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谈——内蒙读书札记之二
2021-12-23抒情散文王克楠
灯下漫谈——内蒙读书札记之二这些天,一直在阴山下一座新兴的城市居住,每天面对阴山,虽然天也不苍苍,野也不茫茫,倒是读了几本书的,如房龙写的《圣经故事》,光明出版社编的《鲁迅杂文精选》等。不读便罢,读毕增加了忧虑,越来越觉得衣食无忧的我是一个……
灯下漫谈
——内蒙读书札记之二
这些天,一直在阴山下一座新兴的城市居住,每天面对阴山,虽然天也不苍苍,野也不茫茫,倒是读了几本书的,如房龙写的《圣经故事》,光明出版社编的《鲁迅杂文精选》等。不读便罢,读毕增加了忧虑,越来越觉得衣食无忧的我是一个空壳子。
当然,空壳子不仅仅是我一个,我的父辈,我的子辈,我的同辈,大家都空空落落地活着,大家都愿意去回答“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或者更加干脆,谁一旦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吃饱撑的,可是吃饱了以后,去用头脑想一些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问题,回答不了,或者是不愿意回答,才是吃饱了不愿意干事的懒汉呢。
我想说的是精神的恐慌,我们每天在鼓吹精神文明,其实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文明,我们每天在鼓吹道德,其实这些道德是制约别人的框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真正施行这份道德,因此,使得道德的鼓吹者也显得苍白。我们就活在这样苍白的环境里,一个可怕的环境里,之所以可怕,就是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缺乏了脊梁骨,这样的危险不异于由于异族的侵略而带来的民族危亡。
这样的精神危机不仅仅东方发生过,西方也发生过的。灿烂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或许解决了执法和城市的管理问题,解决了艺术和科学启蒙问题,并没有解决博爱问题,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阶级之间的爱。爱,总是发生在某一个集团之间,某一个人种之间,这个时候,耶稣诞生了,耶稣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事件,也是一个文化事件,耶稣无疑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化宣讲者,他到处宣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是人,所有人,不同肤色的人,各地的土著人和欧洲人,男人和女人,税吏和政客,圣人和罪人都是平等的。耶稣强烈地反对用杀害动物来进行祭祀活动,就得罪了法利赛派,最后他牺牲在教派迫害中,他以自己到死来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
耶稣用自己的言行创造了一个宗教,我在眼睛里,他是创造里一个了不起到几乎被西方一切人所感动的人生哲学,虽然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依然存在屠杀和战争,但是,这个哲学主导作用是西方思想主流。人人爱我,我爱人人,这样到思想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曾经出现过,一旦和等级森严封建制度相遇,就打败仗。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处置人的生命,比如可以在祭祀时候杀人,还可以让祖宗死时,让活人陪葬,这些血淋淋的东西也是被我们的先人创造的。
人类容易各行其是,耶稣很聪明地发现这一点,创造出一个真善美的无所不能的“天上的父”。生而有罪,因此要用自己善行去赦免自己的罪恶,这也是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活着自古便是“丰衣足食”,是谁让我们丰衣足食的?自然是皇帝,因此,皇帝不高兴了,就可以杀人,皇帝不用害怕什么的。从这点说,西方比我们进步,皇帝也高不过“天上的父”,必须实施仁政,否则,也会受到惩罚。
说到原罪,这在东方观念里是不存在的,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讨论过人性善和人生恶的问题,仅仅把人性讨论局限在个体生命的初级阶段,其实,这个问题是人类诞生的时候就存在的问题,人性善恶交加,复杂的很,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抑制人性的恶。西方创造了基督教等,中国特色的道教没有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仅仅在方法论方面提供了一些智慧,因此道教并没有在民间得到传播,倒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良好,但是佛教的修心养性倾向,使得如何对待人性恶方面,总是显得力度不够。
祖先没有传下来成熟的宗教,不能不说是民族智慧的一种缺憾,没有宗教对人性恶进行制约,仅仅靠规章制度,治了表,治理不了本。也正因为此,而致使当代一茬又一茬贪官层出不穷。人犯罪就要进地狱,但是对那些不怕进地狱的人,就显得很苍白。一个人犯罪,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刑事的,看起来是偶然的,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的,在这个积累过程中,正面的道德走向不起作用,或者传统的道德两张皮现象为社会的精神混乱催风作雨,煞是可怕。
我们中国人,从来有“难得糊涂”传统,遇到难解之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久而久之,两只眼就全闭上了,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睁开眼看看世界,往往这样的人是不被人喜欢的,甚至会被戴上“逆民”的称号。说到道德和文化,总是无法绕过去的,而我们到道德的文化离政治最近,随着政治家的升迁,道德和文化总是换一下面容,使得百姓的眼睛看不清,索性把道德和文化当做天方夜谭,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就是让百姓看不到谁做了什么坏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坏事,该从什么源头找原因。
道德的进步和物质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的,物质的进步不一定直接造成精神文明的繁荣,如果处理不当,恰恰会造成精神文明的倒退。物质进步了,也对道德和文化带来了挑战,看我们的道德和文化能不能承受得住物质的进步,能不能不被物质所异化,使人担心的是,大量的现实加重了我们的担心,糖衣裹着的炮弹漫天飞,这并不是什么人给打过来的,是自己的“发财欲望”给自己打过来的,人人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这不就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几千年来所建立的道德体系有多么地苍白吗?
西方的耶稣是平和的,他拒绝暴力,他避免任何引起纷争的话题,他做的事情只是把博爱深入人的心灵。他与其说是上帝的儿子,不如说是一个密切关心人生的哲学家,是一个正视人性的勇敢者。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人生是一个社会画面,而心理现实则是更需要关切,尤其当下(包括以后一二十年)的心理现实问题,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去看,并尽可能用自己的智慧提出一些方法来,供各级领导决策的时候参考。
我的思索当属于灯下漫谈,头顶有红红的电灯,它一直忠诚地照着我和我的稿纸,它也是勇敢的,和我一起经历文化思索的冒险。天空由于没有月亮,窗外的阴山也看不见了,大抵是睡了吧,我也该睡了,做一个有希冀的梦,希望明天好些。
2011年9月于阴山下 [ 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1-9-12 07:55 编辑 ]
——内蒙读书札记之二
这些天,一直在阴山下一座新兴的城市居住,每天面对阴山,虽然天也不苍苍,野也不茫茫,倒是读了几本书的,如房龙写的《圣经故事》,光明出版社编的《鲁迅杂文精选》等。不读便罢,读毕增加了忧虑,越来越觉得衣食无忧的我是一个空壳子。
当然,空壳子不仅仅是我一个,我的父辈,我的子辈,我的同辈,大家都空空落落地活着,大家都愿意去回答“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或者更加干脆,谁一旦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吃饱撑的,可是吃饱了以后,去用头脑想一些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问题,回答不了,或者是不愿意回答,才是吃饱了不愿意干事的懒汉呢。
我想说的是精神的恐慌,我们每天在鼓吹精神文明,其实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文明,我们每天在鼓吹道德,其实这些道德是制约别人的框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真正施行这份道德,因此,使得道德的鼓吹者也显得苍白。我们就活在这样苍白的环境里,一个可怕的环境里,之所以可怕,就是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缺乏了脊梁骨,这样的危险不异于由于异族的侵略而带来的民族危亡。
这样的精神危机不仅仅东方发生过,西方也发生过的。灿烂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或许解决了执法和城市的管理问题,解决了艺术和科学启蒙问题,并没有解决博爱问题,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阶级之间的爱。爱,总是发生在某一个集团之间,某一个人种之间,这个时候,耶稣诞生了,耶稣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事件,也是一个文化事件,耶稣无疑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化宣讲者,他到处宣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是人,所有人,不同肤色的人,各地的土著人和欧洲人,男人和女人,税吏和政客,圣人和罪人都是平等的。耶稣强烈地反对用杀害动物来进行祭祀活动,就得罪了法利赛派,最后他牺牲在教派迫害中,他以自己到死来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
耶稣用自己的言行创造了一个宗教,我在眼睛里,他是创造里一个了不起到几乎被西方一切人所感动的人生哲学,虽然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依然存在屠杀和战争,但是,这个哲学主导作用是西方思想主流。人人爱我,我爱人人,这样到思想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曾经出现过,一旦和等级森严封建制度相遇,就打败仗。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处置人的生命,比如可以在祭祀时候杀人,还可以让祖宗死时,让活人陪葬,这些血淋淋的东西也是被我们的先人创造的。
人类容易各行其是,耶稣很聪明地发现这一点,创造出一个真善美的无所不能的“天上的父”。生而有罪,因此要用自己善行去赦免自己的罪恶,这也是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活着自古便是“丰衣足食”,是谁让我们丰衣足食的?自然是皇帝,因此,皇帝不高兴了,就可以杀人,皇帝不用害怕什么的。从这点说,西方比我们进步,皇帝也高不过“天上的父”,必须实施仁政,否则,也会受到惩罚。
说到原罪,这在东方观念里是不存在的,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讨论过人性善和人生恶的问题,仅仅把人性讨论局限在个体生命的初级阶段,其实,这个问题是人类诞生的时候就存在的问题,人性善恶交加,复杂的很,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抑制人性的恶。西方创造了基督教等,中国特色的道教没有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仅仅在方法论方面提供了一些智慧,因此道教并没有在民间得到传播,倒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良好,但是佛教的修心养性倾向,使得如何对待人性恶方面,总是显得力度不够。
祖先没有传下来成熟的宗教,不能不说是民族智慧的一种缺憾,没有宗教对人性恶进行制约,仅仅靠规章制度,治了表,治理不了本。也正因为此,而致使当代一茬又一茬贪官层出不穷。人犯罪就要进地狱,但是对那些不怕进地狱的人,就显得很苍白。一个人犯罪,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刑事的,看起来是偶然的,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的,在这个积累过程中,正面的道德走向不起作用,或者传统的道德两张皮现象为社会的精神混乱催风作雨,煞是可怕。
我们中国人,从来有“难得糊涂”传统,遇到难解之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久而久之,两只眼就全闭上了,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睁开眼看看世界,往往这样的人是不被人喜欢的,甚至会被戴上“逆民”的称号。说到道德和文化,总是无法绕过去的,而我们到道德的文化离政治最近,随着政治家的升迁,道德和文化总是换一下面容,使得百姓的眼睛看不清,索性把道德和文化当做天方夜谭,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就是让百姓看不到谁做了什么坏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坏事,该从什么源头找原因。
道德的进步和物质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的,物质的进步不一定直接造成精神文明的繁荣,如果处理不当,恰恰会造成精神文明的倒退。物质进步了,也对道德和文化带来了挑战,看我们的道德和文化能不能承受得住物质的进步,能不能不被物质所异化,使人担心的是,大量的现实加重了我们的担心,糖衣裹着的炮弹漫天飞,这并不是什么人给打过来的,是自己的“发财欲望”给自己打过来的,人人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这不就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几千年来所建立的道德体系有多么地苍白吗?
西方的耶稣是平和的,他拒绝暴力,他避免任何引起纷争的话题,他做的事情只是把博爱深入人的心灵。他与其说是上帝的儿子,不如说是一个密切关心人生的哲学家,是一个正视人性的勇敢者。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人生是一个社会画面,而心理现实则是更需要关切,尤其当下(包括以后一二十年)的心理现实问题,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去看,并尽可能用自己的智慧提出一些方法来,供各级领导决策的时候参考。
我的思索当属于灯下漫谈,头顶有红红的电灯,它一直忠诚地照着我和我的稿纸,它也是勇敢的,和我一起经历文化思索的冒险。天空由于没有月亮,窗外的阴山也看不见了,大抵是睡了吧,我也该睡了,做一个有希冀的梦,希望明天好些。
2011年9月于阴山下 [ 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1-9-12 07: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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