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沉浮堪思量（第一部）

人世沉浮堪思量（第一部）——记黄信生平 文/ 心梦第一部 右派是怎样营造的1 1957年10月9日 舟山报1957年10月9日，三天一期的八开《舟山报》，一篇揭露右派分子黄信的长文在头版接二版刊发，引人注目。其文如下 ：企图掀起反党浪潮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右派分子黄信的真实面目被彻底揭露一贯以“关心知识分子”的美丽外衣来迷惑知识分子的黄信，这几天来，在浙江省水产干部学校全体教职员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下，暴露了原形，原来他是一个一贯仇视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黄信和所有的右派分子一样，他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要有另一种制度来监督现在的制度”，骂我们的社会制度“缺乏民主”；他反对党的领导，说什么“舟山只有党委，没有政府”；他还污蔑肃反运动“搞错”了，积极为反革命分子叫冤喊屈。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辩论会与大字报上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黄信是一个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苏共中共批判了斯大林错误以后，他就大肆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不了斯大林犯错误，可见苏联的制度还有问题”。因此，他在去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就公开提出“要有另一种制度来监督现在的制度”，以免少犯“错误”。黄信口口声声主张的“另一种制度”又是什么呢？无疑是指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也就是“二党制”，一党在朝，一党在野，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想把共产党挤下台，以便篡夺共产党对整个政权的领导地位，使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黄信污蔑中共舟山地委“只讲集中，不讲民主”，污蔑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句“空话”。当《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是方法不是目的”的文章，他看后极为不满。黄信之所以这样不顾一切地歪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其阴谋是想发展资产阶级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以瓦解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使我们的国家处于涣散、无组织、无力量的状态，使人民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便利他进行社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活动。黄信积极反对我们在学校里进行政治教育，他经常散布“搞好业务就是政治。讲清课文就是政治教育”的谬论，企图取消学校里的政治课，削弱党对中等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黄信还竭力反对党对政府的领导，极尽夸大党的某些缺点，他污蔑舟山是“只有党委，没有政府”。黄信这样痛恨党对政府的领导，实质就是企图取消党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削弱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污蔑党的干部挑拨党群关系黄信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恨之入骨的，他咒骂舟山的干部都是“害民干部”，恶骂地委某科长是“没有人格的臭东西”，并且还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委，说我们共产党内有“封建残余”，有“公侯伯子男”和“贵族等级”之分。黄信为什么这样痛恨共产党的干部呢？无非是因为党的干部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限制了黄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就不难看出，黄信所以痛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攻击我们的党组织，其实质是想借此机会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黄信还嫉妒忿恨地污蔑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我们党员对知识分子是“当面客气，背后鄙视“。他说：“去年在全国大张旗鼓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时，舟山就感觉不到有这样的空气”。大家知道，我们的党和政府向来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充分注意使用知识分子，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舟山地区也不例外。可是黄信又偏偏要抹煞这一切事实，企图来挑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要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达到他那反党的目的。污蔑肃反运动 积极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黄信在省水产干校召开的放鸣会上，一开头就为反革命分子叫冤。说什么“三反”时临安专署枪毙了一个名叫林万森的，这人死得“冤枉”，并说：“那时的‘三反’小组长应该负责。”其实，林是个贪污犯，在运动中不但不肯坦白交待，并畏罪潜逃，还在外打死了一个老百姓，最后追捕归案，依法判处死刑。难道说这是“冤枉”吗？黄信还污蔑共产党“对肃反估计错了”；说领导肃反斗争的干部都是“主观主义者”。黄信为什么要这样积极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污蔑我们的肃反运动呢？这是和他的阶级本能分不开的，因为他的父亲在解放后是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的，黄信所以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镇反、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此刻骨仇恨，目的是为他那死去的父亲喊冤叫屈。揭开庐山真面目 右派丑相露原形当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一贯表面上消极沉闷的黄信，似鱼儿得水，开始活跃起来了，到处放火，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他在舟山地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地委“对贯彻放鸣方针不积极”，叫地委把舟山报改成日刊，以便大量发表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妄想掀起一个向党进攻的浪潮，推翻党的领导。他还和浙江右派头子宋云彬遥相呼应，说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是“小题大做”，是“共产党接受不了意见”。当他看到章乃器的负隅顽抗，抵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报道后，竭力赞扬章乃器的“为人”，说章乃器是“硬货”。黄信为什么这样积极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呢？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历史根源。黄信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一九四〇年就参加了三青团，并担任过分队附；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反苏游行，排挤进步同学。后来又在反动青年军夏令营里担任语文教官。黄信的父亲是个恶霸地主，又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以后，在土地改革中，他父亲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的哥哥被判劳动改造，黄信本人虽然混入了革命队伍，但长期来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对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始终站在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对党、对人民政府、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沉的仇恨。这次，在省水产干校全体教职员的反击右派斗争中，终于原形暴露了。这是党报发表的没有署名的文章，这是作为党报的舟山报首次最重大的批判，可见黄信“罪责”之严重，那文章像一根大棒向“右派黄信”迎头猛打。这个“罪大恶极”的右派黄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2 黄信是1953年的援舟干部1953年3月，为加强国防前哨建设，根据党中央决策，撤销临安专区，并将人员调往舟山，帮助建立舟山地委和专员公署。时任临安专署文教科股长的黄信先生，作为300多位支援舟山大军中的一位，来到了舟山，他先去了定海县六横区工作队洋山工作组，担任组长。1953年6月，从乡下调回机关，任舟山专署文教科科员。文教科长刘岩15岁就成了小八路，先前任临安专署秘书科长。当时整个舟山地区文教科就刘岩和他两个人。在刘岩科长的鼓励下，他发扬在临安浙西山区搞教育的干劲，努力工作。当时的舟山地区还包括象山。而到普陀沈家门也没有办公用的专车常常是乘船前往。私立沈家门中学、象山二中、象山一中、定海中学等等他都轮着跑去了解情况，与基层共同寻找解决问题，与各校一起制定学校的工作计划。还深入课堂听课，课后还征求学生意见，检查效果……当然，他是个性情中人，他有着上进性，也希望得到领导的认可，希望能够有所成就，但是在机关都是做那些零碎的杂事，而且还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特别是很多人际关系的处理、协调上，常常不能自主，常常感到有各方面的力量来干扰，感到有点不像在临安专区工作那么自如，因此，曾产生过想当教师的念头。他在1953年后的一份自我检讨中说：“看到很多年轻的同志入党的入党，提拔的提拔，而自己多年来进步很少……这样下去，将来十之八九是调往学校，还不如早点调往学校。凭我已有的基础，努力十年，可能有些创造，在学术上有所专长，比干机关工作痛快而有前途。……这种思想经过领导与同志的帮助，已经认识到是完全错误的，仍然是为自己得失打算，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我应该安心地工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得失打算。”追求成就，这是人必然产生的现实思想，只是或许有点急促了些。面对这些，他也并不是只有牢骚，而是在反思中努力纠偏，反思中提升思想觉悟，把做好所任工作放在心中。1956年5月，浙江水产干校在舟山创办，这便是浙江水产学院的前身。黄信调往干校，担任教育科负责人。他是解放前中央大学经济专业毕业的，又饱览文史，谙熟哲学，学识卓然，又有多年在教育部门工作的经验，凭他满怀热枕投身建设新中国的愿望，在这水产干校担任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得心应手。他为干校的教学建设献计献策，尽心尽力，特别是对干校教职工政治和生活待遇很是关注，在教师中很有威信。3 祸起知识分子座谈会发言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积极参加了鸣放。舟山地委也紧跟形势。1957年6月8、9、10日三天，舟山地委统战部邀请文卫系统知识分子召开了几场提意见的座谈会。黄信作为省水产学校代表，参加了6月8日的座谈会，遵照会议提出的“畅所欲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诚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舟山大鸣大放的现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机关官僚主义、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6月10日的舟山报对此作了具体报道，其文如下：中共舟山地委统战部邀请知识分子座谈地委代书记在会上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帮助共产党整风【本报讯】本月八日，中共舟山地委统战部邀请文卫系统知识分子座谈，出席座谈的代表共有三十五人。中共舟山地委代书记王裕民同志首先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大家来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大家能畅所欲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表示一定虚心考虑大家提出的意见。当天在会上发言的有省水产学校黄信、定海师范函授部王宝鸿、定海补习中学岳正斌、定海城关镇一小陈玕午、张万里、二小殷仲雷、五小张万春、三小鲍一鸣、四小沈南亭等。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党的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进行了热情而坦率的批评。舟山“鸣”“放”空气不浓 要求地委开辟道路省水产学校黄信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全国已经大放大鸣起来了，可是舟山地委对贯彻大放大鸣的方针还不是积极的。因为地委没有向哪个群众表明态度，提出必要的保证，来消除群众对“鸣”“放”中的顾虑，因此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抱着观望态度。他说，他前天接到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通知时，就曾反复考虑过，哪些意见该讲，哪些意见不该讲。他希望地委积极地为群众开辟一条放鸣的道路，像春天的太阳一样，使百花怒放，像乐队指挥那样，鼓励大家放鸣。“只讲集中，不讲民主 只有党委，没有政府”接着，他就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以及党委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对舟山地委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说，舟山只讲集中，不讲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句空话。他举例说，地专机关选人民代表就是最不民主的选举，候选人事先没经过选民的酝酿，选举以后又不和选民见面，到现在还有许多选民不知道这个代表是谁。机关的工资改革也是由少数人包办，群众有了意见，领导就出面批评提意见的人是“争权夺利”，是“爱财鬼”。黄信还说，他在专署工作了三年多，就没开过一次署务会议，领导的决定从来没征求过群众意见，一贯就是从上往下压。你有不同意见就批评，你再坚持就打击你、孤立你，说你“落后”，说你是对党不满。由于这种只讲集中，不讲民主的作风，因此很多人虽然有意见，但都“欲言无门”。黄信在发言中还说到，只有党委，没有政府，政府是聋子的耳朵，这种现象，全国都有，但舟山更严重。无论大小问题必须党委开口，连开个业务性会议也要党委批准；发个非政策性的文件也要党委签字。有一次地委宣传部召开中学校长和文化馆长会议，连各县文教科长都不知道，专署文教科也直到开会前一天才知道。“长”字当头 “官架十足”在黄信的发言中还说到，机关里的什么“长”本来是职务上的差别，只是工作上的从属关系。但如今只要是“长”。在一切方面都要高人一等，看戏前排是部长、接着是科长、干事；住房子也是如此，最好的是大“官”，然后是中等“官”，甚至连吃饭也可以看出官职大小。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封建残余，我很同意，因为封建社会里才有“公侯伯子男”，才有贵贱之分。我认为要扭转这种坏风气，首先应该从党内开始。党员对知识分子是当面客气，背后鄙视在谈到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黄信说，某些党员对知识分子是当面客气，背后鄙视。他还认为舟山地委对知识分子是很不重视的，就以去年全国大张旗鼓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来说，舟山就根本没有很好贯彻。最后，他对创建水产学校、校舍的建筑等问题，也提出了意见。提拔教师有宗派主义接着发言的有张万春、陈玕午、鲍一鸣、沈南亭、殷仲雷等，他们认为：现在在教师队伍中出现了等级：党、团员第一，青年教师第二，一般教师第三，旧知识分子教师是末等。这种现象具体表现在领导部门对教师的提拔这个问题上，1954年提拔的一批副教导，不是青年就是团员，原专署文教科科长何秋阳曾说过：“培养应该培养青年，如果培养老年人，等培养好也死了。”平时，领导上也只听党、团员的意见，很少听取中、老年教师的意见，中、老年教师有意见也不敢讲，怕“祸从口出”。他们说，这难道不是宗派主义情绪吗？团员盛气凌人张万春等的发言中还说到，团员在学校里权力很大，盛气凌人，不尊重老年教师；在领导面前汇报时，加油添醋，不实事求是。因此，使得教师们对团员“敬而远之”。陈玕午说：“我过去在三小工作时，校长是个团员，由于我喜欢提意见，他就和我结了怨气，天天向领导汇报，最后把我调到一小。”她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她们一小原来有个老年教师，因为思想上有些毛病，青年团员和青年教师就天天要他检讨，最后被逼得辞职回乡。回乡后这位老年教师曾来信要求学校给他出张证明，可是学校领导始终不同意。她认为团员的这种做法，是和领导上对他们的盲目信任分不开的。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应该受到尊重张万春等的发言还认为，解放几年来，党在提高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还不能令人满意。殷仲雷说，有很多国家机关干部轻视和玷污小学教师：一次，五小周老师在路上走，有两个干部就对着学生说：“你们的‘老鼠’走过去了。”张万春说，党对教师这种职业的看法也有毛病，一个教师只要一入党，就会被提拔到政府或党委部门去工作，但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就往教师队伍里塞。他们还谈到党对小学教师的疾苦关心还不够，领导对教师没有放下官僚架子，提拔教师不掌握“德才兼备”条件，有主观主义。党群之间墙高沟深王宝鸿谈到党、群关系时说，现在党、群之间是墙高沟深。党对群众（指机关非党干部）只有使用，没有教育，在党、团员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我们非党、团员就成了“无家可归”，自己感到低人一等。他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群众没有足够的信任，特别是对有些历史问题的人更不信任。他说，他在舟山报社工作的时候，出了一次差错，就被视为有政治问题，从上到下开会，但一个党员，同样出了差错，却作为内部问题来处理。最后，他还谈到干部和军官家属在群众中很特殊，他举了去年定海县城关镇开展灭蚊运动的例子说，当时群众都动了，地专机关就是连环境卫生也没有搞好。因此居委会干部搞得很为难。（文中小标题为报纸编者所加）黄信的发言，是这场座谈会上最全面最充分也是最长的，更是十分诚心，满怀真诚和对党的信任，指出当时舟山地委某些人员或部门存在的不良风气，希望舟山地委各层党机关能够树立新风貌，以纯正的党性和良好的党风，深入人民之中，为人民办实事，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成就。这是十分难得的一个忠诚于党的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的可贵诤言，只有肝胆相照的人，才会这么提醒。4形势急转 声讨加重然而四个月后，黄信的这次发言就变成了“企图掀起反党浪潮，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本文开头的10月9日《舟山报》那一篇文章就是针对他的上面发言内容进行的逐条批判，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把诚心诚意公开提出的批评意见一下转变成了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黄信就这样被人为成“敌人”，那批判斗争就天天升级。这真是世事莫测，时势难料，忽然之间风向大变，风力猛然。原因是在大鸣大放的后期，有个别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言辞激烈尖锐起来，远远超出了共产党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前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等领导有了被“复辟”的疑虑和恐惧。于是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当然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当时《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一场反右的斗争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957年8月下旬，舟山地区中小学开始了反右斗争学习。为了搞好这次学习，专署文教科还决定各学校延期开学。黄信所在的水产干校自然也进入了高热状态。黄信似乎成为了当时的反面教材，批判对象，成为舟山的大右派。10月11日《舟山报》文艺版也刊发随笔《共产党的干部不容诬蔑——斥右派分子黄信的言论》，10月23日，舟山报又刊登一篇《黄信在十二年前就是“反共”能手！》文章，其文如下：黄信在十二年前就是“反共”能手！·干申·右派分子黄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如今已被彻底揭开了。我是黄信十多年的同学与同事，据我所知，几年来党是一直抱着满腔热情来教育、爱护黄信的，而黄信对党却是忘恩负义，对党怀着刻骨的仇恨，总认为党对他没有温暖。黄信之所以这样仇恨党，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他出身于湖南汉寿一家大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大恶霸，已被人民政府镇压。黄信进入大学以后，积极进行着反苏反共活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庆各大学的三青团反动分子发起了反苏游行，这是国民党区全面的反苏游行的第一次丑行。黄信在伪中央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班会上，就拍手赞成反苏游行，而且声嘶力竭的要为国民党出力“反共”。那时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是班会选出的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的代表，反对反苏游行，黄信就和班内三青团分子勾结在一起，拼凑多数，三次罢免这些代表的资格。结果，由于黄信在班上的积极活动，他当上了“反苏反共”的班会代表。在游行到重庆两路口我党“新华书店”门口时，他竟狂妄到极点，双脚直跳，高呼“打倒赤色帝国主义！”并把手中的小旗愤愤地丢进新华书店。按照黄信当时的心意，最好是能“挺身而出”把新华书店打得个落花流水。这种反党情绪与他今天的仇恨党完全是一脉相通、相互串连着的。黄信参加革命以后，为了骗取党的信任，达到他那可耻的名誉、地位和金钱的个人主义目的，一直向党隐瞒着自己的丑恶历史，坚持他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抗拒党对他的改造。从镇反、肃反这两个运动来看，证明他连民主革命的关也未过得去，因而在社会主义大革命中，他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越发掩盖不住了，在大放大鸣中就更露骨地暴露了这一点。他污蔑“舟山地委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黄信的所谓民主，就是要竭力开辟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地”，让他这棵毒草发出十二年前在“新华书店”门口咒骂党的声音，让他有丢小旗子行动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是不会有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就没有反动派的民主。黄信所以反对集中，就是想破坏这个集中、取消这个集中。这就再一次暴露了黄信反党思想的本质。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对你黄信来说就是一剂良药，如果你有悔改诚意的话，就应该痛下决心，低头向人民请罪；如果想负隅顽抗，那将会使自己愈陷愈深，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二条道路何去何从，要你黄信自己选择！文章的作者是黄信大学的同学，是黄信走上革命道路的引导者之一。文章从现实进入到了对黄信历史的追查。黄信真的成了彻头彻尾过去现在浑身发黑的罪人了。历史上的事件，其原因往往是复杂的，多重的。不能只简单地以党派立场来衡量。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这样动荡的岁月中，有些问题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有些事情或许视角和考虑的对象有所不同，从而出现一点误差，也是难免。任何人不可能不出现一点误差。然而，为什么总是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看不到人的发展与进步呢? 为什么总是翻老账，用过去的东西来困扰人的进步来否认人的发展呢？为什么不能客观地现实地合乎人情地来看待人们提出的正确的意见，反而把诚心的帮助、真诚的批评上纲上线，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呢？实在值得深深的思量。舟山反右就这么在发展在扩大，好多提过意见的人带上点历史问题，就过不了关。就是十五岁参加小八路的教育科长刘岩也被打成了右派，而像那时不到90位教职工的定海中学（即后舟山中学），就有18个教师被打成右派，占了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实堪痛心疾首。黄信就就这样受到了小会大会批，党报发文批，批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党右派。有关部门叫他低头认罪，回头是岸，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然而黄信坚持认为自己是抱着正确的目的提意见的，并且是真诚的现实的意见，不肯低头认错。于是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斗。1957年12月省水产学校对他以极右派论处。1958年4月27日，浙江省舟山专区监察处作出了《关于给予右派分子黄信行政上开除处分的决定》。决定中指出黄信为“‘极右’分子”，“斗争中态度恶劣，手段狡猾，极不老实。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精神，经舟山专署批准，行政上给予开除处分。”被行政开除的黄信，他的命运会怎样，他将会遇到怎样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