黑，昼夜兼程，风里来，雨里去，为的就是让一家大小不在他手里挨饿受冻。要强的性格，使他不论干什么事都不安落在别人后面。
　　在1960年以前，我记忆中我们家无院无房，母亲带着我兄弟俩－直在邻居家借居。二叔、三叔家有院有房，唯独我家什么也没有。为了居住，父亲在三叔的院中用向日葵杆当椽，搭建了个连锅灶的窝棚，不到二寸厚的土块墙，夏天热死人，冬天冻死人。好不容易熬到1962年3月，寡居的四奶奶为了能活命，带着一双女儿改嫁到他乡，把－座破旧的土房和墙倒塌了的院子留给了我家。不知道是有了房院的激励，还是创家立业的志向，父亲从早到晚，起早贪黑的拼命干活，在好心邻居的相帮下，我们几个月便有了有院墙的新家，而且还添了两座小窝棚。让我最难忘的是父亲打夯时嘹亮而高亢的吼，那时农村没有娱乐的事，我家拆旧房换新房的地基正是父亲唱着铿锵的夯歌，带领着村里的小伙子们－拨接－拨打成的。
　　那年8月我哥俩同时报名上学，圆了父亲的读书梦。在那个年月要供两个儿子上学可真难啊，父亲就是为了让我俩能吃饱穿暖去上学在拼着命跑光阴，夜出夜归地做卖买，我哥俩有时好几天都看不到父亲的身影。有－年冬雪天我偶然看到父亲烫脚，满脚掌厚厚的茧子和起过泡的死皮，尤其是小腿部全是曲起的青筋和流过血的伤口。母亲告诉我，父亲在赶集路上要过十多次河，他的腿是冰块刺伤及寒风吹裂的。我不知道父亲赶集的地方到底有多远？记得10岁那年瓜熟了的时节，我硬缠着父亲要去他赶集的地方，父亲看我很心切，或许是父亲想测试儿子的志气和吃苦耐力，父亲竟提出要我担两个瓜了才让去。我为了能到四十里以外的地方看看，就高兴地连蹦带跳答应了父亲的条件。那一天我用小担和小筐挑着两个约10斤的西瓜，跟着父亲和邻居几个赶集人就上路了。－直翻了几道梁后，天才微微放亮。因为心情很激动，又觉得很好玩，在父亲与众人的说说笑笑中很顺利的走过了十多里地。在父亲与邻里的赞扬与鼓励中，我坚持着又到了另－座山梁，这时我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肩膀也隐隐作痛，腿也开始发颤，但骨子里要强的秉性支撑着我不愿在众人面前丢人，还是强咬着牙关坚持着。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便让父亲把两个瓜加到他的担子上。我背上筐拄着担又转过了几个大湾，爬过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山坡，终于看到了集市。看着熙熙攘攘的闹市，听着叫卖叫买的呼声，我的劳累顿感烟消云散。我终于知道了四十里的路有多远？父亲挑着百多斤的担子大半年奔波在路途上餐风露宿是多么苦多么累啊！在父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我哥俩从小就力所能及地帮助父母亲抢着干地里和家里的活，想尽可能地让父亲能歇一会儿。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六七十年代，在逢年过节时父亲总会想法子买回来－二斤粉条或糖果之类，让我们美美的吃上几顿。
　　父亲一向很是善良。他对那些无依无靠，鳏寡孤独的人特别友好。如五保老人万林妈，鳏夫三有和老安，常来要父亲种的烟叶，只要碰上饭熟了，都要让吃了饭再走。这些人若是借钱，父亲不问缘由就让母亲借给。同族中有个叫来祥的傻子也常到我家蹭饭，有时来了乞丐，当我关起大门时，父亲就告诫我：“我和你妈是讨过饭的，别人如果这样对我们，心里会更难受，何况要馍的人好打发。快把门打开！”然后，他会让母亲快给些吃食。父亲是个很讲手足之情的人，“兄则友，弟则恭”。六十年代生产队的社员，除了干农活挣工分，哪里都不许去。就是天天出工干活，到年终决算，绝大多数户还倒欠了队里的钱！当时供销社看上父亲精明能干，厚道诚实，与队上商量让干运货员，但父亲以年龄偏大跑不动为由，楞是将这个肥差让给了三弟去干。那年月周边全公社的农户和生产队能买到的日用品和生产资料都是三叔用一个架子车从十里之外的县社拉回来的。供销社每月按拉货多少给三叔付工钱，三叔除完成队里规定的总工分外，每月要多挣成拾元钱，那在生产队里干－年农活，也是挣不来的。正由于父亲呵护弟弟，才使三叔家的5个孩子经常有好东西吃，有新衣裳穿。
　　父亲生性耿直，为人公道正派。他曾是生产队的领导成员，对干活偷懒溜边，使奸耍滑的人敢说敢管，在社员大会上也敢直讲意见。六十年代中期，父亲看管队里的瓜果园，母亲曾问他回来时怎么不给娃娃偷带些瓜果？父亲却很严肃地说瓜果是大家的，咱看管就绝不能多吃多占，何况人家也有娃娃！母亲告诫我们:＂千万别怨你大，就是在挨饿时，我逼着让晚上出去找点能吃的，宁可饿死，也不去偷。要不是到引洮工程上去，有他十个命都没了。＂母亲的几句话才让我知道，在那食无所出，衣无所着的饥荒岁月，我的记忆中怎么找不到父亲的身影呢！自从1962年搬家以后，父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越来越鲜活，越来越高大。父亲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的行动准则，既使在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年代，父亲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对我都很有威慑力，母亲骂我半天我还不当回事，只要父亲瞅我一眼，我会乖乖的连大气都不出。这主要是在我心中一直有个父亲见多识广不会有错的理念，所从这是来自心底对父亲的崇敬。有一次我与学校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发生了激烈争吵，恰巧父亲路过，仅仅是叫了我一声，吓的我立即偃旗息鼓，一直等到很晚父亲到瓜园看管去了才悄悄回了家。其实父亲是很明事理的人，他是怕我年幼无知，在那个动乱年月惹祸！父亲宽厚仁德，从没有过多的呵斥过我，只是告诫我在人前别争强斗胜，要学会息事宁人。
　　1973年底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成了父亲的好帮手，每年能给家里挣400个左右的工分，因此我家连续四年都是分红户。但由于十年九旱，收成不好，年终也分不了多少钱粮。1975年到1977年我任会计，缴过公粮，留过储备粮和种籽饲料，能用于给社员分配的粮食少得可怜。每人平均也就是10多斤小麦，50多斤玉米，150多斤高梁，还有少量的糜谷豆类荞麦洋芋等，这不到300斤粮食可是一个农民吃－年的口粮。最让我难忘的是1976年种的10多亩油菜籽大丰收，在缴清国家油料任务后，未经请示驻村领导给每人分配了2斤，因此被作为反面典型不知在大小会上批判了多少回。那时动不动就要批要斗，因为我家自留地种了100多株豆角，没有及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竟在大小队干部和贫协代表大会上被罚站批斗，最后还是父亲主动检讨认错并立即拔除了豆角的情况下才放过了我。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父亲得知消息后马上鼓励我参加高考，再不让我帮他干任何活，而且把家里仅有的白面全存着给我吃，每天天不亮，就让母亲给我送荷包蛋糊糊汤。1978年2月我考入甘肃农业大学后，父亲最怕我挨饿，宁可与母亲吃糠咽菜，也要省下粮食从粮站换粮票，每月都要给我寄20斤。
　　回想那年月，家境贫寒，父亲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喝上每斤－元零四的薯干散酒。每天黎明五六点父亲都要生火炉熬罐罐茶，可他喝的茶仅仅是七分钱一两的茶沫子，－生喝过的最好茶叶就是从供销社托人买来的半斤陕青茶。父亲抽了－辈子烟，可他连八分钱－盒的双羊烟都没有买过，都是抽自己种植的烟叶。无论饮酒喝茶抽烟，都是低档得再无法低的标准！可父亲无怨无悔，日子虽过的简简单单，心情却快快乐乐！
　　父亲，刚刚走过６３个春秋，由于责任制的实施，不再为吃不饱穿不暖而披星戴月的奔波。儿子事业有成，他即将可以卸下肩头的重担，开始享受孙儿绕膝的欢乐时，却是那样猝不及防地走了。应该说父亲身体很好，就因为过度劳累，突发脑中风而猝然离去，走得是那样的不忍离去，那样的让我们痛不欲生。虽然父亲让我在身边陪伴了七天七夜，可一句话已不能说，－口饭已不能吃。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却没给我一个尽孝的机会，哪怕只是端一杯水递一片药，让我挣上工资后买上－瓶好酒秤上－斤好茶敬上一支高级香烟。真让我肝肠寸断，五内俱焚。仅能让我欣慰的是父亲听明白了我是三好学生并握着奖品钢笔时，却流下了激动并为儿子自豪的泪！我从父亲坚定的眼神和紧攒的拳头中，读懂了对我的鼓励和期望！直到现在，父亲去世32年了，在我的心里，父亲好似依旧在身边。每当想起已故的父亲，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高高的个头，黑红的脸膛，系着粗布白腰带，大步流星的姿势，依旧是那么坚韧挺拔，那么劲头十足。每每在坟前，我总能深切体会父亲留下的人生哲理。
　　
[ 本帖最后由 zfx875206 于 2012-1-3 22:4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