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诗为伴的日子

文/堂珂

　　1988年7月，师范毕业的我来到了雹泉镇中心中学，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雹泉地处县城西南三十公里，位于沂蒙山区的边沿地带，解放前，这里曾是潍安县委驻地。雹泉中心中学是我的母校，与安丘二中一墙之隔，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年的初中时光，同事大部分是我的老师。当初一门心思想留在城里，觉得十拿九稳，如今分到了乡下，心里有些不甘，刚刚参加工作的兴趣和劲头就打了折扣。父亲有个同学在县里当副县长，父亲提前送了礼，打了招呼，人家也答应了，说是只要有留城的名额，问题不太。谁料临近分配时省里下了一纸公文，要求当年的师范毕业生全部下到基层去，留城的愿望就像是一个肥皂泡，刚刚吹上一点气，还没来得及吹大，没来得及踏上飞翔的道路，就破碎了，成了标准的南柯一梦。
　　自雹泉往西南行八里，就是我的出生地老峒峪。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弄了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父亲和姐姐、弟弟在城里，母亲在老峒峪，我在中学教书，妹妹在中学上初二。只有到了农忙季节或节假日，一家人才能团聚。
　　陆拾柒元伍角，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闭上眼睛，我犹清晰地记得我领取工资时的那份喜悦与激动，自此以后，我可以自食其力了。妹妹晚上住在同学家，一天三顿饭跟我一起吃，我那点可怜巴巴的工资喂两个人的嘴巴还真有点紧张，所以时常从家里捎些干粮作补贴。星期一回校，我的自行车车把上往往挂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包袱，有时是一大摞煎饼，用地瓜干和玉米搀和在一起磨成糊糊摊成的；有时是一包馒头，馒头里掺了玉米面或地瓜面，吃起来有种硬硬的粗粗的柴柴的感觉。有时也将家里的小麦磨成面粉投到伙房里，换成馒头票。学校预备了好几个笼屉用来热饭，用一个尼龙绳编成的网兜或者笼布包好，做上记号，放学后再去拿。因为模样大同小异，拿错是常有的事，等打开包裹看见里边的东西才知道不是自己的。也有的将错就错，本来自己送过去的是煎饼，一看拿的是馒头，也不去换了。找不着饭的人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全校那么多人，你知道是谁拿走的？只能跳着脚骂几句解解恨算完。菜只能一天打一次，每次最低五角钱，一个月来下怎么着也得十几元。月底没钱了，就只能啃咸菜疙瘩了。有时咸菜疙瘩也没了，就干啃干粮。在中学的那段时间，虽然手头上有些紧巴，日子过得有些清苦，因为离家近，因为妹妹在身边，因为身边熙熙攘攘着满脸稚气的学生，生活也还算有些滋味。
　　我喜欢语文，而学校分配给我的学科是数学，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师范的培养目标是全才，除了文化课，还要求会唱歌会画画会跳舞会体育。我在师范期间疯狂地爱上了诗歌，天天抱着《诗神》《诗歌报》《诗人》作沉思忧伤状，在学校高低不平的操场上徘徊，在教室前窄窄的走廊里溜达，在去伙房打饭去宿舍睡觉的路上踟蹰，仿佛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大诗人，整天沉溺于诗歌的旋律里不能自拔。虽然三年里没有一篇诗作见报，毕业后还是穷追猛打，恋恋不舍。有一次校长搞突击检查，我的办公桌上摊着几本诗集，我左手托着腮，右手握着笔，嘴里嘟嘟囔囔，在备课本写写画画，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创作境界。校长原本晴朗的脸立马阴云密布，当着同事的面狠狠地批了我一顿，具体说了些什么忘了，大意是年轻轻地不好好钻研业务，净干些不务正业的事。如果就此打住也就罢了，可恶的是他竟然在全体教职工例会上作了不点名批评。我的脸腾地红了，发烧了，毕竟年轻脸皮薄，毕竟面对那么多老师，谁能无动于衷呢？我的自尊心收到了严重的伤害，眼里喷着蔑视的火：你不是批我吗？好，我让你批，我照写不误，你又能奈我何？现在想想，假如他换一种方式，跟我和睦悦色地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也许会有所收敛，不在办公时间分神。后来从别人嘴里得知，校长是不能轻易得罪的，得罪了他，他会到教委主任那里告你的状，给你双小鞋穿，把你调到中心小学，或者是更偏远的村小，让你去尝尝孤独寂寞被人抛弃的滋味。
　　课堂上，学生们做练习的空隙，我的视线常常被教室外的某些东西吸引，比如初春杨树枝条上那些毛毛虫一样的毛穗，像一只只婴儿的小手，胖乎乎的，随风笑嘻嘻地摆动；比如偷偷溜进教室的那些柳絮，飘来飞去，好像跟你闹玩一样；或者是一只什么鸟的叫声，学生们骨碌碌的眼睛红腾腾的脸蛋------这时总会有一两个精彩的句子在脑海里鱼儿一样跃起，我立马记在备课本后边的白纸上，再利用课余时间把它扩展成一首诗。在雹泉中心中学任教的那两年的时光里，这样成就的诗作不下几十首。
　　第二年，上级要求乡镇学校必须设美术课，可是学校没有现成的美术老师，咋办？校长犯了难为，据说是做了好几个老师的思想工作，人家都不乐意。究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美术是“小科”“副科”，不在中考之列，学校、老师和学生都不重视，教师本人也就没有地位可言，发奖金，评先进都受影响；二是他们确实没有能写会画的本事。偏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来了个毛遂自荐，于是摇身一变从数学老师变成了美术老师，办公室也搬到了体育组。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我的写作兴趣更加浓厚。我准备了两个16开的备课本，一个在上边打草稿，一个把修改好的成品工工整整地抄在上边，前边有前言，有目录和页码，诗和诗之间的空隙处还配了插图。插图有来自校园景物的速写，有刊物书本上图片的描摹，还起了一个书名，叫“瞳孔里的露珠”，就像是一本正儿八经的书。虽然有些稚嫩，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心里边把这个备课本当成了宝贝，轻拿轻放，白天锁进抽屉里，晚上放在枕头边，那份黏糊劲不亚于一对热恋中的男女。

　　在中心中学两年多的时光里，我有过两个女友。一个是我初中同学的妹妹，姓吕，家是管公的白石岭，在镇供销社大楼三楼卖文具；一个在管公棉纺厂干会计，姓什么叫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事实上，我跟她只见了两次面，只记得她长得很漂亮，身段很好，皮肤很好，是我所有女友中最漂亮的一个，家是管公南边的十字路村。管公原来隶属于雹泉公社，后来才独立出去，在雹泉正东，中间一条12里的公路笔直得像一根宽宽的扁担。她来过学校一趟，在我简陋的宿舍里呆了不到半小时就走了。那是人家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女朋友。我生性木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多的时间在难捱的沉默中悄然溜走；又没有经验，也不知道领着人家出去散散步。我曾去找过她一次，正是晚饭时间，站在宿舍楼下向一个立在二楼走廊的女孩子打听。女孩子说不认识，又向其他人打听。宿舍里的女孩子们都端着饭盆捏着馒头跑出来，一边吃饭一边看，越聚越多。被众多的女孩子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我的脸禁不住有点儿发烧，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后来有人说她好像在开会，让我稍等一会。五分钟后她姗然而来。彼此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我就走了，好像是没什么可说的。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后来听介绍人说，她好像是嫌我太木讷，太老实，见了人家女孩子也不会说几句好话，还给一本诗集让人家看，是嫌弃人家没有学历没有知识吗？那时管公棉纺厂在整个潍坊都很出名，工资高，福利好，厂里的姑娘眼眶子都很高，而教师这个行业在当时最臭，俗称“臭老九”，工资低，福利等于零，连一个厂里的合同工都赶不上。
　　心里虽然有淡淡的失落，但是因为有诗作伴，也没什么太伤心的感觉。而小吕的出现很快将失落和伤感驱赶得烟消云散。这个16岁的女孩浑身洋溢着活力，用她细溜溜的长腿，满脸灿烂的笑容，尤其是一笑时露出两个洁白可爱的小虎牙，深深地将我征服了。她是我的初恋，我对爱情的美好感觉和记忆多数来自于她。尽管我在短篇小说《遥远的清平湾》，散文《我的初恋我的青春》里对她进行了极为详尽和煽情的描写，用了很多细腻华丽的辞藻，仍觉得未能写出当时那种美好的感觉。也许是因为稚气未脱的缘故，也许是性格的原因，她喜欢浪漫，喜欢我写的诗，喜欢我画的画。记得我送给她一幅水墨竹笋图，还配了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她如获至宝，贴在靠床墙上的正中间。她端详那幅画的神态真是让人着迷，陶醉。破土而出的竹笋不只代表了萌芽的爱情，还激发出蓬勃的诗兴，就如陆小曼和徐志摩一样，一首首诗在火热的目光交流中，在耳鬓厮磨间汩汩流淌。
　　写的诗不算少，见报的却没有，写诗五年，只在《散文诗》的夹页（单独印了几张彩页，都是些短小的诗，夹在杂志里）中发表了一首八行的小诗，是杂志社为了满足那些水平不行但是又很痴迷的写作者的一种安慰吧。还拿了十八元钱的发表费。就是这么一次机会，还把我的名字弄错了，把“佃”印成了“细”，于是姜佃友摇身一变成了姜细友。可就是这么一张引着错误名字的纸笺，也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一直当做宝贝保存着。
　　教导处一个姓徐的副主任搬进新居，老师们都凑钱去“烧炕”。喝的是兰陵大曲，我喝了有八两。踉踉跄跄地回到宿舍倒头便昏睡不醒，中间呕吐了两次也不知道，弄得满屋子的酒臭气。同事王天金把秽物打扫干净，又拖了地。昏睡了整整一夜，第二天起床后觉得无颜见人。事后别人对我说，主任说我年小没有个数。事实确实是这样。但醉酒的潜在原因，别人却是不知道的，那就是写诗写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作品正式见报，这是我心中的死结。同事刘继梅说：姜老师，什么时候能在杂志上拜读你的大作呀？妹妹也说：哥，你整天写这些破诗，有什么用呀？是呀，我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如此痴迷诗歌，到底有什么用？挨领导的批不说，本来生活就紧张，还得留下买信封和邮票的钱，而且这个钱还不能动，即使啃咸菜或者是干吃馒头煎饼。眼看着一封封满载希望的信如泥牛入海，满腔的热情开始渐渐地退潮，满腔的郁闷涨满四肢百骸。俗话说“借酒浇愁愁更愁”，这是醉酒的深层原因吧。
　　其实，在雹泉中心中学的两年时光里，我是一个孤独的独行者，面对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我只有卑恭的份。这份卑恭带来的是一种无形的压抑和伸展不开的隐痛，就像一只蝉，蜕皮蜕到一半的时候，强烈的阳光骤然降临，翅膀伸到一半就蜷缩起来；而同年龄段的年轻教师我又无法融入其中，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义愤填膺地谈论国家大事，兴趣盎然地侃本校未婚女老师的身段、脾气和家境，兴高采烈地评点供销社那些年轻的售货员，谁的胸部大，谁的屁股翘，有时也谈高年级的女学生，哪个已经发育得差不多了，哪个是个美人胎子------我对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诗，对诗的痴迷，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胜过吃饭睡觉，虽然内心有些寂寥，有些孤单。
　　后来才知道，在六十外的县城里，那些诗歌爱好者其实很活跃，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讲座，举行笔会，组织和讲课的是县文化馆的薛冰章老师，他是本县写诗的泰斗。可惜我身在偏僻的雹泉，消息闭塞，加上性格内向，没有志同道合者的交流和鼓励，单打独斗，闭门造车，往往就事倍功半了。到1990年11月份离开这所学校的时候，我内心漫漶的诗兴已经蒸发得所剩无几了，一颗晶亮饱满的露珠在我迷惘的瞳孔里渐渐瘪了下去，没了光彩。
　　岁月的蒸笼让事物和记忆变得斑驳，模糊，芜杂，而难以释怀。纸质发脆，纸色泛黄，那本备课本改装的手抄诗集犹在，它静悄悄地躺在抽屉的最底层，是在恬淡地沉睡？还是寂寞地等待？ [ 本帖最后由 堂珂 于 2011-9-8 16:4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