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亲人解放军

　　
难忘亲人解放军
　　
　　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绝对忘不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更忘不了一些国际友人对受难者的无私救助。我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但我经历了文革中震惊全国的下关“1.16”武斗。我没有得到过国际友人的帮助，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成千上万的受难群众，则得到了亲人解放军在特殊环境下，独特而宝贵的救助。
　　1968年1月，阴云笼罩在苍洱之间，寒风席卷了大理的山山水水，枪炮声回响在风城的上空。下关两大派群众组织，八派“四二0”和炮派“大联合”之间的武斗逐步升级，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1月5日，双方在争夺苍山饭店的武斗中，五名炮派的工八团山东支边工人被打死。此事大大激怒了在云南的工八团，几天后，一支由工八团支边工人组成的“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在昆明成立，挥戈西向，直指下关，“报仇雪恨”。途中，他们打开了重要的国防仓库396库，抢夺了大量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
　　1月5日，到达下关的“滇挺”，与“大联合”经过周密策划，完成了对“四二0”大举进攻的全部准备。他们封锁了各个交通要道，布置了炮兵阵地，组建了以“滇挺”为骨干，“大联合”精干武装人员配合，配备了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的战斗队，组织了后勤队伍、担架队、医疗队，安排了关押“俘虏”的临时监狱，并在下关总站召开了誓师大会，定于16日清晨向“四二0”发动全面进攻。
　　5日下午，位于州委党校山头的大炮，开始向“四二0”所在的关迤发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被炸死的人，竟是一位炮派观点的昆明工学院学生刘秉厚。他的哥哥刘秉忠赶来相救，也被子弹击中腹部，血流满地，生命垂危。
　　第二天，战斗正式打响。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支边工人大多为复员军人），经过充分准备的“滇挺”和“大联合”武装队伍，只有土枪大刀的“四二0”溃不成军。这时，“四二0”的头头又作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决定，将武斗前抓到的“大联合”头目萧槐枪杀后，抛尸荒野。萧槐在“大联合”中有极高的威望，他的死，激起了“大联合”不少群众的愤怒。再加上炮派造谣说，萧槐是被“四二0”抽干鲜血后残忍杀害的，更使一些人怒不可遏，复仇之心使他们失去理智，杀红了眼。于是一场以复仇为目的的武斗，便演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大屠杀。
　　在关迤豆糠坡不到一百米的街道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数十具“四二0”群众的尸体。我的同学余世兴，在文庙被抓，被当场枪杀。另一学长张建新，被子弹击中腰部，送往临时医院后死亡。而临时医院被“大联合”占领后，所有伤员全部被杀害。一些逃难者也难逃魔爪，居民张开勋、张开敏两兄弟，逃到苍山脚下，被追来的“滇挺”和“大联合”武装人员围住，乱枪打死。电影公司的两个女职工逃到刘家营后的田野中，被杀害。死后衣裤被脱，阴道内塞满了杂草。京剧演员周慧毛，凭着一身武功，逃往部队，眼看就要翻过围墙，脱离险境，却被枪杀在围墙外……
　　占领全城后，“滇挺”和“大联合”像当年的日军一样，进行了挨家挨户的大搜捕。数千名无辜群众在刺刀和枪口的押解下，被迫高举双手，关进了临时监狱。在狱中，屠杀仍然没有结束。党校教师徐声才，州商业局职工刘志、我同学的父亲毛柱、我的朋友汤遇明及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都是在临时监狱中被秘密杀害的。几个月以后，在关巍公路七公里处，发现了两个巨大的尸坑，掩埋了上百具尸体，这里，就是这些遇难者的归宿。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1.16”事件中，“四二0”群众死亡人数高达三百多人，而且绝大部分是在被抓以后杀害的。显然，这已经不是双方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屠杀。杀人大多由当地炮派指使，“滇挺”动手，因此，在“滇挺”被中央下令剿灭之后，许多受难者家属无法查找凶手，无处申冤。

　　当我和家人、民众被押解上车，冒着枪林弹雨，看着倒在路边的尸体，拉到位于下关市医院的临时监狱的时候。我感到一阵轻松。我想，我既没有参加武斗，又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我的父母都是老实人，连文革的活动也很少参加，最多关两天就放了。因此，虽然在刺刀下被迫高举双手，但毫无惧色。然而，我想错了，一个认识我的炮派轻轻一个眼色，我立即被捆绑起来，蒙上双眼，在枪托的“护送”下，关进了一间关押“重点人物”的房间。刚刚坐下，一名“滇挺”气势汹汹地走进来，边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混蛋、杀人凶手，我们支边工人是你们杀的吗？老子今天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边挥舞枪托，不分青红皂白，向人群一阵乱打，枪托到处，惨叫之声四起。他打累了，转身要走，突然看到我的眼上布蒙得有点松，过来解开，用力重蒙，勒得我眼珠快掉出来，忍不住哼了一声，他暴怒了，用枪托朝我脑袋猛力一砸，我头脑翁的一声，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清醒过来。全身被绳索捆得发麻，又饥又渴，头部像炸开一样疼痛。这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了自由的可贵，才恐惧地感受死亡的威胁。我刚满20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难道就要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吗？果真如此，进入老年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将为此遭受撕心裂肺的丧子之痛，他们的后半生将永远生活在痛苦中。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无比珍贵的生命，人的身体和健康，在这些毫无人性的“滇挺”面前，怎么可以任意摧残。我实在想不通，一种极度的悲愤充斥在我的心头。我在心中默默地祈盼，毛主席，救救我们吧，我们都是赤胆忠心，永远忠于你的革命群众。可是，毛主席并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些，他根本听不到我的祈盼。
　　幸运的是，由于对关押人员的调整，我回到了同学中间。见到四弟，他交给我一块手表和十几元钱，那是父亲被拉出去之前，留给我们的。看来父亲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留下了自己身上唯一值钱的一切，难道这将成为父亲的遗物？我的心悲凉到极点，发疯一样地极力寻找父亲。可是，我连自身都无自由，怎么去找呢？这时，从半开的门，我突然看到一个全副武装，手执冲锋枪的人，正是我的初中同学马年安，我不顾守卫的阻拦，冲出门去，一把拉住他，急促地说：“老同学，赶紧，帮帮忙。”他听我说明情况后，毫不犹豫地，端起枪，带着我一间一间地查找。终于，在一个牢房的角落里找到了身负重伤的父亲。在马年安冲锋枪的威慑下，一路畅通无阻，我把父亲带回自己被关的地方。
　　父亲衣服上洒满了鲜血，头上裹着厚厚的绷带，有些血已经凝固了，有的仍有鲜血溢出。走路一瘸一拐，好象腿部也受了伤。坐下后他告诉我：早上他被州商校的炮派头头吴某拖了出去，骂他是国民党特务，不问青红皂白，照头上就是几下，立刻鲜血淋漓，昏倒在地，倒地后，腿上还被一个“滇挺”踢了一脚，也许是看到出血太多，怕出人命，也许是遇到某个好心人，才有人给他头上包了点纱布。

　　过了几天，父亲头上的伤势渐渐好转，但腿却越来越痛，甚至无法动弹了。解开一看，大腿上有一个深深的洞口，四周一片乌黑。原来，哪里是什么踢一脚，而是被带毒的刺刀刺中。这个“滇挺”实在太歹毒了，竟然下这样的狠手，真可谓灭绝人性。 　　
　　临时监狱是一座人间地狱。许多人被蒙上双眼，遭到捆绑毒打。所有的人挤在空气污浊的狭小房间里，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毒打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我亲眼看到州长欧根，被一个姓陈的男子用钳子夹住鼻梁，狠狠扭动，疼得昏死过去。一些人被拉出去以后，就再无踪影。我的同学老挺，除惨遭毒打外，还被拉去陪杀，达七次之多，身心饱受摧残……（参看《“狱中纪实》《老挺》）
　　怎样才能制止这些惨无人道的屠杀和暴行呢，谁能解救这些挣扎死亡线上的无辜群众呢？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善良而有正义感的国际友人，不顾自身安危，如实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向国际社会披露，在国际上引起了震撼和强烈反响。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迫使日本侵略者有所收敛，从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制止这些暴行的唯一办法，就是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取得中央的支持，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制止。
　　这时，亲人解放军站出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大理部队14军，驻下关部队42师，紧急上报昆明军区，并通过昆明军区，向中央如实反映了下关发生的一切，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炮派的后台，得知这一消息，匆忙下令，要“滇挺”和“大联合”收手。这样在1月18日以后，屠杀和暴行才有所收敛。21日，“滇挺”见势不妙，匆匆携带武器，逃往昆明。许多人的生命和健康被挽救了。
　　显然，当“滇挺”在“1.16”武斗中大肆残杀、伤害无辜群众的时候，如果不是当地驻军部队，及时向上级如实汇报了下关发生的惨案，引起中央的重视，“滇挺”闻讯，迅速逃离，不知还要死多少人，要发生多少惨剧。他们的正义之举，与南京大屠杀中某些国际友人的行为十分相似。这样的大恩大德，下关人民就是倾其所有，也无以为报。
　　解放军对危难中的下关人民的救助，还远不止这一点。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部队不能直接出手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常常眼睁睁地看着人民受害，却无能为力。但他们尽其所能，想方设法，在可能范围内，给受害者积极的救助。在我们全家在州商校被抓的时候，由于“滇挺”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狂扫乱射，一名儿童腿部被打中，鲜血直流，惨叫不已，他们仍坚持要把所有人带走。这时，一名解放军战士上前再三交涉，据理力争，终于把那名儿童和他的母亲保护下来。
　　16日傍晚，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手持一张“大联合”发给的释放证，上面印着“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从临时监狱中放出。这时，他们却有家不能归，因为我家所在的州商业局是“四二0”联络总站所在地，已被查封。三人又冷又饿，在满目疮痍，枪声不绝的下关街头徘徊。就在万般无奈之时，他们想到了解放军。来到42师师部，只见，平时岗哨森严的大门打开了，许多无家可归的遇难群众涌了进来。部队干部战士热情接待了他们，端茶倒水，送上热腾腾的饭菜，并安排住下。患难见真情，使他们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十多天以后，经过努力，身受重伤的父亲终于被释放了。父亲头部的伤尚未痊愈，腿部的刺伤，由于未得到及时治疗，毒性发作，伤口发黑溃烂，已经无法走动，奄奄一息了。武斗造成的混乱，使当时领不到工资，家中无钱治疗。即使有钱，所有医院均已关闭，也无处就医。又是亲人解放军，给了我们无私的宝贵帮助。在亲友的帮忙下，父亲送进42师部队医院。医生见伤势严重，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治疗。经过4个多小时的手术，从大腿上挖出了一大块腐肉，对伤口进行了妥善处理，再输液清毒消炎，住院治疗十多天，终于把父亲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所有的手术费、护理费、医药费以及手术后的住院费、营养费，高达数千元。这对当时月收入只有数十元的我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无力支付。但至到康复出院，解放军没有收我们一分钱。父亲是家庭的支柱，全家6口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的工资支撑。救了父亲，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参看《复仇》）
　　当时得到解放军医院救助的，远不仅止我父亲一人。部队病房内，住满了武斗中受伤的民众。其中，那位弟弟被炸死，自己被子弹打中腹部的刘秉忠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如果不是当时部队医生的及时抢救，现在我们将失去一位优秀的语文特级教师。亲人解放军在那个特殊环境下的积极救治，挽救了多少宝贵的生命，这样的深情厚谊，这样的深重的恩情，令人永世难忘。
　　几天以后，我也被释放了。但危险并没有消除，如果“大联合”知道我是做干部调查的，还会被抓回去。因此，回家匆匆看望父亲之后，我立即逃往大理，途中遭遇荷枪实弹的“大联合”武装人员，将“四二0”骨干分子从洱源押解回关的汽车，几乎再次被抓。幸而我灵机一动，脱下大衣，搭在肩上，遮住半边脸，低头跟在一个挑大粪的农民身后，岔入一个村庄中，才逃过一劫。
　　来到大理，举目无亲，食宿无着。幸好遇到同学大林，才知道“四二0”逃难到大理的群众，集中住在大理一中，由14军提供粮食和行李。我走进一中，只见所有的教室、办公室、宿舍都住满了人，成了一个标准的难民营，总共有数千人。与大林等人挤了一夜之后，第二天，我向部队领了套行李，还领了些饭票，在这里安顿下来。直到形势彻底缓解，“大联合”交出武器，才和数千“难民”一起，浩浩荡荡返回下关。
　　在大理的日子，虽然有家不能回，虽然住的很挤，盖的很薄，吃的很差，连除夕之夜，也只有一条不到两寸长的小鱼。但解放军强大的威慑力，使在下关为所欲为的“大联合”不敢贸然进攻大理，使我们生命得到了保障，有了一块生存之地。解放军节衣缩食，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物资。这对劫后余生的我们，是何等的可贵。我们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乐，我们走遍了大理的大街小巷，游遍了苍洱间的山山水水。在大理的两个多月，成了我一生中最轻松快乐的一段时光。
　　然而，数千人的生活所需，对一支靠上级拨款，维持日常运作的部队，是何等沉重的负担。14军干部战士，要克服多少困难，要做出怎样的努力，这些，我虽然无从得知，但可以想象。当地驻军对下关“1.16”武斗中，受难群众的救助，只有南京大屠杀中国际友人对中国民众的救助可以相比。
　　在救助下关人民的过程中，解放军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名战士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四二0”民众时，中弹身亡。数十名干部战士，在护送“四二0”骨干人员逃往巨甸的途中，被“大联合”武装人员和当地不明真相的农民捆绑毒打。在剿灭“滇挺”在战斗中，解放军谈判代表，全军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指导员杨培智被“滇挺”残酷杀害。几十名战士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几十年过去了，“1.16”的硝烟早已消散，下关人们生活在平和安乐之中。昔日的苦难经历，在一些人心中已经淡忘。但在老一辈受难者的心中，当年一切还历历在目，当年亲人解放军对我们真诚宝贵的救助，常常浮现在眼前，永远难忘，永远铭刻在心。我想，下关人民就是伐苍山之木为笔，倾洱海之水作墨，也书不完当年的点点滴滴，也写不尽亲人解放军的无边恩情。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8-25 15:0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