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临终之前

　　
母亲临终之前
　　
　　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呼出了最后一口气，静静地离去了。放声痛哭之后，我们压抑着心中的悲痛，迅速为母亲擦洗干净，换上寿衣，照习俗在口中含入红参，再按母亲的嘱托，把头发梳理整齐，擦上发油，让她以一生保持的整洁容貌，进入天堂。
　　时间已是深夜，焦急忙碌了几天几夜的亲人，一个个疲惫不堪，纷纷歇息去了，以便养足精神，准备后几天的丧事。我独自坐在母亲身旁，无边的悲痛迷漫在我的脑际。我全身瘫软，没有一点力气。我无法相信母亲已经离去，我无法接受身边的母亲与我已是阴阳两隔。悲伤的泪水从我的眼眶中不断涌出，殷红的鲜血滴淌在我的心头。母亲的一生，特别是临终前的点点滴滴，在眼前一幕幕闪现，像刀雕剑刻一样，深深铭记在我的心中。
　　1994年9月30日，是一个我永世难忘的日子，在母亲感到身体不适，几次医治无效的情况下，这一天，我带她来到了由原大理州医院院长张英才亲自坐诊的专家门诊。经过一番详细认真的检查，张院长把我叫到一边，严肃地对我说：“你母亲年纪大了，她胃里长了点东西，可能是胃癌，而且是晚期，治疗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你们尽量让老人家走得好一些，她有什么愿望，尽量满足她吧。”张院长的话犹如一道晴天霹雳，震得我眼冒金星，几乎瘫倒在地。难道我亲爱的母亲，就要离开我们了，我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此时，我还不能显露出来，不能让母亲知晓。我只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母亲：“没关系，是胆囊炎。”开了点药，离开医院。母亲显得很平静，当她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样，取出钥匙开门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恐惧，使我几乎不能自持。死神即将降临，母亲还浑然不觉，作为她最亲的亲人，我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而无能为力，这是一种怎样无奈和悲哀。回到自己家中，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平生第一次嚎啕大哭，引得妻儿惊恐不已。
　　第二天，我带母亲到市医院，再次作了全面检查。几天后，结果出来了，确诊为胰腺癌。而且正如张院长所说，已到晚期。我迅速通知三个弟弟，大家商量后一致决定，立即送母亲住院治疗，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挽救母亲的生命。但是，当我们告诉母亲，准备送她住院（当然不敢告知她病情）的时候，一向温顺的母亲，却严词拒绝，表示绝不住院。原来，细心的母亲从张院长把我单独叫到一边，从我极力掩饰的神色和几个儿子异乎寻常的关心探望中，早就明白了一切。她说：“你们不用瞒我了，我知道我得的是胃癌，这种病连周总理得了都医不好。我不愿让你们花钱，让我到医院里，多受一些罪。你们要真有孝心，就让我在家里，多陪你们几天。”大家再三劝说，母亲决心已定，执意不从。在征询了几位医生的意见，根据母亲的病情和身体状况，确认治疗已无任何意义之后，我们遵从了母亲的意愿，同意在家休养，母亲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们兄弟四人决定，既然药物和治疗不能挽救母亲的生命，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给予她最好的照顾和安慰，让她在最后的日子过得舒心、舒适。由于二弟夫妻二人没有正式工作，又和母亲住在一起，因此决定由他们夫妻承担起照顾母亲的日常生活，所有费用（包括二弟全家的生活费）由其他三人分担。大家一有时间，都要回家探望照顾陪伴母亲。
　　从此，我每天都要早早骑车来到母亲身边，照顾她起床、上厕所、洗漱、吃早点。然后坐在身旁，陪她闲谈。母亲很喜欢我，两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母亲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回忆起生活的点点滴滴，甚至满怀深情地讲起了她与父亲相识相恋的故事。她说，她这一辈子，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但遇到了知心体贴的丈夫，有了孝顺懂事的儿子，她知足了。她已经70多了，对死亡已经无所畏惧，但不想受折磨，要走就爽快一点。
　　我奇怪的是，有时交谈正欢，母亲突然说，她困了，想单独休息一下，要我拉好窗帘，关好门，马上离开。
　　我更奇怪的是，听说癌症病人是很疼的。因为难以忍受的疼痛，有的病人呼天喊地，有的以头撞墙。可我在母亲患病以后，与她相处多日，却从未听她喊过疼。使我有时甚至怀疑，她得的究竟是不是最疼的胰腺癌。直到母亲去世后，二弟的一席话，才使我明白了个中缘由，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二弟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他告诉我，他常常听到母亲痛苦的呻吟，疼的实在受不了，就让他打止痛针。但母亲从不在另外三个儿子面前喊疼，到无法忍受时，就借故叫我们离开，并且嘱咐二弟，不要让我们知道。
　　我震惊了，想不到柔弱的母亲竟有这样坚强的毅力，竟能忍受这样巨大的痛苦。她不愿让自己的疼痛，给我们带来焦急和痛苦。她宁愿独自承担起所有的磨难，来换取我们心灵的一点点安慰。
　　我听到并亲眼看到，许多老人在临终前，由于难以忍受病痛的折磨和心情的烦躁，或狂呼乱叫，或寻死觅活，或乱发脾气，或要东要西，有的甚至把气撒向身边的亲人，想方设法折磨他们。搞得亲人疲惫不堪，焦头烂额，无所适从，欲哭无泪。但母亲在临终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却没有感受到这些磨难和痛苦。母亲用她博大的胸怀，坚韧意志和无法想象的忍耐力，给了我们无限的关爱和温暖，给我们带来了本应由我们给予她的“临终关怀”。
　　虽然由于母亲的坚持，没有入院治疗。但我们仍积极想办法，四处寻医问药，尽量减少母亲的痛苦，挽救她的生命。我们设法从医院开来了严格控制的止痛药——杜冷丁，让二弟在母亲疼痛时注射。购买了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针水，在家中输液。这天我在云南日报上，看到了一则专题报道，说一位专家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发明了一种治疗胃癌、胰腺癌的药物，问世后，取得显著疗效。我大喜过望，立即请人到昆明，费尽周折，终于花了一千多元钱，买到两瓶。可母亲听说花了这么多钱，反而很不高兴，她皱起了眉头，喃喃地说：“买这么贵的药干什么？”那药物也没能发挥神奇的功效，母亲的身体日渐衰弱，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临终前的一天，母亲挣扎着，郑重其事地向我交代了一件事。1968年，在下关“1.16”武斗中，父亲无辜被抓，关进“临时监狱”，打成重伤，腿部被带毒的刺刀刺中，生命垂危。父亲被释放的时候，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来接无法走动的父亲。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将父亲抬到街上，却再也无力送到家中。这时遇到了我的同校初三同学李克谦，他见状立即找来一辆手推车，和我母亲弟弟一起将父亲送回家中，父亲经部队医生做手术抢救脱险。母亲对李克谦感激万分，终身难忘。此时，她特地要我和弟弟买上礼物，到李克谦家，再次表示感谢。在我们告知她，已完成她的嘱托之后，才艰难地点了点头，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参看《复仇》）
　　临终前，母亲把我叫到身边，交给我一张存折和一份遗嘱，存折上有三千元存款。
　　母亲在遗嘱中写道：“待我去世后，遗体一定要火化。我因无退休工资，个人生活来源除领到百货站54元补助费，其它全是靠三个儿子孝心，使我过上幸福生活，没有感到任何困难。
　　为此，在几年前生活尚未高涨之际，我本着省吃俭用的根本，至92年底，我节约了壹仟伍佰元钱，加上你们的父亲去世后留在我手中的壹仟伍佰元，共计叁仟元。此款用来作为我身后事所用。因我身前依靠儿子、儿媳，但我希望死后不能再让儿子们负担。
　　我认为四个儿子当中，以老二光华来说，他也并非无能，主要是本人负担太重，一个人要负担四人的生活。且儿女又是读高价书。这样一来，我做母亲的生为他愁，死也最丢不下的是他。为此我希望你们兄弟之间多照顾他一点。”
　　看到这份遗嘱，看着手中沉甸甸的存折，我的喉头一阵酸涩，泪水夺框而出。三千元钱，在现在，在很多人眼里，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在母亲的身上，却非同小可。其中的一千五百元是父亲一生的积蓄和去世时单位发给的抚恤金、丧葬费，母亲分文未动。另外的一千五百元，则是母亲五年来，从每月一百多元的微薄生活费中，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可以想见，她平日是何等的节俭，对自己是何等苛刻。可敬的母亲，生前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却不求任何回报，连自己的身后事，都不愿让儿子负担。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坚持不住院治疗的良苦用心，她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痛苦，来换取儿女的生存和幸福。
　　在遗嘱的后半部分，母亲详细罗列了家中的所有财物，并注明某件东西是谁的。最后写明需要通知的所有单位和亲友，把一切都安排得贴贴妥妥。
　　在三弟的主持下，用母亲留下的三千元钱，母亲的葬礼办得风光而体面，母亲遗嘱中提到的单位和亲友全部到场。兄弟四人齐心协力，连妯娌间的一些小矛盾也在办丧事的过程中冰释。遵照母亲的嘱托，家中的所有财物全部留给二弟。在以后的日子里，三兄弟对二弟尽力相帮，除了日常的物资帮助外，二弟的住房问题、两个孩子的户口、工作，以至二弟病故后的丧事，都是我和另两个弟弟一手操办。我们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母亲的遗愿，以此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参看《一个知青的独特经历》、《阿吉》）
　　母亲走了，她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极普通的一生，但在我心目中，她绝对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