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科学观

      丁文江在地质考察途中，因为意外事故去世后，他的一众好友纷纷撰文纪念。傅斯年说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胡适也说他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关于傅斯年和丁文江相交的过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略说几句。傅斯年当年尚在巴黎游学，曾给胡适吐露，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可是当他在英国看到杂志上的“科玄大战”，很是佩服丁文江的才干，在1929年初次相见之后，“不久即成为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
      所谓“科玄大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一场空前的思想论战。那时思想言论尚很自由。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其基本观点为人生观不受科学的支配，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这引起了他的好朋友丁文江的反感，随即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予以反驳，从而拉开了“科玄大战”的序幕。卷入这场“大战”的有胡适、梁启超、任叔永、孙伏园等，可说是群星璀璨，集一时之盛。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后，这场“大战”才得以收尾，亚东图书馆于该年12月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将此次论战中“著诸帛书”的文字收编在一起。
      上文傅氏与胡适所说，都涉及到丁文江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科学化”的一面。在丁文江看来，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是方法的问题，不是材料的问题。凡世界上的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错，都可以认为科学。所谓科学方法是用论理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然后了解他们相互的关系，求得他们普遍的原则，预料他们未来的结果。科学方法即是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单简明白的话，用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所以我们说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的，说一件事业有系统、合理，就等于说这是科学化的。——比如按现在流行的分类，文史是文史，和科学沾不上边，丁文江以为历史研究就是科学。现在距丁氏持这种说法有近一百年了，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亦如此认为，和他遥相呼应。
      “科玄大战”的战果如何，没有个官方说法，这符合丁文江的观念。以为国家什么东西都可以统制，唯有科学研究不可以统制。因为科学不知道有“权威”，不能受“权威”的支配。现在回过头来看丁文江的科学观，似乎应有补充的地方。在他即将参加“科玄大战”前昔，曾给胡适去过一信，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前天君劢找我谈天，与他辩论了一个钟头，几乎把我气死！”信的下面即是当时的情景再现了，张君劢一句，丁文江一句，谁也说服不了谁。用现在时兴的话说，他俩颇有点“杠精”的意味。可能“科玄大战”的种子就在这次辩论中埋下了。信中有一句，丁文江说，“科学的通例是一种事实因果关系的缩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新事实，就可以推翻的。”这句话给我感触最深，科学从来不是神，有容乃大才是真科学，这也是我佩服丁文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