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朝东

大门朝东

那是一栋三间的平房，最东边那间，有我对这个人世间的第一印象。我能感受到屁股下面土炕传来的热量，席子是皮革的，上面的图案很漂亮。我身上盖的被子也很漂亮，至少当时我这么认为，大红大绿代表着我最原初的审美。头顶是有天棚的，糊的是白纸还是报纸我却也不记得了。应该是白纸吧，因为我记得墙是白色的，上面有胖娃娃抱着大鱼的年画儿，挂过很多美女和山水的挂历，再后来，还贴过很多我和哥哥的奖状。东面的墙上有个半米高的挂钟，钟摆那儿的玻璃上的图案是鸳鸯，娘说那是她的嫁妆。同样来自庙后村的嫁妆还有靠墙的那个大衣箱，曾经驼过我家那台黑白电视机的。光线从南边的窗户透过来，照在我的头上、身上，木窗棂上贴着白窗纸和红窗花。窗棂正中有个长方形的视窗，把高粱秸秆做的卷轴卷上去，就能看到外面的院子。白雪铺满了小院儿，上面撒着满地“大地红”鞭炮的红色碎屑。“我肯定是被你们放鞭吵醒的。”我后来不止一次这么跟娘说。我是腊月出生的，但我终于记不起来，我所记住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画面，是过第几个年的时候。

院子四四方方，但它不叫院子，叫“天井”。如果四周包裹它的围墙更高一些，其实这个词会很形象，真得像一口大嘴朝天的井啊。可惜，那用大块条石垒起来的四处透风的墙，也就有两米来高。墙只有两面，称为山墙，西山墙外面是一条窄窄的街巷，东山墙那边是三子爷一家。我们两家合作共用一堵墙，是为“合山”。我不记得我们两家有彼此串门的事儿，印象中两家的关系虽然谈不上僵，却也并不热络，见面会笑着打招呼，却也就仅此而已。他家应该是有几个女儿，我喊姐姐的，但早已经记不起模样。八九年前吧，我放假回叔叔家，陪婶子赶集的时候，她曾指着对面一个中年女人跟我说：“那是你三子爷家你姐姐，你不记得了吗？住你家东边的。”我是真不记得了，尴尬地笑着说：“姐姐好。”对面却笑得爽朗，说：“这么多年了，哪儿还能记得啊。”每次回老家，遇到村里长辈或年长的平辈，当知道我在外面过得挺好，他们都挺开心的，我能感受到那种开心的真诚，怎么说呢，好像是我爹娘去世后，他们自觉对我有一份“责任”，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那种。“乡亲”这个词，或许只有在当年的村里，还残存了一些神秘的力量。

房子有三间，除了最东头的卧室，西屋是储藏间，或者叫粮仓，里面有好几个大瓮，装着玉米小麦，或者煎饼。冬天的时候，有些年货也会放在那边，比如冻豆腐之类。偶尔，也会把那些东西放在院子里，风险就是，可能会被猫叼走。中间那间叫堂屋，很多人家正对门口是挂财神的，我们家好像没有。它还兼具客厅、餐厅和厨房的功能，锅灶就挨着门口，烟火烧热了锅里的食物，剩余的热量穿过土炕从烟囱里飘走，一点都不浪费的。锅灶后面的墙上贴着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神像，被油烟熏得灰头土脸，每年都要换一张。几毛钱的事儿，娘不说买，说是“请”回来。当然，娘也不会说是因为旧了才换，而是说送灶王爷回天宫过年。她笃信这些，不只是灶王爷，还包括满天神佛，我则是半信半疑。后来，大大和娘走了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虔诚的每遭报应”，当然，这话过份了，也可能，遭报应的不是笃信这些的娘，而是怀疑这些的我。这是后来的事儿了，住在那边的时候，我会随着娘一起烧纸磕头。我还记得除夕夜，院子里一堆纸在燃烧，三碗饺子摆好，一家人跪着磕头的情景，耳边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那时候我总是跪得不情不愿，怕地上的土弄脏了新衣裳。

饭桌是一张低矮的方桌，不用的时候就靠墙竖起来，吃饭时才在堂屋正中放平，我家四口人刚好各据一边。不记得饭桌的颜色了，褪得厉害，桌面也已经有些细小的裂纹。安放时，需要小心地把它那四条小短腿寻找合适的支点才能放平，当然不全是四条腿长短不一的问题，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面也是个麻烦。桌子确实太矮了，哪怕我们坐着同样很矮的凳子，吃饭时还是要弯腰才行。为了少花点力气，我吃饭就一直很快。不过，娘不这么认为，她觉得我吃饭快是因为“馋”。奶奶也这么认为，她经常说起的一件事儿是：“那么一大盖顶姑扎子，都被你们爷俩给吃了，别人要给都没吃到。”这说的是我和叔叔，姑扎子就是饺子，盖顶，好吧，这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学名叫什么。一个直径几十厘米的圆盘状物件儿，秸秆儿做的，盛放饺子或者晾晒食物时都能用。几十上百的饺子用笊篱从锅里捞出来倒在盖顶上，然后抄筷子开吃，那种感觉，的确比从盘子里吃着爽。如果桌子上还有一大海碗拌了黄瓜和蒜泥的猪头肉，就更爽了。有一次趁着叶子回娘家，我偷偷在家这么吃过，可惜，没有盖顶。

我现在最爱吃的东西，都在那张饭桌上出现过，饺子、猪头肉、包子、锅贴、韭菜盒子、打卤面、煎带鱼、大豆腐、小豆腐……或者说，凡是没在那张餐桌上出现过的食物，我总也爱不起来。还记得小时候招待一般客人时，最常见的四道菜就是油炸花生米、小葱拌豆腐、韭菜炒鸡蛋（或者西红柿炒蛋），外加一道蔬菜炒肉，可以是木耳也可以是大白菜之类。逢年过节，当然菜式会更丰盛一些，猪头肉和猪耳朵、肉丸子和烧鸡，加淀粉的和不加淀粉的火腿肠，还有肉冻。那年过年去二舅家吃饭，桌上上了一盘肉冻都没多少肉的，没多久就被吃光了。小表弟不懂事儿，又拿盘子去里屋盛了一大盘子出来，里面满满的都是猪蹄和肉，我们边吃边乐，想着：“等我们走了，这小子肯定被妗子揍。”我至今爱吃肉冻，昨天叶子煮的黄豆猪蹄儿汤，剩了一大碗汤，放冰箱里。今天中午，她要热一热，被我阻止了，当肉冻吃，挺好，虽然，里面其实没有肉了。猪蹄儿都被天天和叶子吃光了，小家伙中午从幼儿园回来跟妈妈说：“不吃午饭了，在幼儿园吃了。”然后看到猪蹄儿，又乐颠颠地拿着碗跑过来：“还能再吃点儿。”这是叶子转述的，我没看到，深以为憾，那德性，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嗯，当年我们那桌都是孩子，吃东西这么不讲究的也就是孩子了，不止一次，我们菜吃光了，大人们再从他们桌上挪几盘给我们。有时候也会再加盘菜给我们，比如，炒个鸡蛋。鸡蛋都是自家养的鸡下的，每天放学我第一件事儿就是去摸鸡窝。鸡窝在西屋窗前靠西墙的角落，温热的鸡蛋入手，如果是一个，就会有点失落，可如果是两三个，那就会很开心。鸡窝前是猪圈兼厕所，虽然每年都会养一头猪，但多数都是到了年底卖掉，真正杀了吃的，我只记住一回。猪叫得凄惨，血喷涌到脸盆里，我一点都不害怕，开心地笑着站在边上——嗯，叙述起来，其实是挺诡异的一副画面，也不敢往深里去想。院子里还养过长毛兔的，那是县上统一安排的致富项目，一开始说是会统一回收，后来，项目黄了。毛卖不掉，干脆杀了吃肉，嗯，肉也是卖不掉的，连我这么馋肉吃的都觉得不好吃。我至今还记得兔子一窝能下十几个小兔，刚出生的小兔浑身光溜溜的，黑得发亮，眼睛闭着，嘴巴一拱一拱地去找奶吃。我专门负责把那些仗着力气大宁可自己吃撑了也不让其他兄弟姐妹吃奶的兔子拿开，然后把力气小的兔子放到兔妈妈身边。每天放学，出去割灰灰菜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挺好。我其实没怎么干农活，但好歹也种过花生锄过草，喂过兔子放过羊。

好了，该写南面那堵墙了。那堵墙上，其实也是有扇门的，只是，常年锁着。我们打不开那扇门，因为它的锁头在另外一边。那边，是爷爷奶奶家的东屋，是他们家的储藏间。爷爷家也是三间房，布局跟我们家正好相反，他们是睡西屋的。我其实去爷爷奶奶家的次数并不算很多，偶尔，他们有好吃的，也会喊我过去，或者通过他们后墙上的一个小窗户，递一碗过来。就像我们家，父亲偶尔也会送一碗好吃的过去一样。说偶尔，那是真得偶尔了，很少发生的那种。至于那扇门，一年也开不了几次，好像只有中秋和过年会开一下吧。那时候姑姑姑父和表姐弟们会回来团聚，而叔叔和婶子一家也会去婶子娘家团聚，我们家则会留下来负责接待，嗯，娘是烧饭菜的主力。娘和爷爷奶奶的关系谈不上好，当然，也没有多不好，毕竟，家里是父亲说了算的。娘对有些事儿很委屈，关于分家之类的，但是，她却也很少说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年代都穷得要命，爷爷奶奶五个孩子，想来也确实做不到都满意。后来，奶奶偏瘫了，主要也是娘在照顾的。有时候，娘会跟大大吵架，她有一次气跑了，大大推了愣在一旁的我一把，我赶紧跑过去拉住她。

我对爷爷奶奶的感情并不深，好吧，就连父母，好像我也是在他们去世后，才觉得跟他们感情深的，这种后知后觉，颇是省了不少钱。爷爷奶奶都是不苟言笑的人，尤其是爷爷，脾气很暴躁，而奶奶，估计是很烦爷爷的暴躁。不过，爷爷其实对我们小辈儿挺好，他会给我讲“隋唐”，我给他端茶倒水的时候，他也会从兜里给我一块不知道哪儿来的糖，虽然，有时候都快化了那种。过春节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买鞭炮和小玩具。我记得他给我买过一个小老虎，泥做的，上面彩绘了老虎头，把后本身往前面一撞就会叫的那种。我很喜欢它，虽然这个老虎发出的是狗叫声。爷爷看管村里山楂林的时候，我跟着吃了些山楂，好吧，我其实不太喜欢吃山楂，不管是罐头还是冰糖葫芦。唯一还算爱吃的是商店里卖的那种酸酸甜甜的山楂片，可奶奶又不会做。爷爷院子里有一颗很大的榆树，我跟着吃过一顿榆钱饭，很不好吃。嗯，那时候日子已经不算窘迫了，吃榆钱饭只是忆苦思甜罢了，或者说，让我们这些小辈吃个新鲜。就在那棵榆树下面，二姑父杀过一头羊，他剥皮的时候，我没敢看。那是一年的中秋节吧，这个节日我们那边是流行吃羊肉的。我至今不是很爱吃羊肉，当然，跟看过杀羊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不喜欢那味道。

南门不通，我们家的大门朝东。出了那两扇木门，是一条也就容两三个人并肩走的小巷，东边邻居三子爷家的大门在巷子口。如果要去爷爷家，那我出门要右转、右转、再右转。我去的次数不多，不知道，是否怕转晕了头。有时候，我把娘惹急了，她要打我，我就会冲出门去，嚷着“我去告诉爷爷你打我”。娘听了就不追了，只是站在院子里骂，而我其实并不会去爷爷家，就只是右转一次，藏在那里。出门左拐往北百十米，就到了我们村小学了。我六岁入学，比村里其他孩子都早。当时奶奶自信满满地带我去找校长，以为会给她这个老妇救会长面子，却被人家一通官腔给顶回来了，后来我得以入学，还是大大出面的。到底如何沟通或者交易的我不知道，只是最后学校说：“让他来吧，跟得上就读。”别人都有课桌椅，我是自备马扎。但很快，我就以优异的成绩坐到第一排去了，跟村主任闺女一桌。刚入学那会不懂事，也不敢举手告诉老师要去厕所，有一次上课拉裤子了，一路哭着跑回家。我依稀还能记得娘给我换衣服时，一边骂一边笑的模样。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家了，搬去了一栋新房子。有一天放学，我忘了搬家的事儿了，又跑回了那条小巷，然后对着那扇紧锁的大门一直哭——这事儿我说起来，别人都觉得像是假的。不记得是为什么哭了，或许，当时我以为再也找不到大大和娘了？房子后来卖掉了，包括爷爷奶奶的房子，也卖了。我不知道，娘当年种在那些破尿罐里的花儿，后来去了哪儿。大大和娘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扔了或烧了，我只保留了一件蓝衬衣，别人送大大的，他没舍得穿，给了我，后来我不穿了，他又拿去穿；还有一件红毛衣，娘亲手织的，但没穿两次，就开始流行羊毛衫了，娘坚决让我收起来，带着我去买羊毛衫，说是在城里同学面前好看。最后就是那个挂钟了，我留下了它，希望这个辗转了三处房子的挂钟，可以在我的新家，继续摇摆下去。只是，结婚后，我至今也没跟叶子提，它还存放在老家叔叔那儿，或许，等天天再大点吧。那天晚上，我忽然梦到了那个小院，在靠东墙下的一根烂木头上，又长出了一丛丛木耳，娘说：“你去摘了洗洗，炒肉吃。”

河蚌赌徒 2019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