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凤山观墓记

　　　近几年来，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闲暇的时候，一个人去爬飞凤山。虽然飞凤山与漾濞古城仅一江之隔，且“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但由于其山间坟茔处处，荒冢累累。因而小城的人，一般都很少到这个所谓“阴气重的地方”游玩。据说有不少多愁善感者，平常连眼睛都不愿往山上多眺望。我却偏偏喜爱其独有的这份“天籁萧萧，人语不喧”的宁静、清寂、悠远的韵味……
一
　　　在一个人爬山的时候，我喜欢顺便观赏一下路途中所遇到的一宗宗墓碑。我所看到的墓碑，都是不期邂逅上的，我从不刻意去寻访，但只要遇到的，我都会特意观看和了解一下。由于爬山的时候，自己不时会变换不同的路线，还经常在山岗上和林地间漫无目的转悠，往往便会遇到大量的墓碑。大约是因为地域太小了，许多当代墓碑的主人，我差不多都认识或听说过他们的姓名，即使不知道他们本人的姓名，也会发现碑上刊名的众多孝男孝女中，有一个或几个我所熟悉的名字。有的墓主人，更系我曾经有过来往打过交道的人。有极个别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在林间邂逅到他的墓碑时，方才赫然发现他已黯然谢世。每当遇到这样的墓主，我都会在墓碑前，默默站立几分钟。

　　　我们这里有立生基的习俗。所谓立“生基”，又称立“喜井”、“寿域”，就是活人为活人所立的碑墓。有的是自己为自己建造的，有的是子女为老人预立的。所有的“生基”，几乎都为鸳鸯墓。不少双双健在的夫妻，迟的刚步入花甲之年，早的则还没有到“知天命”的年纪，就积极筹划营造自己永久的安息地——“生基”。有的“生基”在山坡上，风风雨雨矗立了几十年，墓主人还怡然自得地行走在人世间。当然，这些早早地为自己构筑“冥居”的人，并非是活得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想到地下享受清静，而是他们清醒地知道，人世再好，都只是一个人暂时寄居的地方，只有彼岸的幽冥世界，才是自己永恒的栖息之所。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身后事，丝毫不敢麻虎从事，掉以轻心，而是早作准备早了心愿。

　　　一天傍晚，我去爬飞凤山，经过古城悠长小街的时候，见到一位我熟悉的古稀老太太，独自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纳凉。我和她打了个点头招呼，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我登上了江对岸，与之遥遥相望的飞凤山半山腰，忽然瞥见林间的空地上，两座夫妻石券墓并排而立，其中一座墓为空穴。走近观看，我有点惊奇地发现，已入住主人的墓穴，墓主原来为李××，就是刚才我遇着的老太太的夫君。仔细看其生卒年代，得知墓主病逝于1986年，享年五十岁。我听说其夫人大约小他四五岁。因而他走的时候，夫人才是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墓主已在这个幽静的林间山岗上，寂寞地躺了二十五年，他右侧的夫人“寿域”，倘若是一起营造的话，已空置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在这不算太短的岁月里，他们一个冥居鸟鸣虫噪的山岗，一个身处滚滚红尘的闹市。朝朝暮暮，他们会时不时相互隔江眺望一眼吗？苏东坡曾在一首著名的悼亡词中，怀着苍凉的心情，担心已经“尘满面，鬓如霜”的自己，与“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亡妻王弗，“纵使相逢应不识”。当有朝一日，这对夫妻终于相会于地下的时候，他们能够互相认识吗？毕竟其生死睽隔的时间，已是苏东坡与王弗的两三倍甚至更多啊！


二
　　　在爬飞凤山的探墓访碑活动中，我所见到过的最早的墓碑，是立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享年六十寿，距今有189年的赵世昌之墓。接下来是两座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的，距今有177年的墓葬。此两座相邻而居的墓葬，墓主人分别是杨廷勷夫妇和杨士英，前者碑文记载的享年为“上寿”，后者载明的享年则为27岁；估计他们或许是一家人。由于碑上仅有立碑时间，而没有墓主的“归山”时间，我无法判断他们是先后亡故的，还是不幸卒于同一场灾难！

　　　在飞凤山坡头林间游荡，会时不时碰到一宗宗晚清或民国时期的墓碑。这些墓碑，有的差不多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沧桑，字迹仍清清楚楚，有的则仅仅过了六七十年的岁月，墓志便漫漶模糊得无从辩认。在观墓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立的墓碑，非常难得一见，最多的是近二十年以来所立的。这期间所立的墓碑，前十年立的和后十年立的，型制上又有较大的区别。前十年立的，大多是青砖水泥支砌的，后十年立的，则大多是来自江河中的质地优良的石头打制的。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墓碑的样式和构造，不独与时代背景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亦折射出不同的世态人情。

　　　在解放前，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树碑立墓都是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的事情。贫穷人家的人死了，都只能是薄棺薄葬，就是一般温饱不愁的人家，对于逝者，同样也只是垒一个土石堆堆。解放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经济收入的悬殊，被缩小到最低程度，反映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上，亡人的待遇都相差无几，不是土馒头就是石堆堆。后来，随着人们的经济条件慢慢拉开距离，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率先开始在坟墓上“显摆”起来，墓碑便如雨后春笋般一宗接一宗地冒出了地面。当时间的脚步继续前行，修坟打墓之风，更渐渐弥漫到寻常百姓家。这时，人们不再仅满足于为刚辞世的亲人树碑立墓了，而是纷纷不惜惊扰那些在泥土里长眠了多年的先人，为他们重新树碑筑墓。


三
　　　从墓碑铭刻的生卒资料上看，墓中主人的寿缘，悬殊也是比较大的。长的达八九十岁，短的为二三十岁，有的仅有十四五岁（十四岁以下夭亡的，按当地的习俗是不立墓碑的），更多的是六七十岁，总体上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有的墓碑，为妻子率子女而立的，更多的是子女为父母立的。此外还有弟妹为哥姐立的，侄儿男女为叔叔、孃孃立的。而丈夫在妻子墓碑上留名的，我只发现一通，就是1944年，民国漾濞县长曹子英，为其因“情不让人”跳河身亡的35岁湘籍夫人费若华立的。立碑列名者，有的子孙成群，有的只有“胞弟”或“侄子”一人。其中一块墓上，仅列名的子女就有八男五女，达十三人之多。

　　　　关于墓中主人的升天原因，从平常有意无意获取的信息得知，也是种种不一的，有壮烈牺牲的，有因公殉职的，有自杀身亡的，有车祸殒命的，有因病而殁的，而最多的，自然是享尽天年，寿终正寝的。墓碑观察多了，心中难免生出诸多感慨和想法。其中最大的，就是对时下小城似乎愈刮愈烈的“立碑修墓”之风，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因为现在我遇到的墓碑券坟，只要察看一下墓碑上记载的墓主人生卒年月和立碑时间，就不难发现，多数实际上是二三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孝子贤孙们为过世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前的“显祖考”、“显祖庇”、“显考”、“显庇”等先人们重新修建树立的。这些坟墓原来大都只是“土馒头”，或就地取材支砌的“石堆堆”。我知道这几年来，我们这里一宗券坟墓碑的造价，少者为一两万元，多者达五六万元，较之别处动辄几十万，数百万元豪华版的天价坟墓，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算不得什么，但我仍觉得此风不可长。

　　　古往今来，面对“频繁易主”的所谓“千年田地八百主”的无奈现实，许多头脑清醒者，不禁发出“田是主人人是客”的深深叹息。或许是较之人间田地财产，冥冥世界的墓主人对自己身下墓地的占有，要稳定和长久一些。不少人对百年之所的建造，显然热衷得多。封建时代，大多数登基伊始的新皇帝，就开始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寝陵。更有甚者，为了让自己千秋之后居住的地下宫殿，极尽奢华，不惜倾尽天下财力，惹得天怒人怨。实际上，如同古人感慨不已的“寿无金石固”一样，所谓金石的“固”，只是相对于“忽如寄”的短暂生命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永恒”和“不朽”。倘若放在地老天荒的悠悠岁月长河中，别说平常百姓的小小坟茔和冢中枯骨，就是帝王君主们的宏大陵墓和保存数千年不腐的尸体，如古埃及金字塔里面法老的木乃伊，不也同样逃脱不掉灰飞烟灭，荡然无存的终极命运吗？

　　　所以，我对盲目“厚葬”亲人，甚至纷纷改造祖宗安息之所，为先人重新“修坟造墓”的壮举，渐渐开始不以为然起来。“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固然是我们人类特有的情感和美德，但其丰富内涵和外延的表现形式，应当是多方面的，并非就只能狭隘地体现在“厚葬亡者”，甚至为作古多年的祖先大肆树碑立墓上。虽然从人情世故上讲，“厚葬”先人，有可以理解的心情和理由，实际上却是不科学、不明智、不必要的，说得不好听一点，还是一种早该摒弃的陋习。因为这小而言之，对逝者没有丝毫的意义，大而以发生存的环境。有生必有死，人类代代生生不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人类新陈代谢，也就是个体的死亡，就会源源不断。然而，这个世界的资源，特别土地资源是弥足珍贵的，倘若我们每个来这个世界走一遭的人，离开之后，都仍要占据一块土地，来建立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的坟茔，不远的将来，举目四望，漫山遍野，势必就会变成坟挤坟，墓挨墓的恐怖景象，这不只会影响观瞻，更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甚至让葱葱郁郁的秀美山川，变成荒冢累累的墓地碑林。

　　　为了避免“死人”与“活人”争夺生存空间之风愈演愈烈，如今已经到了应当根本改变殡葬观念，并彻底进行移风易俗的时候了。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从自然中来”的人，我想，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认认真真地生活，尤其是对健在的老人，尽心尽力地“赡养孝敬”，让他们过得幸福开心，而当我们或他们一旦“又回到自然中去”的时候，就不妨开明些，达观些，最好本着挽救每一寸土地的信念，尽可能选择一些文明、节俭、绿色的殡葬方式，让自己的一副“臭皮囊”或老人们的“骸骨”，化作纷纷扬扬的骨灰，一捧捧撒向山川大地、江河湖泊，一缕缕随风飘散，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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