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亲

　　
我的双亲
　 　 杨 湛
　　
　 　母亲
　　我怀念的羽翼常常翱翔在母亲那片晶洁的天宇里。
　　我的人生记忆，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个饥馑的岁月，金色的南瓜汤就是我的童年。那时候，母亲和我每顿可以在生产队的食堂里打到一小碗清水南瓜汤和巴掌大的一块麦面饼。对我来说，麦面饼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母亲说，她不爱吃面饼，只喜欢喝南瓜汤。我信以为真，把那一小块麦面饼据为己有，还边吃边和母亲分享那碗清得见底的南瓜汤。就是在那样艰辛的日子里，公社还常常搞什么大协作、大突击，母亲就靠那碗南瓜汤没日没夜地下地劳动，有时，食堂给参加夜里突击的社员做夜宵，一个壮劳力也就是一小块面饼，母亲舍不得吃，留给我做点心。在母亲怀里揣了一夜的面饼，到我手里，还是热乎乎的。看着我贪馋地吃着面饼，母亲笑了，却笑得很苦，慈祥的眼里含着泪水。我至今还在深深懊悔，为什么不会分一点，哪怕是一小点面饼给我的母亲？
　　记得是六十年代初的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我和村里的一个小伙伴被一只美丽的蝴蝶引入了一块豌豆地里，豌豆花开得正好，有红有白，像无数的小蝴蝶在春风里翩翩起舞，有的已经结出了青嫩的豆荚。无意中把豆荚摘来喂进嘴里，竟发现世界上还有比麦面饼还甜的东西，可惜，我的处女作已经“入木三分”，饥饿使我们忘记了美丽的蝴蝶，便坐在田埂上大吃起来。边吃边想，也许母亲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吧？就在在我小小的衣袋里摘了几个豆荚群回去。结果，却挨了母亲的一顿打。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真正的挨打，好多天以后，屁股还火辣辣的疼。母亲用春天的柳条告诉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回家的。
　　也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母亲送我进了村里的小学。方格的木窗和土墙，把原属于我的那片自由的天地隔开了。虽然有许多陌生的伙伴在一起读书做游戏，但自由却被一种秩序代替了，我们不得不遵照一支铜铃的音响按时走进那间潮湿阴冷的教室。记得入学不久，老师就让写毛笔大楷，写得好的字，老师加红圈，也许那天得的红圈多，放学回家，一时技痒，就在家里的板壁上写将起来，母亲见了，没有劝阻，反而鼓励说：“好好写，叫你爸回来看看。”星期天父亲回家，见到满壁翠墨淋漓，气不打一处来，想打，又舍不得，只好打了一盆水来擦洗，可惜，我处女作已经“入木三分”，很难擦洗干净了。至今，在故乡老屋的板壁上，我当年的书法作品还依稀可辨。如同一位课外的老师，母亲对我的学业十分关心，放学回到家里，总叫我看书写字，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坐在书桌前。那时，父亲在十几里外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只有在他星期天偶尔回来的时候，我才能被放出家门去玩一会儿。母亲不识字，可她对我学习上的督促，不亚于一个严厉的老师。现在回想起来，这无意中使我养成了一种一旦清闲下来就想看看书和写写字的习惯，这习惯曾让我在后来那些荒谬的岁月里不至于荒废学业，并使我在云岭深处的水库工地上劳动了整整七年之后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记得从三年级开始，所读的课文已在学校里念得滚瓜烂熟，作业也不多，于是为了应付母亲，也为了读书不至于乏味，便去跟我的堂哥和表哥借高年级的课本和一些课外书来读，靠囫囵吞枣，我读了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的美丽故事，知道了许多新奇的知识。我至今认为，是不识字的母亲，让我早早地走进了书籍中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上三年级以后，乡村的生活已经好转，无需再为缺粮而发愁了，可是母亲依然那么辛苦，白天下地干活，收工回来，还要做饭、喂猪、种菜。虽然忙得团团转，可是母亲总是很少使唤我。只要我在看书写字，她总是轻手轻脚的，生怕影响我。那时候故乡还没有电灯，我常常就着松明子火看书，母亲也在旁边缝缝补补，不时为我点亮新的松明。有时夜深了，她会用请求的口气，亲切地叫我睡觉。至今，每当我在静夜里看书疲倦时候，还会想起母亲，想起她那亲切的声音。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小时候的两次生病，一次是打摆子，记得是在炎热的夏天，我却忽而冷得发抖，忽而浑身是汗，后来就昏睡不醒，但一直在做梦，梦见一道道雪白的墙，那样的纯洁匀净；梦见一块块水田中满满的清亮的水，是那样的平明如镜；后来梦见我飘飞起来了，一直向上飞升，满天的彩霞，是那样的美丽，心中感到了难以形容的幸福和快乐，我想我再也不回去了，这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呼唤，她焦急地呼喊着我的小名，我终于昏睡中醒了过来，见到满脸是泪的母亲，她说我已经昏睡了三天三夜了，给我喂鸡汤我也吞不下去了，她一直在呼喊着我，在缺医少药的边远乡村，母亲除了抱着我喊我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也许是上苍可怜母亲，终于把她的唯一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给她送了回来。还有一次是我出痧子（痲疹），那是在冬天，出痧子不能着凉，不能吹着风，在家里，母亲在床边为我烧了一盆炭火，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糖，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供销社里买不到糖，母亲用米和麦芽，给我做了一锅麦芽糖。做麦芽糖有一套繁复的手工工序，米要用石磨推成浆，麦芽也要磨成面，在熬的时候要不停地搅，熬好的糖稀要在架子上扯，要扯得又白又脆，用刀背敲得成块，白糖才算做好。在我生病的时候，只要我想吃的母亲能做的再苦再累她都会给我做。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和别人争吵过，而总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帮助别人，虽然常常是一根针、一截线、一小块补丁，或是紧用的几角钱，甚至是一点盐、几粒药，只要家里有，母亲总是会给予人的。记得在文革动乱最严重的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即使我们这个以盛产香烟和茶叶而闻名的省份，凭购物证供应的烟和茶也买不到了。一天，一个因很久没有喝到茶而头疼难禁的傈僳族老妈妈，从云岭的高山上下来买茶，可是她买不到茶叶，也要不到，是母亲把她叫到家里，给她做了午饭和煨了一罐苦茶，临走时，还送了一小块茶叶给她。几年后的一个春天，母亲到云岭去打蕨菜，，在一个山村里偶然遇到了那个傈僳族老妈妈，她还记得那一小块茶，硬拉着母亲到她家里，给母亲做了饭，并叫她的儿子从屋后的蜂桶里割来了几大块蜂蜜，当然也给母亲煨了一大罐浓茶。母亲以她的大度和宽容，在村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妇女们拿不定主意的事，总来找母亲商量，村里人讨儿媳妇和打发闺女，甚至会让母亲去当“总理”。按理，乡里人家办事的总理，应由德高望重，能“压得住台”的人来担当，可邻居们信任母亲。在乡村，再困难的人家，总是要把儿女们的婚事当做一件大事来操办的，请多少桌客，做几样菜，送几色礼，都马虎不得，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人。母亲总能把一应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让主客们心悦诚服。
　　母亲姓和，出生在云岭深处一个叫杵峰的纳西族小山村，她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是家里的小女儿，家境也好，应该是娇生惯养的，可母亲从小就参加劳动，有着这个披星戴月的纳西民族真诚、朴实、勤劳的美德。除非病倒在床，从不肯休息。我们家的柴火，总是堆满了柴房，两三年也烧不完的。可母亲只要生产队里不出早工，她就上山去砍柴，记得小时候，冬天的清晨，我还睡在温暖的被窝里，母亲已经把柴砍回家了。在生产队里干活，母亲也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仅是为了挣几个工分，也是为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农业学大寨，评“政治工分”的年月，队里干活，不按劳记分，而是靠所谓的“政治觉悟”。那些有权势的，出身好的，或是平常惹不起的，自然是最高分。母亲出身不好，只能记全劳力中的最低分。那一天，妇女们都上山拉松毛积肥，生产队长突然心血来潮，等人们上山以后，他和记分员把磅称扛到村口，让背着松毛下山来的妇女们一个一个先过磅，而在这以前是不过磅的。结果，在所有的妇女中，母亲的松毛分量最重。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公和私，帮别人还是做自己的事，都是凭着自己的本分。她常常告诫我：“出门在外，要吃得亏，让得人，做什么事都不能耍奸猾。”其实，母亲一生都是按这个准则来为人处事的。
　　母亲爱干净，她的衣服洗得很勤，即使在肥皂短缺的年月里，也要用灶灰过滤出来的“灰水”来浆洗衣服。她一生穿的都是纳西族妇女的大襟长衫和坎肩，这种大襟衣衫有着长长的前后衣襟，本来就厚实，加上千补万衲，一着水便有几十斤重，洗起来极不方便，可是她穿脏了就洗。直到去世前不久，她都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好。
　　母亲一生节俭，小时候我没有穿过草鞋，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布鞋，我还穿过母亲自己织布做的衣服。她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还是舍不得扔，实在不能穿了才用来做补丁、打布壳。也许是从小就劳动的缘故，她深知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饭桌上掉了一粒饭或是一丁点馒头屑，她都要捡起来吃掉，还常常教我们把碗中的饭粒打扫干净。母亲不识字，却告诫我要“敬惜字纸”，看到我们无意中丢在地上的纸片，也要捡起来，生怕被脚踩了。母亲对粮食和字纸的尊重，就是对劳动和文化的一种尊重。
　　母亲一生历尽艰难。嫁来我家以后，便起早摸黑，不敢懈怠，尊老爱幼，温柔贤良。来到我家没几年，家中一座四合院的房产便被土匪烧光，家境由小康变为一贫如洗。接着我的两个哥哥相继夭亡，母亲悲痛欲绝，终于还是挺过来了。我三岁时，祖母去世，父亲又调离故乡的小学。母亲带着我和年青的共和国一起度过三年极为困难的时期。因为吃的苦太多了，母亲的身体已是十分虚弱，特别是步入花甲之后，轻微的病痛，都会将她击跨的。可是，就在母亲临终前的那一天，她还拖着衰弱的病体坐着帮家里扬麦子。就在那天晚上，她觉得格外疲倦，晚饭只吃了一小点，便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早上，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妹妹以为她太累了，想让她多睡一会儿，做好了早饭才去叫她，可是已经叫不答应了。掀开蚊帐，只见母亲还像在梦中一样地睡着，是那一种甜蜜、舒心的酣睡，被子依然好好地盖着，可是却永远也叫不醒了……
　　母亲悲苦一生，只有在去世时毫无痛苦，像睡着了一样。
　　是的，只有对自己的一生毫无愧疚，于别人、于自己、于长辈、于子女都做到了问心无愧的母亲，才会走得这样坦然，这样安详，这样无牵无挂……
　　母亲走了，她留给我的是一个晶洁的世界，是一片纯净的蓝天……
　 　父亲
　　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
　　父亲一生似乎就做过两件事：读书和教书。
　　相传，我家的祖上也曾是读书的，不知是那一代，还出过一位进士。到高祖时，家道中落，高祖父死后，高祖母带了六个儿子离开祖籍鹤庆外出谋生，先到维西，在维西留下长子，高祖母后来又带了其余五个儿子来到位于金沙江边的一个叫格子的村庄落籍，高祖母死后就葬在格子村后云岭的高坡上。六个儿子中，我的曾祖父最小，曾祖父育有一子二女。到了祖父这一代，家道开始好转，祖父虽然不识字，但年轻时帮人赶马，走南闯北，凭着精明能干，自己渐渐地也买了几匹马，当起了小马锅头。金沙江一带，是由思茅、大理通往藏区的茶马古道，而我的故乡格子，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祖父在赶马的同时，家中也开起了马店。祖父育有两子两女，伯父是老大，从小就跟祖父赶马，父亲最小，见过一些世面的祖父也许是为了重振家声，或是受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的影响，把父亲送进了学堂。二、三十年代的金沙江一带，一些大一点的村庄已经办起了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的父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小学毕业后，考上了省立的丽江中学。那时，乡村的孩子能上学读书的很少，而能考上面向滇西北十几个县招生的省立丽江中学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初中毕业后，父亲先是到我们村北边的一个叫次科的乡村小学去教书，后来，故乡解放后，就在我们村的小学任教，1957年他调到离我们村十来里的南边的一个叫四新的村小教书，一直到他离休。
　　小时候，每到星期六下午，总是盼着父亲回家。他总背一个黄帆布挎包，每次回家，我和妹妹都会从他的挎包里找到吃的东西，几个梨，几个桃子，或是核桃、板栗之类的水果和干果。有时候是书，那是我最喜欢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挨骂，也就仅仅两次，一次是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去老师的宿舍交作业，老师不在，看见桌子上放了一本叫板报图案的书，上面有很多简笔画和美术字，那时，我正喜欢写字和画画，鬼使神差地就把那本书拿走了。父亲回来后发现了，就问我书从那儿来的，那眼神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严厉，只好老实说了，他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叫我把书还给了老师。记得他对我说，别人的东西，再喜欢也不能拿，偷偷拿别人的东西，就是贼，人一旦做了贼，就变成了坏人。父亲的话，让我刻骨铭心。还有一次是我悄悄拿了母亲的一块钱去买了一副扑克，那是一副从纸质到印刷都非常精美的扑克，大小飞机上是穿着铠甲的英姿飒爽的花木兰。我们几个小伙伴刚刚学会打扑克，一玩起来就把什么都忘了。这件事又被父亲知道了，他没收了我的扑克，扔进灶洞里烧了。这次他严厉地对我说：“不经过大人的同意拿家里的钱，这也是偷，更严重的是，拿了钱没有用在正当处，而是用来买扑克，打扑克玩物丧志，浪费时间，把打扑克的时间用在看书或是做别的事情，要好得多。记得，父亲从来不喜欢玩下棋、打扑克之类的游戏，在乡村小学里，很多老师在课余的时间，喜欢下象棋和打扑克。父亲在闲暇的时间，总是读书和看报，或者到菜园里去侍弄蔬菜。
　　作为小学教师的父亲，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学教师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除了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外，父亲的余钱大都用来买书。记得文革前出的一些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父亲都买过。他有一个小书柜，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就是《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红旗谱》、《战斗的青春》等长篇小说。他还买过《红旗飘飘》等一些革命回忆录。除此之外，他还喜欢订阅一些杂志和画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订阅过《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在我们国家和苏联友好的五十年代，他甚至订过《苏联画报》，他订阅时间最长的杂志是《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我读小学时，他专门为我订阅过《儿童文学》。小时候，父亲偶尔带我到他的学校去住几天，夜晚，在煤油灯下，父亲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后，就看书，他的寝室的灯，总是很晚才熄灭。说起读书，对我一生影响深远的，是父亲，是他当时在我们偏远的乡村来说也是丰富的藏书和他订阅的这些画报、杂志，使我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兴趣，特别是他给我订阅的《儿童文学》和个我买的《小布头奇遇记》、《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小金马》、《五彩路》、《大鲸牧场》等儿童读物，使我的阅读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记得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就是童话小说《小布头奇遇记》。到五六年级，我就囫囵吞枣地开始看《水浒》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了。是父亲的这些书，给了我的童年和少年以无限的蕴藉。1969年附设初中毕业后，当了所谓的“回乡知青”，回生产队放马。放马是一种十分孤独的活计，特别是第二年的夏天，生产队让我和我们村的一个姓陶的大爹把二十几匹马赶到云岭的高山夏牧场去放牧，云岭山高谷深，在高山牧场上牧马，几天也遇不上一个人。白天，陶大爹在窝铺里看家做饭，我在草甸里放马，云岭的高山草甸水草丰美，周围都是原始密林，马群无处可去，也无需照看，一个人在这荒天野地里，只有书，才能打发每天漫长的夏日。这一年，我读了很多的书，把父亲的藏书几乎读完，有的还读了几遍。是父亲的书，给我孤独的牧马生涯提供了一个丰富而有趣的世界。也使我的十五岁的青春年华有了极为丰富的情感的体验。当我年过半百，回首往事时，我才发现，是父亲为我搭建了一座书的高山，在我不断地攀登之中，可以看见在我故乡的峡谷中不能看见的风景，特别是当我攀登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我有了极目千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的识见，我的心胸，我的眼界都会都会让我用相当的高度来俯视这个世界。其实，父亲给我的，是高山，也是一片大海，使从小就生活在山国中的我，认识了大海的汪洋恣肆，见识了大海的惊涛骇浪。从小就在金沙江里学会了游泳的我，在这样的大海里遨游，也就能领略风平浪静，海天一色的优美，而面对大海诡秘莫测的波峰浪谷，也就有了从容不迫，胜似闲庭信步的感觉。后来，我结束了牧马生涯后，又进了云岭修水库，这一去就是七年。七年里，在云岭深处简陋的窝铺中，在火塘边，也是书，伴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代。特别是在1977年底，已经在公社水库工地当了七年民工的我，凭借喜欢读书，也读过一些书的理由，报名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得以考中。我认为，与其说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如说是父亲改变了我命运。是父亲，从小就培养了我爱读书的习惯，使我在十年的文化浩劫中始终坚持了阅读，至少没有荒废我的青春岁月。
　　在人们眼里，当小学教师好像很容易，其实，世界上最不容易的，也许就是做一个乡村的小学教师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教师的生活是极为清贫的，每个月仅有二十几斤的口粮（有时还搭一些杂粮），几两香油和一斤肉。乡村小学的校舍，大多是破庙，四壁透风，破桌烂椅，常常两个班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不仅要教语文、数学，还要会教音乐、美术和体育。除了教书，还要自己砍柴、种菜、烧火做饭，自己修理桌椅板凳，因为要补贴一点副食，还要养猪养鸡。父亲的学校里有一块菜园，除了看书，父亲总爱到菜园里去，浇水、捉虫、锄草，还时常挑了粪桶去浇肥，因此，菜园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时鲜蔬菜。那时候，学校的办公费是从收取学生的学杂费来开支的，因为乡村的贫困，每个学生一年几角钱的学杂费也难以收齐，老师办公的煤油、墨水大都自己买，就连上课用的粉笔，也常常用泥巴捏的土条来代替。很多教具，也是自己做。乡村小学在农忙的时候还要放农假，放农假时，老师也要去所在附近的生产队支农，和农民一起收种庄稼。记得父亲有一整套的劳动工具。像乡间的农家，父亲的小学的灶房里，除了灶台，还有一个火塘，火塘用来烧水，到了冬天，火塘就是一个温暖的去处，有些穿得少的低年级学生下课后也会来和老师一起烤火，中午时，那些因为路远而带来午饭的孩子，也在火塘边烤馒头或热饭吃。这时，父亲就会和学生们说一些家常话。附近的村庄大多是纳西族，父亲和孩子们说的是纳西话，显得特别的亲切，孩子们也喜欢和他用纳西话交谈，有时候还会和他们开开玩笑，而父亲从来没有和我开过玩笑。
　　父亲一生节俭，没有穿过什么好的衣服。他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和喝茶。那些年，茶叶是凭票供应的，而且大都是一些劣质的砖茶，要在火塘边的茶罐里才熬得出味来，茶色浓酽得发黑，味道苦涩，但那就是大多乡村小学教师每天不可缺少的饮料。父亲抽烟也不讲究，平常只抽两三毛钱一包的“红缨”、“金沙江”一类的烟，只有过年过节，才买一两包好烟，说是好烟，无非也就是四毛钱的“春城”、“大重九”。因为烟瘾大，每天一包不够，他就辅以旱烟。如果说奢侈，父亲一生也奢侈过三次。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已经自食其力当了民工，父亲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台北京产的“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后来又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有了手表，值日时就不需要问别人时间，也不必去办公室看座钟了；收音机他只是听听新闻而已；有了自行车，他回家就快多了，原来要走一个多钟头的路，现在十几分钟就到家了。那时候，许多小学老师，也都用单车代步了。
　　父亲的一生看似平淡，只是专注于他的读书和教书。其实父亲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时代。父亲和我们的党同龄，小时候曾亲眼见过贺龙率领的红军从故乡经过；抗战时期，见过日本人飞机的轰炸；见证了国民党的灭亡和新中国的成立；亲身经历了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还经历了家中的四合院连同所有家当被土匪烧光和两个儿子夭折的悲惨境遇。这一切，父亲都坦然面对，这也许和他的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性情有关。他不会欺负那一个人，也从来没有遭别人忌狠过。这也是他历经多次的政治运动也能安然无恙的原因吧。
　　1966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后，升学无望，学会了抽烟，那一年我才12岁，辍学回家，生产队叫我放马。不久父亲知道我抽烟，没有说什么。也许他知道我是想读书而不得的痛苦，或者是因他自己抽烟而无法说服我。12年后，我考上大学，父亲很高兴，每月给我三十块的生活费，进大学的当月，我就戒了烟。
　　初中毕业后的有一年，父亲曾随伯父赶着马帮到过省城昆明，来回走了一个多月，那是父亲最远的一次旅行，也是他除了教书之外的唯一壮举。除此之外，他的一生都是在乡间度过。
　　也许是因为长期的抽烟和每天和粉笔打交道的缘故，父亲退休之前，就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退休后常常要住院治疗，我们村连最简单的卫生所也没有，一发病就要到几十里外的卫生院，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那时我已经在迪庆藏区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一接到电话，就急忙往家赶，有时要转几次车才能到家，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我把他接到我工作的香格里拉县医院住了一个月，好了之后，留他和我们在了一个月，香格里拉海拔三千多米，高寒缺氧，不适应哮喘病的老人居住，只好把他送了回家。后来，又到丽江地区医院住了一次，回家不久，终于不治，去世时年六十八岁，和两年前去世的母亲和葬在故乡云岭蚂蚁坡的祖茔。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生前没有吵过嘴，在天国里，他们也应该是和睦幸福的。
　　云岭巍巍，金沙汤汤，父母之恩，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