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的门卫

　　　　我 校 的 门 卫


　　　　　　　　　　　　　　　　　　　　　　　·浇 洁

　　我来技校上班一年多了，因为学校位于工业园区，离县城稍远，加上生源少收入低，及全天候的制度，故门卫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犹如从这里逃学的学生。 　　　　熊师傅

　　六十多岁的老单身熊师傅，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门卫。他脸塌拉着，嘴角边挂着两撇长乱粗粝的胡子，常常能听到他习惯性地几声干咳。暑假，他穿短裤光身在门边冲澡时，从头到脚，全身的肉都皱得像核桃。他耐不住寂寞，一天到晚电视机放得嗡嗡响，竟会在校门口车流疾驶的公路边，慢悠悠地游荡，还不时地溜出去到附近的厂区、小店看打麻将。他非常节俭，一把六七毛钱的蕹菜吃一天，居然还要就着下酒。偶尔买了半斤肉，会客气地叫上单独护校的我，尽管我从没品尝过他的手艺。虽然常见他晾洗衣服，从身上却看不出变化，因为他总是皱巴巴的藏青色，藏青色衬衫，藏青色外套，藏青色裤子。

　　熊师傅每餐吃饭都比别人早，早餐六点多，晚餐五点。吃好饭，他就会到教师厨房看我做饭。我烧好菜，端起碗，他就知趣地走开，到操场上绕圈散步。有时也能看到他，在门前扯张报纸照镜似地瞧一瞧。

　　中秋节过后的一天中午，他气呼呼地来到教师厨房，当着几位老师的面愤懑地诉说，嘴角边的两撇胡子也跟着有节律地扇动造势：学校根本没把我当人，就是狗，过时过节，也有一块骨头啃。教师节中秋节在一起，双节没发一分钱福利。中秋节晚上，听着家家户户打爆竹，我一个人守着空空荡荡偌大的一个学校，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值班的老师都没来，我发烧躺在床上，就是死了也没谁知道。后来，校长打着喇叭开车来了，我以为他是来看我，忙起身，孰料他是来检查我在不在岗，手上连个月饼都没拿。我心寒啊，没好气地跟他吵了一架，说，我就做到这个月为止，下个月要我多呆一天，我就要双倍的工资。

　　走前一天，他脸上的核桃舒展开来，几个月，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他知心地和我说：“我在服装厂已找到一份清洁的工作，那里人多，且大多是女的”，说到这，他抿开牙齿稀落的嘴，笑着咂了咂双唇，“只要做好份内的事，还可坐公交去城里逛逛呢。不像在这做门卫，如坐牢。”

　　　　宋老师

　　我们都叫他宋老师，因为他虽然只是个门卫，却像老师一样温雅，几个月来，从没听他大声说过话，只在节假日学生不在时，听他响亮地拉过几回二胡。再则，基于对他堂哥的尊重。他的堂哥宋校长，原是我校最有名望的领导。

　　宋老师五十多岁，一张洁净方正的脸，透显着一种温厚的气息，不看他粗糙的手、枯白的头发，压根不知道是个地道的农民。除了来客登记，接收报刊，师生进出开关门外，就是默默地坐在门卫室那把旧皮靠椅上看电视。门卫室里的那台旧电视机，常坏，许多时候只有一个外地台，他也不抱怨。手脚坐疲了，也只在大门前踱几步，抑或扛不住打个盹。他是最恪尽职守的门卫。

　　宋老师，亲戚多，儿女五个全在外打工，老婆在家带孙。他的亲戚们路过，都会给他送吃的。夏天的西瓜，一下子送几个，且很大，吃不及都坏了。牛奶饼干摆放在桌上，却没怎么见他吃。

　　有一次他温和地跟我说：你们这里的总务主任，不会做人，问了几次工资都说没钱，也没半个解释。

　　突然有一天，他请假走了。

　　保卫科科长说，宋老师到广州儿子那里看病去了，他曾在工地上做事，不小心砸伤了腰，腰上安了一块钢板，现在到日子了，要取出来。

　　“工资呢？他拿了么？”

　　“听说，他跟宋校长说了，宋校长和我们校长打过招呼，请假前两天就领了。”

　　又过了一些时日。有人说，宋老师到另一所学校当门卫去了，那学校的校长是他一个远房表弟。

　　　　老 响

　　正在保卫科人员替代门卫搅得不耐烦，科长准备拿罩箩到处捞门卫时，没想到，老响会主动找上门来。

　　乍一看，老响有五十多，黑黑的，秃顶，灰白宽塌的灯芯绒休闲装，套在一米五的矮小个子身上，空荡荡地。瘦条的脸上，两块颧骨高凸。天冷时，头上箍着一顶有字母的白色旅行帽。眼睛精动，嗓门响亮，彰显着他不到四十的年龄。

　　他爱酷，晴天穿一身绿军制服，蹬皮鞋。喜欢配戴饰物。脖子上吊着根粗银项链，粗银链上拽着一块硕大的碧玉。两只手套了五六个戒指，玉的，银的。学校的老师背地里议论，说那些饰物肯定是假的，那么有钱，还会来当门卫？

　　作为一个月收入仅八百的门卫，老响，太过于热情，见人就嘻笑着跑过去，口里喊着对方的尊称，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用他那只戴着硕大戒指的手递上，而且还是二十来块钱的好烟，利群、金圣，甚至软包中华。而他自己则抽裤袋里三块钱一包的庐山。难怪，他来学校不到一个月，就结交了周围不少人。一个刚见过几次面的护路工，昨天，居然给他送来了两根甘蔗。

　　老响，真名刘满汉，是他自己要我们叫他老响，“我村里人都叫我老响，我从小嗓门大。”说起村里干部，他似乎颇有微词，大着嗓门， “我那村干部太多事，本来我自己会赚钱，他硬让我吃低保，还自作主张，把我身份证年龄改大了几岁，说，好让我早点吃五保。”老响边说边急忙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小笔记本，把夹在里面的身份证笑着亮给我看，“1966年出生，哼！我明明是72年生。害得我打工年岁大了，没人要。”

　　说着，老响又从笔记本夹层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材料纸，是一张欠条。欠条上写着2006年，刘开喜、陈桂花夫妇，把他10个月大的儿子用被子蒙死，欠他2万块钱的字据。不过上面没有按手印，也没有注明还钱的日期。老响说，他要去打官司，那夫妇有钱不还。

　　老响还挺内行地讲：欠条过了三年，对方不还钱，打官司都没用，双方要续签。

　　我笑着夸他，一个只读过四册书的小学生，这都能懂？

　　他坦诚地娓娓道来：“朋友教的，我朋友可多了，各行各业都有。因为我到过很多地方打工，北京、上海、广州、浙江……做过许多工种，水电工，机床，泥瓦匠，养殖……我老婆就是浙江打工时找的，外面女人多。我三十多岁好不容易讨到老婆，老婆头脑不怎么灵清，生了个崽。因为我从小父母双亡，只得雇请族人开喜桂花夫妇帮带。开喜要做事，不愿让他老婆带孩子挣钱，有一次桂花做饭晚了，两人吵架，开喜就把我儿子活活蒙死了，这是断卵子根的事。要知道，我那10个月大的崽，随便哪个一逗就会‘咯咯咯’地笑。”

　　他顿了顿，激动得生怕我听不懂似的，夹带着一两句普通话，声音更响了， “我老婆死了儿子，受不了打击，疯了，不知走哪儿去了，我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我丈人家里还来闹事，要我还他女儿，我无奈，赔偿了几万块钱。人啊，输财不输气。如果开喜不是我同房族人，村干部又说情，我就要告他坐牢！但他一错在先，我不能二错。俗话说，穷单身富寡妇。我好手好脚，虽单身却有钱……”

　　正聊着，门外开来一辆高档小车，说是找校长。老响忙过去，敬上一支烟，笑着要他下车登记，那人看着没接，就是不下车。老响把架子一摆：“您不是县长吧，就是县长来，也要登记。”那人见老响强硬地原则起来，没法，只得笑着下车。

　　看来，老响还挺负责。我常见他大着嗓门，和要外出的学生周旋，学生私下里称他为叫鸡公。有时他见班主任的请假条不算，还要打电话与班主任核实。次数多了，班主任也有些生厌，讲他神经质。

　　老响，吃的可好了，一天中有两餐不离酒，每天不是鱼，就是肉，早餐还要泡牛奶。清洁工吴师傅说，我算了一下，他每天至少要花二十多块钱，还不算烟；八百块钱一个月，连他这张老嘴都糊不了，别说穿，也没个划算，老了病了怎么办？

　　其实老响自有打算。有一次，他悄悄跟我说：“当时我来学校，不知门卫是一个人全包，以为是两班倒。我还有好多事，一是打官司，二是……”他放低了声音，“我前段日子跟朋友到挖古坟，弄到一个铜钵，还有几个瓷碗，我还没有出手。”

　　这不，今天星期六，学校放假，老响就又请了假，要好心的吴师傅帮忙照看大半天，说是去妹妹家做客。

　　如此看来，门卫老响，又是呆不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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