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靠不住

   
      陈伯庄1959年出版的《卅年存稿》中收有一篇纪念丁文江的文章，此时距丁氏离世已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文中回忆起他在南京参加丁文江追悼会的情景，说第一位走到台前致祭的是总统蒋介石，“胡适之和翁文灏都先后到台上各自致了悼词。……适之先生的致词，引了在君平时自评的话儿：‘我们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此书由胡适做序。大概做序时没有细看，后一年看到这篇文章，对身边的秘书胡颂平说：“南京的在君追悼会，我一点也记不起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在追悼会上致词。我引在君上面两句话是在纪念他的文字中发表过的。在君的追悼会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的，怎么没有孟真说话？可能是孟真说的话，后来当作我的话了。历史家的记载不可靠。伯庄在二十几年以后的记忆，往往会有记错的地方。”
      两人说法不一，看来应有一人误记。不涉及什么大是非，可小考证一番，当是挠痒痒。中华书局出版的《翁文灏日记》“一月十八日”条记着：“下午二时，中央研究院假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丁在君先生追悼会。蔡先生嘱讲丁先生事略及学术工作，次由胡适谈话。……”依照这个，误记的应是胡适。不过孤证不立，再查宋广波所撰的《丁文江年谱》，1936年1月18日，中央研究院在南京、上海两地同时举行丁文江追悼会，书中引次日《中央日报》报道原文，还原在南京举办的追悼会情形：“到会者计有该院院长蔡元培、王世杰、翁文灏、胡适、罗家伦、邵元冲、张群、朱家骅、钱昌照、张默君、张伯苓、徐诵明、梅贻琦、杭立武等，及该院总办事处与所属在京之各研究所所长，与全体职员，暨丁氏生前好友，共约六百余人。行政院蒋院长曾于开会前到会致悼。礼堂内除悬挂丁氏遗像，及于像前陈列行政院蒋院长，与蒋廷黻、张道藩、翁文灏、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等，及该院所属各所所赠之花圈数十只外，别无布置。但会场气象，极为肃穆。益令人兴悲悼之感。二时正开会，由蔡院长主席，领导全体行礼如仪后，并默哀三分钟，旋由主席献花圈毕，并作报告……即由翁文灏报告丁氏事略，极为详尽，胡适、罗家伦以次（？）致词，末由丁氏家属致谢词，至四时礼成散会。”看来追悼会上根本没见傅孟真人的影。报道的关节处和《翁文灏日记》中没有差别，两厢对照，确定应是胡适误记无疑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很多以前发生的事，过几年后回忆，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者和实际有出入。“二十年后的回忆，往往会有记错的地方”，这就很容易理解。生而为人，似乎都不能避免，俗语才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告诫。我们可信的历史，也正是凭借“烂笔头”逐渐流传下来的。
      胡适又说，“历史家的记载不可靠”，这话新颖——虽然胡适所说，是指具体的一件事，不妨引申开来。晚年陈乐民先生尤其关心启蒙，日记中的某首诗有这么两句：“新书焉可信，旧史亦失真。”意思与胡适说的基本一致。陈诗末尾，因而要“老至频发问，解疑何处寻？”
      我们惯常的思维里，历史家个个正义昂然，不畏权贵，都是秉笔直书的；他们超越了所处的时代，以史为鉴，要为后来人负责。所以才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说法。看来不然，或者要比这复杂的多。
      1988年，钱锺书《宋诗选注》将要在香港出版，在为出版社写的序文里，就有这样一个观点：“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过去经年，钱先生决定此书还是以原来的面目示人，不作任何修改。钱先生这篇序文曾以《模糊的铜镜》为题发表过。学界流行过一种说法，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站在钱先生这个角度，似乎很可以理解了。
      钱先生还表示过类似的想法。1991年下半年，《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陆灏约请上海师范大学林子清先生写一篇关于钱锺书的文章——《钱锺书先生在暨大》。那时陆灏已和钱锺书相识了，慎重起见，他寄了一份校样给钱先生。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之误。……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钱先生不仅将原文删去了约五分之一，还在一些段落旁作了批注。
      比如林文中提到，有一次看见钱锺书在读《胡适文存》，读得哈哈大笑。钱先生删去这句，在旁写道：“恐无此事，《胡适文存》我在中学时阅过，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
      这里两人的回忆又有差别。若是林先生所记有误，倒可以理解，有钱先生所说的“回忆是最靠不住”作盾。若是钱先生记错呢？
      据说《围城》发行风靡以来，有一外国读者对作者很是好奇，想见一面，打电话过去，钱先生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真是钱先生误记，恶作剧一回，犹如吃鸡蛋的人，意外见到下这个蛋的母鸡下了个蛋。
      后来陆灏将改定的校样给林先生看，林先生扯着大嗓门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那时看得肯定是《胡适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