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春

　　春雨淅淅沥沥，编织成门帘无数。母亲撑着花伞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不顾擦拭额上水珠，小心翼翼地将手中大包递给我。
　　我将包装纸一层层打开，一幅七彩十字绣画出现在眼前。深色双线条细木框围成长方，其间碧水潺潺，双鱼徜徉。那鱼银鳞闪闪宛如实质，摇头摆尾，忘情戏水，似乎将从画中跃出。“鱼”通“余”，绣画寓意“年年有余”。母亲的愿望像白色纸样一般简单纯朴，盼我日子过得滋润，不图金玉满堂，有余就好。
　　年前，母亲曾几次念叨十字绣，从选定纸样，绣好作品，到托人裱装，环环不忘通报。今早师傅电话通知提货。她冒雨跑去店里，拎上画直奔车站，坐公交从老家赶来。
　　“有余”是母亲的梦想，她为之追逐一生。十来岁时，她失去双亲，生活所需样样不足。她凭着双手绣出简陋嫁妆。成家后物资短缺，日子过得艰难，她靠双手撑起一片天空。有余梦支撑她走过漫漫长路，现在她把有余图交给我，也把接力棒传给我。
　　光阴流转，我似乎重回过去，又见母亲的绣花身影。匆匆喝完稀饭，母亲端一把小竹椅向阳而坐，把盛放器具的小蔑篮搁在膝下，铺在膝头的半幅花边如同白云绽开。母亲巧手轻舒，好似仙女驾云。她先将线头放在唇间轻抿，后引线头穿过针眼儿，左手食指和拇指拈起线尾，食指绕圈一挽，给丝线打上结。略一调整右手中指上的银白针窠，母亲开始飞针走线，各种花纹渐次在白云上浮现。
　　闲暇时，母亲拿起大号绣针，戴上黄铜针窠纳鞋底。千层底加灯芯绒鞋面儿，在母亲的一针一线间慢慢成型。我刚走开一会，簇新布鞋就变戏法似的出现在她手上。有时也拿竹棒针，那是织毛衣的家什。它们在母亲手头完成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毛衣就又长了一截。
　　黄铜针窠是母亲用惯了的，黑漆漆的小坑密布表面，像在油亮身躯上印下点点墨痕。看邻家新媳妇的金戒指耀眼生花，我悄悄把铜针窠偷来，套在自己的大拇指上，就以为自己也有了新媳妇的富贵气儿。一天在井口拉吊桶打水，手上一个打滑，铜针窠掉在井水里，瞬间消失。
　　母亲找不到最趁手的铜针窠，十分生气，狠狠批评我，但没打我。在我印象里，母亲从未打过我，除了那次。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有外公外婆宠着的玩伴，尤其是隔壁邻居家的国庆。国庆的外婆家在邻村，步行一盏茶功夫就到。从那儿再往北走二里地，就是归城街。一条细长街道蜿蜒在新开河边，沿街一排门店弥漫烟火气息，像理发店、杂货铺、 肉庄等，应有尽有。集市上零食不多，但都能勾起孩子眼里的火花。
　　国庆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当着大伙的面剥开一颗，咂嘴咂舌舔舐。小小糖果像磁石似的揪心，滋溜溜的声响引得我大口吞津咽液。国庆含糊炫耀，糖是外公去归城街上买来，可好吃了。
　　我盯着那半透明的橙黄颗粒，看它由大变小，从一整颗到半颗，再到三分之一，最后彻底消失在国庆唇间，苦涩从心底泛起，像初嚼腌黄连头的感觉。腌黄连头是一次母亲带我去归城街时买的零食，价格极便宜，几分钱能换一大包。她说，嚼黄连能品出先苦后甜的滋味。那滋味确实令人神清气爽，可只在苦到极致后才有。
　　我跟母亲说想去舅舅家玩。两个舅舅都疼我，可离得远，去一次得走大半天，母亲难得带我去。母亲不同意，说手头事多，走不开。我就冲她嚷嚷，跟她讨要外公外婆。母亲嘴唇哆嗦，眼角晶莹。她告诉我，外公外婆呆在我无法企及的天堂。我不依不饶，歇斯底里闹腾起来。母亲流着泪狠狠打了我。哭了闹了挨揍了，我才明白，哪怕走再远的路，花再大的力气，都不可能找到外公外婆，更不可能得到他们的疼爱。从那以后，我再没跟母亲提这事儿，母亲也再没打过我。
　　在动荡的年代里，母亲娘家的小伙子忙着划分“九七三”与“五一六”，姑娘们却不掺和，她们不是在绣花边补贴家用，就是在去缴或领花边的路上。
　　一群大姑娘小媳妇团团围坐，欢声笑语间，纤纤素手飞针走线。各式图案花纹纷纷爬上白布，花边一下就有了精气神，变得鲜活与灵动起来。待到将纸样分离，花边就完成了。绣娘的青春折现成一幅幅手工艺品，虽说报酬极微，但聊胜于无。母亲是绣娘之一，还小有名气，她凭一技之长，竟实现了自给自足，略有富余就置办嫁妆。
　　经媒人撮合，母亲认识了老实巴交的父亲。她带上简陋嫁妆，来到望虞河边这个同样不富裕的家庭。
　　吃大锅饭的年代，父亲在市粮库当临时工，每天早出晚归，却拿不到分文工资。工钱由单位直发生产队，再由生产队折算成工分抵扣人工。年底分红表上，白纸黑字写得分明，我家年年都是负债专业户。
　　村里有能人盯上望虞河边的土地。两家大型砖窑厂横空出世，高大的烟囱终日浓烟滚滚。它们一左一右钳制着村子，从水路不断运出一船船八五砖。河沿地带被啃噬得坑坑洼洼，出现一堆巨型窟窿。窟窿被雨水填满，变成集体鱼塘。农闲时，人们跑去窑厂，做砖坯挣零工。母亲咬牙去报名。几个女人混在大老爷们中间，整日挥舞砖坯模子做砖坯，靠卖力气挣钱贴补家用。终日与烂泥为伍，母亲浑身沾满泥浆，像个泥猴子似的，双手起茧皲裂，贴满膏药。她的手从我脸上抚过，像锉刀似的，挫得我生疼。
　　分田到户后，各家各管责任田。我家的责任田不少，但壮劳力只有一个。父亲要上班，只在星月为伴时分担些农事，其余都靠母亲一肩挑。干完田里的活，母亲跑去村办针织厂做加工，天天扛个大包袱，在厂子与家里两头飞奔。为多拿任务，母亲分秒必争，吃饭就像打仗。有时任务急，一帮织娘通宵达旦赶制衣物，母亲往往是主力军之一。
　　父亲的临时工一干就是二十年。工资羞于告人，生活一直捉襟见肘。母亲的刺绣支撑起家里一应开销和我的学费，还得给父亲贴补些零用。母亲说，在外跑，没钱傍身可不行。
　　春雷惊蛰，村办针织厂一夜间转为私产。春风拂动，叶芽从人们心底破土而出。个体服装老板成了雨后小笋。无数小三轮走街串巷，将加工外包给各家绣娘，“突突”声响打破乡野的宁静，也打碎了人心上的桎梏。母亲借钱买了横机，后来又添置了敲边机。我就在横机“嚓嚓”和敲边机“哒哒”声中度过中小学生涯。
　　母亲是家里大工，我当小工。她忙缝纫，我修剪线头；她赶制衣，我打下手。加工任务雪片似的飞来，五颜六色的纱线翻滚着卸下车，潮水般涌进家门，在屋角垒起小山包。完成作业，我摆开旧纺车埋头理线。这架旧纺车已是古董，但是我的好帮手，能将杂乱纱线打理成整齐的纱锭。我将一扎纱线套上竹转轮，仔细理出线头，引它穿过脚下的白蜡块，在另一头的纱锭上固定。一切就绪，我摇动手柄。纺车轴承吱吱嘎嘎欢唱，五颜六色的纱线一层层铺陈、堆积、加厚，最终爬满整个纱锭。之后换一个锭子，然后再换一个。我努力追赶母亲的脚步，但不管出产多少，都满足不了母亲的“食欲”。
　　下海潮起，父亲去了建筑公司。母亲松了口气，但依然忙着缝补刺绣，偶尔有暇，才会捡起早年挚爱的黄梅戏。只是粗粝的一日三餐抵不住多年透支，她患了严重的慢性胃炎，反复治疗无法根治，至今仍时有复发。
　　母亲不识字，她的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都学自黄梅戏。像《天仙配》《打猪草》《对花》等，她张口就能来几句。《桐城六尺巷》中的姚夫人知书达理，有理也恕人，母亲最为推崇。她说读书识字才是正道，因此一直勉励我好好学习，做个文化人。
　　师范毕业后，我成了家里的大工。母亲说，要勤恳做事，踏实做人。她虽不在我身边，她的教诲我却从不敢忘。如今我年过不惑，没甚成就，但能自食其力，母亲颇感欣慰。她也不肯服老，继续当小工，巧手如飞，只为编织美好的春天！
　　我的书房四壁光洁溜滑，唯一饰品就是母亲的绣画。明媚春光里，双鱼衔尾自在游动，丽日映图，竟显得别样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