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

              祖母


   初夏，金黄的麦浪翻滚在田野里，机器收割早已经代替了人工，大大缩短了割麦的时间。成熟的麦子，粒粒饱满，归仓。我会不自觉地想起以前收麦子的情景，看着麦秆儿干枯，完成使命似的，被镰刀和铲子收割，装上拉车，进场，石磙碾碎，垛成垛儿……丰收的喜悦写在农人们的脸上。也总会记起祖母，在这个时候走向生命的尽头，那是脑海里一道深刻的记忆。

     手工割麦的时代，大人们忙着迎战“三夏”，落后的抢收方式，拉长了繁重劳动的长度。麦忙假有一个月，正是抢收抢种的时节，小孩子也参加劳动，但并不是主力军。祖母生病躺在床，吃喝拉撒，都得有人侍候，父亲选中了他认为胆大的女儿，寸步不离。

   一个普通的农家院，一棵香椿树下，一把椅子，一个书包，一本书，一支笔，一个作业本，一个九岁的黄毛儿丫头，一边写作业，一边倾听动静，随时准备出现在祖母的床前。

   三间的蓝砖瓦房里，祖母能待的地方是东间屋子的床上和堂屋当门竹制的躺椅上，想要移动一下地方，需要几个大人帮忙抬起来。全身枯廋的祖母，肋骨清晰可数，皮肤随着呼吸轻轻起伏，一片一片地干枯，翘起一圈圈儿干皮儿。我起初以为是灰，伸手去揭掉时，听到父亲的斥责，停手，终于明白那是揭不完的，一片一片干掉，消耗着祖母最后的精力。
   以前喜欢腻在祖母身边的姐姐，好多次诚惶诚恐地问我怕不怕，我斥责一声，让她一边儿去。初生牛犊不怕虎，从小被影视剧灌输的“不怕死”的观念是一种支撑。当乡亲问起奶奶的病时，叔叔轻轻说一句“心里有点怕死了”，一旁的我傻傻地插一句“我都不怕死”，没有人搭理我，也没人计较童言。黄毛儿丫头并没有过多思考，“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个模糊的概念，直到看到电视剧中的台词：死的光荣！但是也不能总是牺牲，只有活着才能干好很多事情呀！脱口而出的话，是否飘进了祖母的耳朵？是否加深了她内心的恐惧？我不得而知。

    祖母轻声呼唤我的名字，让看看她吃的啥，吃了半天不知道是啥。我忙不迭地跑到祖母身边，祖母干枯的手指似乎是捏着筷子的模样，一下一下往嘴里送，但是空无一物啊！祖母吧嗒着嘴咀嚼，也是空空没有任何东西。刚想质疑的时候，祖母开口埋怨：“还不如不叫你，你一来，人家把菜都端走了！”说罢是虚弱地摇头。我悻悻地坐到一边，不再言语。院子里只有香椿树被风吹过的声音，地上摇曳着斑驳陆离的树影，轻轻晃动，阳光明媚，照着每一个角落都闪着亮光，我继续翻书写字。说与大人听时，大人们都沉默不言，其他孩子们的眼睛里充满着惊恐，张大嘴巴，一声不吭。我并没有觉得可怕，因为什么都没有看见。
    早已习惯了祖母的埋怨，我并不是祖母喜欢的孩子，但不影响我尊敬她，她一直希望我是个男孩子。在她面前，很多时候都是沉默不言，听她骂我父亲，当然也是父亲不在她眼前时，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不犟嘴，或许是不知道说什么，她骂自己的儿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随便吧！重男轻女的思想像一条看不见的河，川流不息，漫过很多人的脑细胞。一落地就被祖母叫作“小积极妮儿”，那是一种骨子里带来的歧视，伤透了母亲的心，刻在母亲心头，久久不能愈合。小小的我疑惑不解，祖母不也是女的吗？幼稚的我曾经对抗这种思想，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戏词常挂在嘴边。直到成年后，才明白这种思想残存并没有因为解放而消失，只是变淡，仅仅是解放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在现实生活的某些角落，严重的程度不亚于封建社会的禁锢。母亲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成长的共青团员，那种伤痛渗透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不一定啥时间就会泛起浪花，亮晃晃地像母亲脸上无声垂落的泪，伴着一声长长的叹息，像针一样扎进最柔软的心底，隐隐作痛。
    心里对祖母并没有敌视，喜欢祖母家里的绵羊，弯曲的羊角，卷曲的羊毛，软绵绵的，透着一种暖和，还有带着膻味儿的羊奶，父亲曾说羊奶养活过好多孩子，我也不例外。等到可以提着篮子跟在母亲的后面割草的时候，会收拾母亲割下的草，提着条子编成的小篮子，一趟一趟地跑回奶奶家里，送草给羊们吃。母亲说起时总是一笑，说奶奶不稀罕你，还去送。说归说，并没有制止我的举动，尽管她心里不顺心，还是由着我玩耍，母亲说这是根儿里亲，看着我在祖母的面前嬉笑，不再说什么。祖母生火给我煎鸡蛋的时候，我端着生鸡蛋一口喝下，在吵嚷着没吃饱的时候，祖母一口回绝，踩灭了刚生着的火，说没鸡蛋了，不再做。无意中说给母亲听，母亲暗自伤神叹气，孩子饿呀！家长里短的计较，其实并没有影响小孩子多少，不做就不吃，饥饿是那个时代孩子们共同的感受。
    喜欢吃祖母做的面酱，拿着母亲做的馍，跑到祖母家蘸酱吃，祖母看着我们都爱吃，端起一个黄瓷缸，送到家里来，说是孩子可以少跑点儿路。一样的面酱，一个人的手艺，放在家里成了冷落的对象，还是习惯跑到祖母那里去吃。小孩子就是这样，大概是想出去跑一圈儿，看着伙伴们得到自己奶奶的疼爱，也去寻找点什么。

    一次，祖母帮我梳头的时候，梳着说着：“看看，这不咋啦？一扎起来，头上像花儿一样，多好看呀！”记忆中的唯一一次表扬吗？乡亲们都叫我“美国人”，知道那是善意的玩笑，谁让我的头发和别人不一样呢？天生满头的黄色卷发像父亲做木活儿留下的刨花儿，特别羡慕同伴们又直又黑的头发，一遍一遍地想拽直自己的头发，想改变头发的颜色。祖母的话无意中解开了小孩子的心结，足可以安慰一颗躁动敏感的心，足以成为我原谅她的理由。
    春节，祖母会盘着腿和爷爷一起坐在炕沿上，等着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来磕头拜年，她给孩子们发“压岁钱”，一毛两毛都是对孩子的祝福。拿到钱的孩子会撒开地花，买个皮筋儿，割一根一尺长的红头绳儿，女孩子的爱物，大人是不会限制的。收到“压岁钱”是过年时的一大喜事，平常想都不要想。“一分钱恨不能掰成八瓣花”是大人们的口头禅。

    小孩子并不能理解大人们的矛盾，我对祖母依旧是亲切，她偶尔也会像对其他孩子一样，给我点吃的或是玩的东西。

    女孩子喜欢女红，平时去代销店买毛线，只能奢侈地买到二尺。祖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线，一个比鸡蛋还大的线团，送给我拿着玩儿。这么一大团儿毛线，温暖了儿时的时光，拿着两个铁钉当毛衣针，做做拆拆，拿着槐树上叶子的枯枝当毛衣针，足以在伙伴面前炫耀。母亲看到织成的暖袖，好奇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不知扫了多少遍，喜悦的光在眼眸中流转，知道是祖母给的毛线后，母亲满意地点点头。无意的举动似乎清除了婆媳间的小疙瘩。

     忙碌的大人们抽空轮流陪伴病重的祖母，白天经常是我一个人看着，随时关注着祖母的一切变化，时好时歹的。椿树上落下一片树叶，也能引起我的警觉和张望，扭头查看祖母的反应。

    一场露天电影在村中的大寨门口上演，好不容易挤到银幕正前方的我，搬着凳子正津津有味地观看，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传入我的耳朵，扭脸处，父亲和叔叔们抬着祖母经常躺的架子床，出现在人群里，安放停当。父亲说这两天祖母精神好，好久没有出来，让她看一场电影。安安静静的祖母，观看着她人生中的最后一场电影，风起夜凉，电影还未结束，祖母又被抬了回去。   
   艳阳刺花眼的日子，祖母扛过了不吃不喝的十三天，安静地离去。三天后的葬礼，不懂事的我是一个观看者，看着祖母的棺椁抬上车，一个小瓦盆儿摆在供桌的下面，盆底儿被人钻了个圆洞，痛哭的人群中，摔“老盆儿”的父亲披麻戴孝，匍匐在地，泪流满面，那一声“娘啊”喊得撕心裂肺，引得观望的我泪水从眼眶里跳落，抽泣不止。哭声，盆儿碎裂的声音，伴着唢呐声，响彻一方空间……突突突突的拖拉机，载着灵柩，碾过瓦盆的碎片，悲哀痛哭的人群送祖母进祖坟，小孩子被大人拉到一边儿，不准跟去。
   后来的日子，断断续续听父亲说起幼年的艰辛，七岁时，跟随祖母从山西返乡，记忆里是逃荒。十三岁时，和祖母一起撑起家，一起照顾更小的叔叔们，在祖父缺席的时光里，祖母艰难度日，受尽了缺衣少食的苦。

    多年以后，我的祖母，那个重男轻女的老太太，身边可她供呼唤的，是她并不喜欢的小积极妮儿。还会数一数和她相处的最后时光，也会感叹生命的易逝，想起她的不容易，再也不会嘲笑老人临终“怕死”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