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信散记

一
崇信县，平凉辖制，与陕西陇县相接。取“推崇诚信、保境为信”之意。据说是大唐陇右节度使李元谅，在唐与吐蕃跌宕起伏的斗争中，号召人们彼此信任，忠于国家，保卫边疆取的名称。 初夏去崇信，曾一度被这个陌生而美丽的小县城，以其风景秀丽，汭河附城，古槐久远吸引。初见的好奇，生怕过了此时，彼时不来，便走马观花，匆匆急就。崇信县委书记王锦先生是植物保护学专业，爱好广泛，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把我们带到被喻为“华夏古槐王”的槐树下，开始介绍这个槐树的传说与植物保护知识。由于第一次被一棵槐树震憾，被吸引，被折服，思维有些凝固。只是一个劲照像，两条腿不住在大槐树周围奔走，并没有聆听槐树的身世和它所经历的沧桑，政府将怎么保护它。回到平凉时，遗憾了。对崇信与古槐树的了解，如拍了新闻图片，配不上文字，以至心里挂念不已。
盛夏之际，当我再次造访崇信时，崇信开始向我敞开它本质与内存的美。“崇信一邑，宋初始县治，属陕西秦凤渭州《崇信县志》，”它的前生今世，同中华历史一样，深厚而古远。 清代《舆地一统志》说：“崇信曰‘乌支’。太史公书：安定东三十里汭河水出焉，其地曰支氏。后入于戎。秦惠文王灭之为县。”但是，我觉得这一说法仍然牵强，春秋时的乌氏国西居陇西，辖地波及六盘山，被秦所灭。这里所说的汭河与支氏，应当是一个河流的流域，是不是崇信县治地，答案是有争议的。崇信县博物馆陶荣馆长从事古藉文物研究30多年。他在阅读与研究古文献中，发现崇信的建县历史，和离崇信不远的宝鸡石鼓文有关。 唐代出土于宝鸡的石鼓，曾经带给大唐文化界乃至后来的宋朝等前所未有的震动。韩愈见石鼓感慨道：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后来的欧阳修，康有为等诸代名家对石鼓及石鼓文推崇倍至。石鼓被称这为“中华第一文物。”第二次去崇信，参观崇信博物馆时，陶馆长给我们讲了他的研究：在石鼓文《霝雨》和《銮车》诗篇中有个地名“鄜”应该是汉代安定郡卤县。石鼓诗中记载了秦景公与周太子泄心游猎崇信（公元前573年）。石鼓文中所提到地名“汧”（今陕西省陇县）与“鹵”（今甘肃省崇信县）都是秦地。陶荣馆长说， 1985年春至1987年冬，崇信县的锦屏、九功、赤城、铜城等乡镇出土了一批钤印有“鹵市”、“市”、“亭”字样的战国秦陶器，这批陶器多数出自当地墓葬，时代上限为战国中期，下限可晚至秦统一。崇信县毗邻陕西省陇县（秦称汧邑）、距千（汧）阳、宝鸡均不甚远，因此，石鼓文之“卤”应为安定郡之“卤县”。所以，崇信的建县历史可上溯到秦景公四年（公元前573年）。 夏风临谷，潮润崇信。汭河偎依在县城身边，以清洌而睿智的水性，给养着一方子民。县文联主席，诗人阎小杰说自己不是崇信人，但在这里工作生活了近30年，在这个县城越生活，越喜欢。这个温馨别致，有着江南风韵的小城，偏居一偶，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改革开放给这个小城带来了新风，也带到了骚动。崇信小城在新与旧中，变与守中，寻求一条属于适合崇信的路，这也是现在崇信县领导开始筹谋的路。我们来崇信，起因是看华夏古槐王的风采。但来崇信后发现，单一地看槐树，绝对不能了解到崇信内涵的史诗与宽厚的胸怀。 崇信以内敛，谦让，恪守不渝的农耕精神，传承着中华最漫长、最让世界敬仰农耕文明。在崇信县城周边的农村，麦场上的碌碡被骡子拉着，吱吱嘎嘎地作响，牵动着远古文明的印迹，成为我们对先祖膜拜的理由。一个大字不识的老人，只要提及公刘，一捊嘴角已经干巴的饭渣，大声道：“公刘爷，当然知道，是教我们种庄稼的，是我们庄稼汉的神啊！”县城公刘广场，高大的雕塑，灰色为主，让这位农耕伟人成为城市地标，成为民以食为天的心灵依托。 中国农耕文明始于黄河流域，从伏羲氏教人“种桑养蚕，抽丝织布”再到“神农氏把一些可以作为食用的植物，分别定名为“小麦”、“稻米”、“高粱”、“玉蜀黍”等，教人种植。双教人把若干性情驯顺的野兽豢养家时在，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狗”、“马”、“牛”、“猪”的始祖。中国农业社会，就是这位伟大的神衹领导下完成（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上古传说证明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相处，斗争与改造中勇于探索的精神。一个文明的开始，必需有个文明肇启的个体与群体，代表性人物与事件。这个群体或者个人的形成，一定要积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就会如一座高大的山峰，屹立在有中国历史当中。 我坚持以为，华夏古代文明，是农耕文明。虽然有牧业，有渔业，有狩猎，这些生存方式，是求生的本能，与农耕文明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只有农耕文明，带着创造性与发展性，才有资本被称之为文明的标签，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把公刘一族称为“一个纯农业的周部落。”公刘的祖先姬弃，是大周王朝的祖先，更是一位种植高手。农耕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渊源，周部落发端于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为什么是黄河文明，而不是长江文明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个起源于陇东的农耕部落，继承了伏羲与神农氏的传统，代代以农业为务，积累经验，成为中国农耕的继承与发展者。他们对种植技术更新与发展，得到夏王朝的认可，族长也在离京城不远的邰地（今天的陕西武公西南），担任相当今天的农业部长一职。公刘的祖父姬窋任职晚年，夏王朝不重视农业，朝政荒废。有着政治敏感度的姬窋，为了保全家人，也为了保全几代人积累的农业技术，带着族人避祸崇信。当时的崇信，居住着很多戎狄部落。公刘的到来，首先改善了戎狄部落没有保障，茹毛饮血的狩猎生活。崇信，以其悲悯与宽厚的胸襟，接纳了姬姓一族。历史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决定了未来。公刘到了崇信，除了稼穑之事，一个更为宏大的蓝图开始在周部落的血液里形成。《诗经•大雅•公刘》就记叙了公刘创造了周王朝雏形。从追随安居乐业到教他们“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从被人拥戴到“君之宗之，”的转变，确实有些经天纬地的大志。一个喜欢种植庄稼的人，开始设公立爵，训练军队，难道只是单纯的保护农业！ 公刘祖父舍弃关中平原而“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定居“芮鞫（崇信），”除了夏王朝的衰落外，已经不得而知其中原故了。公刘继承了祖父的衣钵，有意无意留下的财富：奠定了周王朝创建的基础；成为农耕文化的开创者。这两个财富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深远，是不争的事实。 在崇信的两天时间里，“公刘，芮鞫，周祖地”三个词，一直缠绕着我的思维，也感受着这三个词给崇信人民烙下的印迹。——淳朴，敦厚的崇信子民，坚持着农耕文明带给他们的本分，以致生活简朴，宽厚守信，勤劳隐忍的品质。 二 为了再次看到大槐树，我们在县城简单地吃了手工擀面，没有顾忌炎热酷暑的难耐。直接沿着汭河，西向铜城乡关河村而去。通向关河村的路，已经硬化了，但由于坡急弯陡，车速最快时速在40公里。关河村一路，正值盛夏时节，山色深翠，峰润沟湿。庄稼连着树木，野草交错着山峦。每一次拐弯都有不同的景色呈现在眼前。溪流，蝉鸣，飞鸟相伴的山峦，几许散落的农舍，一缕缕炊烟映衬着蔚蓝的天空，让白云停在树端。 崇信大槐树，传说中的华夏古槐王，依旧风华卓绝，苍远巨伟。 古槐灰色的主干宛如磐石，深入黄土山地，以两米多的躯体，托起二十六米的枝杆。古槐躯体胸围大约十三米，得七八个成年人伸臂牵手才能合围。树冠最大直径近三十八米。在地表与树体结合部位，裸露在地表的根，盘弯错次，半隐半现的深抓大地，支撑着庞大的槐树。槐树屹立占地面积一亩九。这是一棵已经生长了三千二百年，大约出生在周朝的古槐。古槐生长在被称之为唐帽山半坡一个大约近十亩地的平滩中间。据当是一位老者讲，整个槐树周边地势如同守山灵龟，而槐树就长在龟背上。以前没有封山，经常爬在山顶看，特别是冬天万木落叶，百草枯尽，大地显露真容时，“灵龟背古槐”的景象特别明显。古槐树冠四周伸展均衡，枝繁叶茂。它安静得站在半山平地上，成为灵龟巨大的车盖。我有幸被特许走近古槐树，轻轻触摸它苍老、旷古的肌肤。感受时空与生命结合，赋予历史由远及近的亲和，感悟生命的伟大和渺小。 古槐悠悠，风雨相伴。看槐树之际，正是盛夏，古槐以博大与悲慈之心，接纳了投奔它躯干的杨树、花椒、五倍子等，在自己身上发芽，生根，成长。松鼠，喜鹊，山鸡等视槐树为自己的家园，驿站，它们在古槐树上生活，嬉戏。古槐成为滋养着动植物的大家庭，阻风挡雨，甘当重任。虽然偏居一偶，古槐能有幸依然以强大的生命力憾动着人心，它身上的一道道爷伤与锯痕，足以说明它经历的维艰。据当地人讲：古槐曾经被人卖掉。由于树身巨大，卖家所带工具有限，在斧砍锯割没有砍倒下，准备第二天再接着砍伐时，发现古槐树前天砍开的伤口正在愈合，伤口处还渗出一道道鲜红的血液。卖家被这血红所震慑，所惊慓，坚信古槐已有灵性，成为神木。一时，传及乡民后，烧香谒拜者越来越多。唐代名将尉迟敬德西征突厥，途经古槐，拴马树上。征战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冥冥之中感觉是古槐给了他神秘的力量。 其实，人们敬仰、谒拜槐树，绝对不是偶然的。看着古槐树护栏上挽了一面又一面的软匾（软匾，缎子被面或者红布，常作为敬仰神的祀品，区别于木质匾额）。天下树木万千，为什么槐树能独享此荣！ 春秋时的齐景公可谓古代槐痴第一人。据《晏子春秋》中说：“齐景公有所爱槐，令吏守之。令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醉而伤槐者，且加刑焉。”早在周代，槐树已经为“社坛立树”主要礼祀，《尚书，逸篇》记叙了槐树在官方礼仪中的重要地位：“大社唯松，东社为柏，南社唯梓，西社为栗，北社唯槐。”既说明古代先民视万物有灵，天人合一，自然共存的辩证思想，也表明先民对树与人类在生命成长中彼此依赖，不可分开的关系。据载，周朝宫廷前种植三棵槐树，喻在三公朝见天子，佐王辅政。《后汉书》更把槐树推向一个喻意官贵显达的载体。“槐是三公之象，贵之也。” 槐树成为文化人崇仰的树种，源起“元始四年（公元前90年）起明堂辟雍为博舍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数成株。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经书，相与买卖，雍容揖逊。议论槐下，侃侃阉阉（据《三辅黄图》载）。”槐市，一时成为天下读书人聚会，贸易的文化市场。北周庾信有诗： “绿槐垂学士，长杨映直庐。”到了隋唐，科举从政打破了保荐与世袭，赐官入仕制度之后，常以槐指。科考，考试的年头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的月份称槐黄。唐李淖《秦中岁时记》载：“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复献新文，求拔解，曰：‘槐花黄，举子忙’。”北宋黄庭坚《次韵解文将》诗云：“槐催举子著花黄，来食邯郸道上梁。” 我也深信，崇信这棵古槐树，没有受到士子们的礼遇，也没有在官宦与子民当中得到庙堂的崇敬。在三千二百年的岁月蹉跎中，静守一方，与山民做伴，默默无声地隐居于关河村，俯瞰着日出日落，人史更迭，以溪流为琴，以山风为歌，以百鸟野兽为伴。如今，在资讯高速发展的今天，它才姗姗而来，走近人们的视野。在当地政府的关怀下，槐树迎来新的时代，周围设置了栅栏，禁止攀爬，烧香燃裱以防不测。站在古槐树下，思远古悠情，觉得上天造万物于世间，并非位列三公可保世代富贵。生长于市井都城的树，虽然常常得到文人，子民，朝歌的礼遇，但战争的烽烟往往以都城为攻击目标。攻城略地之后，生灵涂炭，古迹与树木都成了掠杀对象。所以，这棵生于深山僻壤的槐树，历三千二百年仍然“算是中年时期（崇信县委书记这样说），”生存环境的安逸与脱离繁喧的惊扰，成了它茁壮成长，仙寿恒昌的原因。 三 崇信华夏古槐王在这个小城，绝对不是孤独的。在关河村看完槐树后，听说在一个叫锦屏镇关村朱家寨的自然村，有一棵古柏，因为在同一株树体上生有刺柏、绵柏、侧柏三种叶子而被当地人初为奇观，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三异柏”。一株古柏，没有人嫁接，怎么就能生出三种叶子，带着好奇之心，我们还是开车去了朱家寨。 朱家寨地处偏僻，路面也没有硬化。因为天旱日久，虽然车行驶比较慢，车轮仍然卷起十几米高的尘土。路面很窄，只能容单车行驶，我们真担心对面来个架子车，也很难让出通行的道路来。大约四十分钟的车程，我们到了朱家寨村。老远就看到一个形体巨大，屹立田埂坡边的柏树，整个村子都在它脚下，被它守望，呵护。走近这个传奇的柏树，树叶深黛苍翠，树皮均称的龟裂出褶皱，粗壮有力，直径三尺有余。树冠为扁圆形状，姿身优美，枝柯繁茂。由于冬天一场大雪，靠向田地的枝叶被大雪压断，枝叶已经干枯，泛出衰黄。在离柏树不足十步的下坡，我们发现了一墩巨大的树木残体，可能被人从离地表一尺之距截断，留下粗壮的，已经没有了树皮，在风蚀雨腐日晒下，完全看不出什么树种的残根。村上一位姓吕的中年人赶牛路过，问及残躯，他说：“那一个槐树，很大的。‘文革’时被砍了。本来柏树的上面也有一棵槐树，修梯田时，根都不见了。”从这位老乡的口中得知，三棵树在一条线上，最上方有座庙宇，也在“文革”中被毁坏。庙和树在同一线，应是两槐树夹一柏的格局。可惜已经泯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不可反复的缺憾。还好，有棵三异柏，成为一个山村的历史留痕。 三异柏，确实或星星点的，或者连片缀合地生长着不同的柏叶。刺柏叶子锋芒逼人，碧绿中带着嫩白；绵柏叶子草绿温和，雅致自然；侧柏叶如鹿角，精巧苍绿。虽然三种叶子分布并不均匀，或单束单叶，或簇拥成堆，或如疏星，散生树冠之中，三异柏确实名符其实。据中年人讲，他从少时，树就这么大，经常在树下玩。树的年龄村上人都不知道。只是近几年，经常有人来看这棵树，也听什么专家说，这棵树是古树，二千多年了。 当地人对三异柏有个传说，他是“桃园三结义”中，刘关张的合体。刘备、关羽、张飞结义，是一种诚信结盟，虽然在这里有些牵强，但我相信村民们以三异柏喻比这个守诺至义的典故，会给村人民带来精神的导向，成为左右人生价值观的良师益友。“三异柏”为什么在同一棵树上能生出三种树的叶子，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暂时得不到答案，我宁愿相信那真是刘关张三兄弟的化身。 朱家寨村子不大，好多农户已经离开村子，在平坦，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安家落户了。对三异柏没有办法了解更多的身世，也为了赶时间再多看看其它古树，便匆匆离开了朱家寨，和三异柏礼别。 第二天早晨，在县文联主席，诗人阎小杰先生的再次陪同下，我们驱车向离崇信县以西十公里的铜城镇越湾村而去。这是一个山川结合的坡地村庄，村子掩映在绿树成荫当中。盛夏的阳光虽然很毒，经过树叶的过滤，落在身上已经没有蝎尾蛰身般得痛感。沿着坡路进村，村子的巷道并不宽畅。进村大概三十步，一棵苍老，巨大的国槐显现在眼前。它耸立在低矮的土墙边，和土墙紧紧靠在一起，看那架势，真担心会把土墙挤倒。槐树高过二十米，三个人可以围抱。槐树正在开花，黄的花瓣洒落在树下，清香扑鼻。就在这个村子，叹此槐为奇观时，远处有一个更大的树冠，站在村顶。实在忍受不了槐树魅力的吸引，快步爬上去，就近感觉它的伟岸高大。这棵最大的槐树，生长在村子一个大型打麦场的边缘。大有枝高触云，可挡飞鸟之势。树身近三米高，树冠四开，蘑菇状笼盖麦场边，舒展的枝叶直径不在三十米内。这个槐树，虽然主杆没有关河村的粗，但高大，茂密，健壮的程度，绝对不亚于那已经经历三千二百年的古槐。就在离此槐树十步见方的地方，也有一棵比较小的槐树，他们如同父亲带着年幼的孩子，在打麦场憩息，守望看丰收在麦场的庄稼。 站在村顶，整个村子都在眼底。让人感觉十分惊讶的村子里有好几株高大的槐树，生长在树的各个角落。还有棵一人抱不住的枣树，共同装点着这个小山村。赵湾村不足百户的村庄，尽然有这么多古树，确实让人惊叹。麦场边，看似一家人，老少相宜坐在树上乘凉。听老人说，村上原来大树处处都是，因为“文革”被砍了很多，现存的，都是剩下的。“剩下的”这个字，包含着剩下前有多少古树，或成为柴火，化作炊烟，升上天空成为云朵。或者成为农家炕头的桌子，农具，屋梁，和村农朝夕相伴。 我没有行万里路，也没读万卷书，但崇信有古树放之陇上，可以说绝无仅有。阎小杰先生说，龙泉寺的崖柏，锦屏山的庙柏，凤山的古槐等，都成为崇信特有风景。一个人口不足十万的崇信，何缘保存了如此多的古树。在《崇信县志》民国版中，载着一篇不属于崇信，但被崇信收入到县志的文章，或许能说明崇信县对树木的热爱。时任陕甘总督的陶模有一篇动员陕甘种树的《种树兴利示》。文章写给各辖地，以“广种树木，预弭灾祲而兴地利事”为由，讲了大力种树可以水土保失，调节土壤，调和天气，防疫养生，阻风化雹，设险防御开利源乡。并出文规定：“有能增植至五万株以上者，官给奖赏；有无故戕树一株者，罚种两株，富民罚钱一千文。”我不能不佩服这个有远见卓识的父母官，他从富庶的江南嘉兴到西北来，肯定研究了西北的贫穷与荒芜，其中缺少植被是原因之一。他的这七个种植优点，放在他身后二百多年的今天，仍不过时。一代名臣，怀着“平天下”的志向，用自己的权利与人格进行修化，写下这篇劝民种树的不朽美文。 作为崇信县，在《种树兴利示》文最后进行注脚：“陶勤肃公此文，原系通饬全省。崇信种植为第一要政，特录之以告后来之热心林务者。”崇信几日，亲历亲睹崇信的良好生态与植被，还有那么多古树存活健硕。我们也确信，陶公的《种树兴利示》对崇信的树木，承先古之久远，启未来之悠悠。良好的生态与陇上罕见的古树，也是对陶公文章最好的注脚。 崇信三日，对它的了解，只是皮毛，如果还有机会，再去接近崇信，感受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