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档 案
　　
　　档案，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那么重要了。除了当公务员、参军和在国家单位工作，需要档案外，毕业后到私企工作，或自己创业，当老板，谁还管你什么档案。但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档案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根本，是命脉。工作调动要调档案，入学、晋升、审查要查档案，奖励处分要进档案。特殊情况下，连结婚也要看档案。不管你走到哪里，档案都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你。绝大多数的人，是无法见到自己的档案的，根本不知道这决定自己命运的档案究竟装了些什么。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我见到过自己的档案。当我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打开档案一看，最后的两页字惊得我目瞪口呆，我的心情一下跌落到冰点，全身像浸泡在冰水里，从头冷到脚。一会，一股怒火在心头熊熊燃烧，烧得我全身冒汗，仿佛置身在火炉之中。这档案上究竟写了些什么？为什么会使我如此震怒，这一切要从几年前的一次战备训练说起。
　　1964年9月我进入高二年级，担任校团委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其中一项任务，是每周出一期黑板报，校刊团刊在内，共计十个板面。从组稿、修改、定稿到版面设计、抄写出版，都由我出面组织。这对理科尚可，文科较弱的我来说，显得相当吃力。因此，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同时不甘落后的我，为了保持在班上前几名的学习成绩，自然还要起早贪黑，刻苦学习。紧张的学习、工作，使我旧病复发。我从小患有荨麻诊，劳累体弱时常常发作，一旦发作，全身起红色斑快，剧痒，并伴有强烈的腹痛。但我仍咬牙坚持，没有耽误工作和学习。
　　就在这时，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中国政府表示，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云南地处抗美援越战争的最前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上级决定，在学生中组织战备训练，全校编为一个民兵营，每个教学班编为一个排，拟由我任排长。在一次干部会上，饱受疾病折磨的我，郑重向上级提出，我现在身体有病，当排长有困难，建议由其他同学担任。会议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普通正常的建议，在我日后的档案中竟完全变了味，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几乎葬送了我的大好前程。
　　会后，一个“做梦也没有梦到自己会当排长”的同学当了排长，我任副排长。强烈的责任心和一贯认真的工作态度，使我承担起不少具体事务，努力协助排长工作。我咬紧牙关，拖着带病的身体，自始至终参加了全部战备训练。每天集队上山，摸爬滚打，刺杀打靶，半夜紧急集合，搜索“敌特”。一天夜间，突降暴雨，沙河涨水，堤坝危急，营部命令防洪抢险。我带领大家冒雨战斗在河边，打木桩，挖土、扛沙袋，至到天亮，全身湿透，才筋疲力尽的返回。在一个寒冬之夜，苍山森林失火，全体高中民兵奉命上山灭火。我和全排民兵，登上海拔4千多米的苍山，在漆黑一团的密林中，在险峻崎岖的山谷中艰难跋涉了整整一夜。虽然由于火势已灭，没有经受烈火的考验，但一个个又冷又饿，又险又累。对我来说，战备训练和这两次行动，劳累还是其次的，最难以忍受的是疾病的折磨。苍山上的冷风使我的手脚和脸出现了大片的斑疹，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防洪时，雨水湿透了衣服，被湿衣紧裹的全身，疹块密布，奇痒难当，腹痛如绞。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默默地坚持到结束。而排长因自幼患有心脏病，那两次行动都没有参加，重担自然落在我的肩上。
　　战备训练结束了，根据我在训练中的突出表现，营部决定，让我任排长，原排长改任副排长。对此，我明确表示反对，因为我知道这样做，将会打击原排长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两人的关系，使我的工作负担更重。但这次营部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坚持了原来的决定。我的民兵排长就一直当到了毕业。
　　毕业前夕，我对大学充满了期盼和幻想。根据我的家庭出身（这在当时很重要），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和在校的一贯表现，考取重点大学，重点专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文革风暴的到来，不仅打碎了我们的大学梦，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由于与原学生会主席梅花等人的矛盾，还在运动初期挨整，被打成阶级报复分子的爪牙。（参看《梅花》）
　　幸而，外地红卫兵的到来，改变了斗争的大方向，转而批判“走资派”，批判使我们挨整的“资反路线”。我们摇身一变，成了红极一时的造反派。一些同学冲进市档案馆，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将档案全部抢出，退还个人。这样我便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档案。
　　我焦急地翻阅我在文革中挨整的材料，却什么也没有找到，看来由于形势变化太快，还未来得及归档。我长舒了一口气，继续往下看，当我看到高考申报表时，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高考申报表的个人鉴定上，有这样一段话：“1964年，战备训练时，要他当排长，他说干不了，当战士又说身体差。”在市招生办的审查意见一栏中，写道：“该生觉悟较差，只可录取一般专业。”
　　什么是断章取义，什么是移花接木，什么是杀人不见血，在这份存入档案，将跟随我终生的高考申报表上展露无遗。
　　明明是身体有病，请求不担任排长，却变成了排长干不了，连战士也以身体有病为由，不愿当，在鉴定撰写者的笔下，在战备训练中，竭尽全力，带病坚持，表现突出的我，被他妙笔轻轻一改，成了一个在形势紧张时的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之徒。更可悲的是，市招生办的有关人员，仅凭鉴定的支言片语，不作调查了解，不看其他材料，就轻率地下了“该生觉悟较差，只可录取一般专业。”的结论。按这样的结论，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如果参加高考，不要说重点专业，即使一般专业，也不可能录取，我的大学梦将莫明其妙地彻底破灭。这份材料如果继续保存在我的档案中，将成为我入党、提干、晋升的重大障碍。而我却毫不知情，连喊冤处都没处喊。想到这些，我脊背上冷汗直冒，感到一阵阵后怕。
　　是谁干的呢？我找了当时担任营领导的老师，他们惊异怎么给我写出这样的鉴定，但却说不出是谁干的。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人，当时的班主任，梅花的幕后支持者，只有他有这种可能和权力写这份鉴定。然而他已经躲到外地去了，我也无心追查，即使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是幸运的，历史的机缘让我不但见到了自己的档案，还能将这份对我十分不利的材料，从档案中剔出，使之没有对我的未来产生影响。但我想，类似的事情不可能仅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对于那些档案中装有不实之词，自己又无从知晓，更无法改变的人们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8-13 17:0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