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的意义

      夏志清说过，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余秋雨对《台北人》则如此评价：“世上有许多作品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轰传一时，但能够被公认对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濡养意义，并长久被人们虔诚记忆的作品却很少很少，《台北人》显然已成为其中的一部。”这就不简单是喜爱与推崇，而有将其经典化的的意图了。白先勇不仅在台湾享誉日隆，在内地也愈来愈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他的声誉主要是建立在《台北人》上面的。此书到底有什么特异，从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显出如此丰厚瑰丽的魅力？
      《台北人》是一本主题小说集，由十四篇小说构成，技巧篇篇不同，长短也有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但若聚合在一起，仿佛变为了一条画廊，使小说的幅面变广，阅尽种种“众生之相”。更重要的是，由于主题命意的一再重复，使读者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的含义。《台北人》因此很像是英国、加拿大那样的联邦，既各自独立，又有松散的联系。在体例上，这已经是一种别致的创新。
      夏志清在《白先勇论》中提出：“《台北人》甚至可说是部民国史。”这话也不夸张。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好像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代、抗日、解放战争……难怪颜元叔在《白先勇的的语言》中指出白先勇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但若以为该书仅止作历史纪录，却又大谬不然。潜藏在《台北人》文本之下的内涵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提示了那个阶级的腐朽”所能概括。

      80年代后的“当代文学”，短篇小说一块，相较于中、长篇，委实乏善可陈。这不如人意又分三种情形，一是盲目崇洋，画虎不成反类犬。行文之际，满是翻译腔，倒像是用汉语在说外国话。缺乏主题、缺乏感情不算稀奇，缺乏起码的故事、缺乏鲜活的人物未免太说不过去，且还振振有词的辩称是学自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读罢全篇，一头雾水，不知作者是梦呓还是请大家猜谜。矫正此弊，良药就是《台北人》。
      《台北人》中的人物，可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到退了休的女仆，从上流社会的将军夫人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从大学教授到商人老板，从帮佣工人到退伍军人。举凡大中小各色人等，来自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贫富悬殊，性格悬殊，却无不刻划得栩栩如生。《台北人》中的故事，有一些曲折变幻，起伏跌宕，极尽婷婷之至。即使有几篇没有离奇紧张的情节，也有扎实的生活的底子，有个清晰的“来龙去脉”，有着可感的意境与氛围。《台北人》的情感投注，既醇烈又克制，有着宗教般的悲天悯人，有着真诚的痛楚与欢欣。《台北人》的风格（包括语言），典雅深沉，精致含蓄，能够品出《红楼梦》和唐诗宋词的馨香。
      当代短篇小说的又一大缺失是由粗犷、粗野走向了粗俗，并且引以为美，顾盼自得。推根溯源，是由于“京味儿小说”的恶性变异。先是王朔，后是一批“志同道合”的追随者，再后是连“京派文化圈”以外的作者也竞相以“你丫”、“我操”为“阳刚之美”，以写野合、乱伦为赏心乐事，似乎这样就直面了人生，就是最真实的反应生活，就是很豪气的打破了人性的枷锁。这个弊端在中、长篇里也有，但中、长篇小说在情节真正展开之后，总有许许多多别的因素“扰乱”或冲淡了粗俗的调子，而短篇限于篇幅，没有这种先天性的免疫功能。
      《台北人》接续的是从《楚辞》、李商隐、晏殊直到《红楼梦》的中国文学的“正格”。《台北人》是该涉及的并不回避，无必要的则绝不刻意彰显。它是围绕着主题产生人物，围绕着人物编织情节，围绕着情节选择语言。即使描写到了下层社会的众人，人物嘴里的话或许是粗俗的，作者的叙述语言却还是一派优雅从容。白先勇的审美趣味不允许他信口开河，更不会为了追求某种阅读效果而双手献上整体的风格。
      然则贾平凹、汪曾琪（包括王安忆）总算是优美而又充分民族化的了，却为何也无法在短篇里做出一番气象呢？这便涉及到当代短篇最大的局限，便是视野狭隘，以小见“小”。
      《台北人》每一篇都容量极大，除开“现在时”的故事，背后往往叠加着“过去时”的往事。除开表层的现象，还有深层的内涵，还有可做完全不同解读的象征层面。《永远的尹雪艳》、《秋思》之类都是可以当作寓言来读的。《梁父吟》、《国葬》等一触而及浩浩岁月，天下河山。即使是《冬夜》、《一把青》、《游园惊梦》，也是个人遭际连着历史风云（虽然不是像《梁父吟》、《国葬》那样的直接参与历史），而依我们的习惯，这样的构思似乎理所当然是长篇的任务。
      短篇小说诚然如轻罗小扇，但亦要以小见大，才现风景。截取一个横断面是为了涵盖整体，否则写得再生动再活泼也格调有限。梁晓生在一个长度接近中篇的短篇里，就写了主人公搬家，一张床拖不出门，于是绞尽脑汁。不能说他写得不到位，不能说这就一点不能折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但这境界也实在是小家子气得可怜！二十几年来，文坛上多得就是这一流作品。境界的确也是《台北人》制胜的一大因素。白先勇虽在小说中投注了极深的感情，他的看取人生却是俯视。这一来，虽亿万众生亦只如蝼蚁，而蝼蚁亦是众生。观照得既精细全面，又慈悲大气。他若只把他自己当作某一阶级的一员，只替他们说话，《台北人》十四篇绝没有这样整齐的水准，并且《台北人》也有力的说明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大可互通，写实未必不能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