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

      昨天是我生日，我没惊动人，安安静静的过去了。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那会儿觉得生日是个极重要的大日子。朋友忘了我的生日我会懊恼，家人要是忘了，我会有过激行为。
      24岁生日，我提前几天就激动起来，以为会像前几年那样云荼灿烂。结果11月18日，全家无声无息。父母各忙各的，外婆照常烧菜做家务。等到晚上八点多钟，确定他们全都不记得了，我一声不吭的上床睡觉。第二天清晨起了个大早，我留了一张字条发泄愤怒，离家出走。从来没出过远门，能走到哪里去了？几乎是下意识的，我上了开往刘庄镇的客车。刘庄镇上住着一位姓刘的朋友。当时看来，他家离市区的几十里路程是非常遥远的了。
      一进朋友家我就后悔了，但三分后悔，还有七分不甘心，便硬着头皮住了下来。家人和亲戚展开了地毯式搜索，打爆了我的手机。我故意不关机也不接听，折磨别人的同时也折磨自己。虽然不承认，心底深处，我其实盼着他们能找到我，让我体面的回家。我那善解人意的朋友背着我跟我父亲联系，于是在出走后的第二天下午，我被车接回了家。面对家人，我继续保持沉默，我知道我若不坚持强硬就会被父母痛责。他们见了我这不肯善罢干休的态度，果然安慰我并且承认“错误”，说以后再也不会（不敢？）忘记了。最疼我的外婆更早已红着眼睛给我张罗好吃的了。不知哪儿来的灵感，看到一家大小惭愧自责，我忽然觉得是个得寸进尺的好机会。我说你们要是真的为我好，就让我辞掉工作，到南京大学读书，圆我的作家梦。这事儿先前已经讨论过好几个回合，始终相持不下。今天，在这特殊的情境下，在出走的余波中，在家庭危机还没过去的当口，父母终于让了步。
      我是个做了决定就雷厉风行的人，当下就把工作辞了，立逼着他们替我找人，拿招生简章、复习资料，关起门来不分昼夜的看书。考试很顺利，学费要的更顺利，我很快进了梦寐以求的中文系。负气出走倒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尾巴，我的人生也因此整个改写。要不是那个生日，我会留在老家，留在港务管理局，少了许多精彩，却会多了几分安逸平稳。幸或不幸，一言难尽。
      印象中最热闹的是20岁生日，盛大得像古代的“成人礼”。定了大包间，请了两大桌子客，全是我的同学，一桌初中的，一桌大专的。大专的多半是从外地赶来，父母兢兢业业安排他们的住处，甚至把家里的卧室也让出来，自个儿去住宾馆。吃完饭回来，大家拥进我家，有的唱卡拉OK，有的打牌，有的下棋，有的在阳台上吃零食聊天，有的则在书房里流连忘返。我一时在这边唱几句，一时在那边聊一会儿，一时炫耀丰富的藏书，一时在众人的环绕中检阅那些摊满了整张大床的生日礼物：五颜六色的贺卡、会跳舞的小人、紫荆花文饰的音乐盒、会咬手指头的小鲨鱼、书、影集、磁带、挂件、风铃、绘着精美风景的大大小小的玻璃画。外婆笑眯眯的帮我们做后勤：削水果、泡茶、做宵夜，慈祥而满足。那晚的灯光特别亮，那晚的鲜花特别艳，那晚的糖果特别甜，那晚的音乐特别美，空气里流动着泌人心脾的繁盛与欢畅。周旋于众人之间，在十来个房间来回穿梭，我感到幸福浓厚得令人眩晕。
      以后的三年，虽是小生日，也照例每年一庆，只是不像20岁那么隆重华奢。24岁——就是那个改变了人生方向的遗忘和出走。再之后，记忆所及，是母亲50岁的大生日。那次父亲没参加，不久他们就离婚了。自那以后，每逢家宴，都像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笑归笑，闹归闹，却不是表里如一的，万紫千红后面隐隐泛着悲音。
      一转眼到镇江近两年了，母亲打电话叫我务必回家，“三十岁要好好过一过。”和十年前一样，还是两桌子客，不过一桌子是我的朋友，一桌子换成了母亲的知交。除了与我的朋友觥筹交错，还得向长辈敬酒答谢。外婆的白头发多了，但仍是笑吟吟的。儿女一辈中，她最爱母亲；在孙辈中，她最喜欢我。只要我们三人不离不弃，不管经历多大的起伏变动，她都能营造出小小的自足与圆满。母亲在祝酒辞里说：“谢谢所有关心我和儿子的长辈、平辈、晚辈。没有你们，我们走不到今天。”那天我努力做出心情很好的样子而事实上并不，在同学和朋友们抢着用蛋糕抹我的时候，我一边笑挡一边想：我在镇江已买了房子，这些友谊深厚、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无需顾忌的故乡的伙伴，我将很难再和他们相见——一年大概两三次。我向来反对情绪外露，但是那一刻却真想说“我舍不得。”
      再一个重要的生日就是提前为外婆过的了。我们那里有一种风俗，叫做“过九不过十”，七十岁的生日六十九岁过，八十岁的生日七十九岁庆祝。次年整生日再大贺一次。我以前常觉得不吉利，仿佛肯定老人过不到下一年似的。那次我却衷心感激这个风俗，可以让外婆毫无疑心的接受这个提早到来的八十大寿。我们对外婆说她是“深度胃溃疡”，其实却是“贲门癌”晚期，业已扩散，无法医治。
      我们全家都有礼物送她。两个舅舅联系了江苏最好的医生之余，还送了各类名贵的营养品。母亲送了一身新衣裳。我则到新华书店买了《天仙配》、《女驸马》、《追鱼》、《徐九斤升官记》等等戏曲电影的VCD。这几部片子，都是儿时外婆领着我在露天电影场上看过的。她兴奋的跟着电视哼唱，不知道死神的脚步离她只有咫尺之遥。
      我童年随外婆在农村长大，七岁进城，与母亲团聚，二十多年来，除了上大学和到镇江，从未分离。外婆像一幅画里的背景，从不喧宾夺主，却是不可或缺。她对全家的付出不仅心甘情愿，简直是兴高采烈的。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母亲和我活得舒适，过得开心。她的关怀厚实温暖得像一床棉被。我最喜欢看书时听到外婆在厨房里叮叮当当，那是让人心定的生之交响。我也喜欢在客厅上网时外婆嗑瓜子看电视。我玩我的，她玩她的，相安无事而又心神相依。有时她也瞄一眼电脑，感叹她的落伍；有时我陪她看看电视，共同讨论着剧情和人物。偶尔我和其他人有矛盾，她问都不问，一定怪那人不对。母亲说她是“毫不遮掩的偏心”。
      一岁、两岁……三十二岁，祖孙之间就是这样无言的亲昵。唯一一次“表白”是她七十八岁来镇江探望我，帮我大扫除，买衣架子、椅垫子；我请她吃本地特产，带她逛金山、焦山。外婆给我烧香，求平安香袋；我扶着她一路讲解名胜古迹的由来。那黄金般的三天转瞬即过，外婆该回去了。她说她一个人可以，我到底不放心，买了两张车票，托好友一直把她送到家。外婆喜滋滋的说：“徐璟真孝顺！”（徐璟是我的小名）我说：“我有几个奶奶啊？不孝顺怕被人家抢走了。”
      我不叫她外婆，一向只称呼“奶奶”，因为我童年有个古怪的想法，“外婆”是“外面”的，奶奶才是家里人。相应的，也不许她对人家介绍我是“外孙子”，而要说是“孙子”。
      “奶奶”教“孙子”念拼音，写数字，下方便面打鸡蛋，直到某一天无可再教了才心满意足。做不了老师，就做“老保姆”，这是外婆自己的认知。逢到我节假日回家，她总预先晒被子、买菜、烫毛巾、洗牙刷。在生命的汁液即将耗尽，我最后一次回家和她相聚时，她仍叫人喊了三轮车来，执意到菜市场去买我爱吃的排骨，而那时她已病骨支离，走几步也要喘息。
      葬礼上，她在无数花圈和挽联中长眠；在七十九岁，提前庆祝八十岁的生日宴上，她还心无城府，对儿女们善意的谎言信以为真。她说：“我有这么好的儿女，这么乖的孙子孙女，我不活久一点对不起你们。我要加强锻炼，早点恢复，争取活到九十岁！”她退休前是乡政府的妇女主任，公开场合说话常带三分可爱的慷慨。我们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压下悲痛，为她喝彩；那一次的生日，又是多么珍贵而痛楚的记忆。
      葬礼完了，我将返回镇江。往日此时，外婆定会塞给我几张十元钱，说“放点碎钱在身上，不然万一‘的士’司机找不开。”我走到楼下，习惯的抬头看四楼阳台。那里不再有外婆瘦瘦小小的身子，不再有她难舍而又鼓励的凝望。母亲站在外婆的位置上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手。我们母子本就感情融洽，从那以后，更加倍的深挚起来。
      今年11月18日，我用单位发的蛋糕券在“元亨西点”买了水果蛋糕。没请客，自己安安静静的过。洁白的鲜奶上缀着浅绿的花边，肥润的黄桃、小巧的樱桃、埋在鲜奶中层的一块块菠萝，还有光焰摇动的一圈蜡烛，缓缓打开、伴着音乐的小花，都让我生出淡淡的喜悦。喜悦后头也有点别的，像晨雾中的远山，只现出一点点轮廓，我刻意忽略了它。
      母亲到晚上也没打来电话，我给她发消息说：“老妈忘了我的生日了。罚你过年多给一百块压岁钱。”母亲次日愧悔交集的解释说工作太忙，前一天明明记下来的，到正日子还是忘了，真是老了。我跟她说：“我就知道你要耿耿于怀，才发消息让你知道我没生气。妈爱我和妹妹有多深，不需要这些细节来作证。”母亲回信息说：“说得妈妈的眼泪都出来了。你和你妹妹都懂事了，妈妈很欣慰。你还记得从前你怪我和你爸忘了你生日，离家出走的事吗？”
      我当然记得。不过经过了这些年的人事变幻，死别生离，生日对于我，终于只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了。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