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观影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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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有五个孩子，但八十年代的电影如果有100部，我看过至少60部。不可否认，那段黄金岁月的核心是平易近人的票价，一毛钱，等于两根赤豆冰棒。
电影院里放什么，我就看什么，荤素不忌百吃不厌。
我坐在电影院里看过严顺开的《阿Q正传》和斯琴高娃的《骆驼祥子》，也看过《李慧娘》《孔雀公主》《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看过《开枪，为他送行》《大桥下面》《路漫漫》，也看过《邋遢大王奇遇记》（映前加演节目），少林武当南拳王，更是不在话下。
1981年的《西安事变》应该是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上映时我刚刚6岁。
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有三个：
一是杨虎城遇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凶残的画面，困惑大于惊惧，我没办法解释匕首何以插得那样深，又没办法相信那个演员真的死掉了。
剩下的两个都是蒋介石。
一是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面前有一杯水，当时我口渴难耐，那杯白水冒着微微的热气，在玻璃杯里显得那么可口，可蒋介石看都不看，一味讲话，我觉得他真是过分了。
另一个是蒋介石吃饭，他刀叉并用狼吞虎咽一碟炒鸡蛋，我一看就饿了。
我之前没看过乡村的露天电影院，不知道银幕背后有些什么。我反复揣想，认为银幕后面必然有一个神奇的世界，一定有一群人在不停地忙碌，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只为了让我们目瞪口呆神迷心驰。

2
作为那个贫瘠年代最隆重的娱乐，电影拍的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去看了电影，电影是千家万户热情所系的向往与陶醉，是自发的狂欢集会。
我一直认为，没有什么比“就像电影散场一样”，更适合用来形容人数众多挤挤挨挨的场面了。
看电影因此便有了强烈的仪式感。
我姐姐看电影之前，会在家里兴高采烈地换上好看的衣裳，她与闺蜜相互间还要热烈地讨论，甚至在拿不下主意的时候笑眯眯地征求我的意见。
就连母亲，也会仔细地梳头，一再捏紧衣领，仿佛是要去一个正式的场合，马虎不得。
事实上，电影院里的环境并非总是彬彬有礼。
我见过一些小混混霸占了别人的座位却赖着不走，我还担心过，自己长大了遇到了这种人该不该和他们打一架呢？

3
录像厅在八十年代中期首先零星出现在汽车站附近，此后才蔓延到街头巷尾。
一个十岁的小孩，在车站录像厅里独自呆到午饭时分，如果放到现在，十个家长有九个都会抓狂万分吧，而我却经常一大清早就去。
屏幕挂在房间两个墙壁的夹角上，下面是一排排的长条板凳。
开始的时候并不放正片，只是播放张明敏、朱晓琳她们的音乐录影带，什么《垄上行》《妈妈的吻》之类，一直要等客满，老板才会放正片。
影片主要是70年代港产武打片，什么《少林十八铜人》《少林三十六房》等等。印象最深是一部讲述李小龙传奇的片子，演员用通电的方式强化肌肉的场景，让我惊佩不已。
当我带着满脑子大侠们的特写眼神回家，父母少不了在我扒饭的时候训斥几句，等我吃完把碗一推，这事就过去了。
及至1988年我上中学，功课吃了紧，我与电影院录像厅就渐行渐远，难得一顾。

4
九十年代的观影历程，要分为三截。
先是电影与录像厅并驾齐驱，等电影大势已去后，录像厅也好景不长，遭遇了家庭影院兴起后的全民嫌弃。
电影仍在延续八十年代的辉煌，直到1994年，电影院里还在放映《大话西游》，都说周星驰这部电影不卖座，可是在我当年，观众席是爆满的。
但1994年之后，无论多牛的演员，也不能把观众拉回电影院了。我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那年我开始谈恋爱，却不记得都看过什么了。
这时，录像厅从八十年代的小打小闹突呈燎原之势。
录像厅的出现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让七零后的毛头小子们在此地消磨青春。九十年代开始，农村进城务工者在各地都浩浩荡荡，他们的夜生活在杂乱的工棚和宿舍里乏善可陈，而录像厅之于电影院，相当于本来十块钱一碗的牛肉面给你换成十块钱七个的馒头，不够可口，但更实惠、更经饿。
那些混杂着汗臭、烟味的录像厅有足够的内容让我们缅怀，他们多半设在一条小巷深处的民居里，麻布袋子做门帘，外面的马路边上付了钱就可以进去看，没有票，两块钱你可以随便看多久。
我的经验是，最好能提前去，找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来，因为录像厅的板凳没有靠背，一连几场录像看下来，直挺挺的腰背吃不消，但是靠墙就能缓解很多疲劳。
周润发的《英雄好汉》《江湖情》，周星驰的《鹿鼎记》《龙凤茶楼》，以及梁朝伟、梁家辉、任达华、叶玉卿，铺天盖地看不过来。
通常要到午夜，前面的几部正片放完，老板拿出一盒录像带，站在录像机边不慌不忙倒带子，他也不多讲话，旁边有人来另外收钱，不想看的直接走掉。
但没有人走。

5
家庭影院的异军突起，则意味着你有了厨房，不用顿顿叫外卖。
1996年左右，受到家庭影院的冲击，录像厅已经难掩颓势；但一些老板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业即将日薄西山，还在追加投资。
他们不仅搞来很多国外史泰龙、尚格·云顿的片子，还把内厅装修得漂漂亮亮。我去过的一家最好的录像厅，座位全是双人座沙发，人不多的时候可以半躺着看。
《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是家庭影院最为火爆的年代。彼时电影院已经偃旗息鼓，虽然满大街都是穿着印有小李子头像T恤衫的人，要想看到电影却仍然要租碟。
说起租碟，就不得不说三级片。晚上八点半点以后，那时租碟门店里人不多，双方都方便。
倘若你第一次去租碟，左挑右选却长吁短叹地心不在焉，善解人意的老板多半会从柜台下方拿出一个纸盒让你开眼，那当然是上不了台面却让你心花怒放的三级片啦。
这里面，情况比较尴尬的是遇到女老板，不知道她们在洞穿了一个又一个异性的隐秘后，会想些什么。
木心说，从前生活慢。在家看三级片，对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求非常之高；你必须有一个关上房门拉上窗帘的理由，还要做好万一有人敲门的准备。
所以一部租来的三级片放在家里，很可能要等很久才有机会观摩，而此前你要保守好这个秘密，为那些一看名字就知道不正经的光盘找到一个安全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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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网络逐渐普及，电脑上的免费电影（以及小电影）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即使穷尽一生都不可能看完。
而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中期开启的企业改制，此际已彻底深入到县城，全国几千万人下岗，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土崩瓦解，上点年纪的或者还能吃几年老本安定一下心神，年轻人却必须马上给出选择，如何规划被剥离体制后的生活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样一个双管齐下的合力中，不难想象，小县城里的电影院、录像厅，甚至家庭影院都尽成明日黄花，“重头再来”的普罗大众，已经无暇回顾她们曾经各领风骚的迷人芳华。
我所在的小城有两个电影院，其中一个在90年代改成溜冰场，现在又改为羽毛球馆，前些日子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意外的发现电影院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大。
另一家电影院，他的广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盖起了楼房，成为沿街商铺，不咸不淡地卖着儿童服装。电影院因此被遮掩其后，无人问津灰头土脸，它记录着辉煌也承载着冷落，无数人走过的台阶上，已经长出杂草。偶尔经过，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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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之后，小城终于又重新开了一家电影院，但票价高冷，无视草根。过了几年，电影院放低身段，票价有所松动，我这才咬了牙去看。
买票的那一刻，我竟然有一点阔别后的近乡情怯，但一进影厅，落差却恰似邻家女孩已成职场白领，她不再大大咧咧到你家搛菜吃，反而扶着眼镜优越地打量你。
她好像换了一个人。座位安逸，空调适宜，卫生间干净明亮，服务员态度温和，没有人抽烟嗑瓜子，也没有人一边看电影，一边兴之所至信口点评。
当一个影厅只有100个座位，这算什么呢？升级版的录像厅吗？我小时候的电影院，哪部电影不是千百号人满满当当一起看？没了座位，站在过道上也乐在其中是家常便饭。
我知道这不是坏事，但我仍然无比怀念，那个我童年时代散漫悠游的电影院。
大概，电影于我不只是电影，还是我童年最生动的记忆，而电影院，则是存放那个记忆的地方，充满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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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电影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巨大的产业，动辄几十亿的票房说明电影仍然能撩拨到我们爱热闹、好围观的天性，我们仍然满怀好奇与热情，寄望在电影的光影里一窥未知的他人生活。
而我相信我的判断至今依然成立：
银幕后面有一个神奇的世界，有一群人不停地忙碌，他们想尽办法，只为了让我们目瞪口呆神迷心驰。

2018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