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位地富亲戚

　　　　我的几位地富亲戚

　　　　　　　　　　　外爷

　　　　　　　　　　　　
　　我娘舅家就是富农成分。外爷就是个”富农分子“，家里人跟着倒霉，都成了“富农成员”。

　　其实，外爷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解放前地虽然多一点，但尽是些山地，很累人。他们种田，平时根本不雇人，只有特别忙时才雇一个短工，干上几天就赶紧打发了。他们很节省，平时吃的是粗谷淡面。

　　一直指望着能过上个小康生活，可没想到解放了，他却进了“地狱”。爹死了，本来是爹的帽子让他戴了。

　　土改中，外爷倒没有受到大的触及。土地是明的东西，人家一下子就收去了；银元是暗的东西，人家东挖西挖也收光弄将净了。外爷倒没有很纠结。以后，大家都成了“人民公社社员”，他却是“候补社员”。
　　我外爷跟我爸爸有仇。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后来听外婆说，外爷本来攒有几个钱，但就在解放那阵，爸爸借了他几十块大洋去做生意，结果走到一个山沟里，爸爸被一群土匪抢了个一干二净，总算保住了命，逃了个血身体回来。

　　从此，爸爸一直没给外爷还上钱，外爷记恨了一辈子。虽然我家跟他家相距不到五十米，可他没来过我家一次。

　　外爷虽然没有上过学，可却识了不少字，记性很好，经常跟我谈些古今中外的事情。无论寒暑阴晴，他每天都要去邮局门口去看阵报纸。队长警告了他几次。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队长说：国家大事不是你关心的。你关心怕是存心不良。他不敢犟，就不再去了。只是，有时候他叫我去，让我给他说说最近有啥事情没有，苏联跟中国会不会打仗，欧洲的阿尔巴尼亚最近来人没有……

　　我不知道他关心这些淡事干什么，莫不是他真的是窥伺形势，阴谋变天？我又想是不会的，一个土疙瘩的农民怎么能变了天呢？

　　农村的运动，其实就是翻来复去地批斗四类分子。上面大肆鼓动，下面就涌现出大量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有的打人，有的不打人；有的手狠，有的手软。所以外爷他们有时挨打，有时不挨打。但我们村有几个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往往将“坏人”往残里打。那时候，打残“四类分子”是不犯法的。

　　日子最不好过的是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的时候，那时经常将四类分子集中到村上、镇上、县上批判。每人胸前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名字，打着大红×。这倒不要紧，更要命的是往台前掀去的那一阵子。批斗会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将四类分子的揪上与揪下。会场上成千上万人站着，中间留着几条通道。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威严地宣布：“将四类分子一个一个揪上来”。这时候，已经准备好的民兵就将四类分子的胳膊拧到后面翘起来，将头按得低低的，两个人推搡着，沿着通道飞快奔跑。就象现在的体育比赛一样，谁跑得快谁就会受到赞扬。被推搡的人中，年轻一点的还好，年纪大一点的跑不前去，往往摔倒，摔得鲜血直流。据说，还有被摔死的人。揪到台前后，批判者就情绪激昂地念批判稿。批判稿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一般先是国内外大好形势，其次是开展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接着声嘶力竭地喊口号。喊完口号后就坐在一旁抽烟去了。批判稿全部念完后，就宣布将“四类分子押下去”，民兵们就又将“四类分子”的双臂倒拧着朝天翘起来，按低头，象上来时一样飞快地推下去。这叫“土飞机”。外爷也摔倒过几次，但还好，没有摔出大问题。有次，他摔得满脸是血，我们很心疼，他却笑了。那个红色的笑容使我印象深刻。

　　后来好些了，大批判少些了，但外爷仍然要写思想汇报和检查，每星期一次，一次也不能少，而且要求严格，不能敷衍了事。

　　这样，写思想汇报与检讨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身上。外爷认识几个字，但写不到纸上；其它人也写不通顺，送上去也容易出问题。我写的都很深刻，上面没得说，外爷也很满意。

　　其实，我写的检讨书现在看来很搞笑。那时地富都是最老实的人，三天两头被批斗，谁还敢不老实？谁还敢有“破坏活动”？可是，汇报时没有破坏活动也必须编出一些小的破坏活动来，不然人家说你写得不深刻。我记得我曾经替外爷这样编过“破坏活动”：有一次，我私字作怪，没有集体意识，将一垞屎拉到自家的自留地里了；有一次，看见几个麻雀在生产队地里吃粮食，没有及时地赶走……

　　外爷的一周汇报一般是这样的：星期一，早上修梯田，下午耕地，晚上又学习了一遍《为人民服务》；星期二、早上耕地，下午修梯田，晚上又学习了一遍《纪念白求恩“；星期三……

　　因为外爷是“分子”，所以我的几个舅舅和姨姨都恨他，说他们跟着矮人三分，受苦受难。我也受过牵连。有一年我报名参军，表填了，体检了，但因为“社会关系”有问题，被涮了下来。对此外爷也很内疚。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外婆也经常唠唠叨，外爷也忍气吞声。

　　就这样过着日子，终于迎来了“翻身解放”的时候。大约1980年前后，外爷被摘掉了“帽子”，成了与其他社员平起平坐的人。外爷激动得不行，买了一瓶酒，跟我喝了一个晚上。喝到高兴处，竟然流出了眼泪……

外爷过了十多年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后去世了，埋葬在杨家坪。 　　　　　　　　　　姑爷

　　我的姑爷是个读书人，一直读到兰州大学。当时，能读大学的人必须有个比较富裕的家底。他家是个小地主，所以他是幸运的。但他也是不幸的。有次假期从兰州回家，路上走了八天，回家的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他刚到家，却遇上了跑土匪。

　　跑土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时打仗，社会很乱，兵匪一家。兵也可怜，被打散了，没有吃的，就不得不去抢劫老百姓。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深重得没法说。

　　姑爷刚到家，村里的人已经全跑到堡子里去了。姑爷实在累得不行，想自己是个穷学生，土匪应该不会太难为他，所以没有去躲。结果，土匪抓住了他，逼问钱粮在哪？他说不出来，土匪就拷打他。最后，他被四肢悬空吊了起来，一个心狠的土匪竟然将一个大石头放在了他的背上。结果，他的脊梁骨被压断了。他残废了，没有再去上学。

　　即使这样，他还是没能逃过当“地主分子”的命运。但姑爷家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山村，风暴比较少，姑爷倒没有受多大罪。他的儿子（我从小也管叫他们“舅舅”，但不知为什么？）多，也都大了，是好劳力。所以他只管在家里“养病”，在家里练书法。另外，村子人都是本家，张口闭口“大爷”“大爹”的，队长也不过问，只是嘱咐他不要出头露面。

　　这样，姑爷竟然二十多年足不出户。直到摘帽子后，几个舅舅拿着他的书法作品去附近县城卖，这才使大家知道小小的“王家湾”里竟然隐藏着个大书法家。

　　姑爷在“政治”上与别人平等后，就让几个舅舅用架子车拉着他去了趟县城。东南西北四个关都游了，还看了看“县委”和“县政府”。他说，县城还是老样子，没有大的变化。晚上，他和我谈了一阵子古典文学。

　　姑爷的成分当然也害得他的儿女不能出人头地，可他的儿子不愧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成分取消后，大家平等了，改革开放了，形势变了，而且地分到户，大家再也不受生产队长的管束了。二舅在卖字画的基础之上做起了贩卖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后来竟然在县城街道上摆起了小摊子，几个月后觉得没事，就叫来众兄弟帮忙。在他的带动下，他身边摆摊子的人越来越多，最后竟然形成了一个小百货市场。几个舅舅的生意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富翁”了。

　　姑爷去世后，他的书法作品更值钱了。现在，能拥有一幅他的真迹是很不容易的事。他的名字也已经写在了县志上。

　　几个舅舅想给他的父亲出一本作品集，但苦于收集不到原作而苦恼。他们很后悔：怎么将那么好的作品当时贱卖了呢？现在自己手头倒没有了……

如果姑爷地下有灵，他不知是高兴呢还是后悔呢？

　　　　　　　　　　　三爷

　　说不上三爷是我家的什么亲戚，反正是亲戚，只不过远点，没有来往。所以，他的故事也是听来的。

　　三爷最显著的特点是节俭。在这方面，他流传的笑话很多。

　　他吃饭从来不要下饭菜。他认为下饭菜是奢侈。儿媳妇每顿饭只给他剥一根大葱。他吃葱也很有意思。吃馍馍时，就将馍馍连葱一同送进嘴里，但就在快咀嚼的刹那间，他又猛地将葱拽出来，将馍馍哄着吃了，葱还完好无缺。

　　他们家的饭都是粗粮做的，不是高粱就是谷子，里面见不到油水，甚至连盐都调得淡淡的。儿媳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就经常偷做白面条吃，经常将白面条下了，吃了，搭捞得干干净净；她公公来了，就给他下高粱面条。

　　有一次，儿媳妇将白面条刚下到锅里，外面敲门，三爷来了。媳妇急中生智，就顺手抓了一把高粱，将高粱撒在门道里，然后去开门。三爷一进门，看见满地是高粱，就骂起了媳妇，说媳妇不会过家，浪费粮食，然后就蹲下身来捡了起来。高粱捡完了，媳妇厨房里的事情当然也日弄好了。

　　虽然这样，他还嫌儿孙们不争气，大手大脚。有一次，儿子跟他顶了嘴，他生气了，大喊大叫说：我给谁攒着拽着藏着？我省了一辈子有啥意思？我也要大吃大喝……

　　他气呼呼地吩咐儿媳妇给他做好的饭来。

　　儿媳妇问：那就做碗白面饭吧？

　　他说：白面饭明天再吃。今天就将高粱面捞干些，将盐放咸些，再来一根葱，捡粗点的……

　　三爷一辈子省吃俭用，确实攒了几个银元。临解放时，土地突然便宜了，他大喜过望，就赶忙买了几亩地。然而，还没有高兴上几天，解放了，土改了，划成份了，他成了富农分子，地一分也没有了……

　　富农分子这顶帽子真沉重，而且一戴就是很多年。他们村子里的几个积极分子老是说他手上还有银元藏着。他说没有，人家说你那么节俭还能没有银元？他说不上理由，人家就加紧拷问他。每次抓“阶级斗争”时都是这样。终于，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一头栽倒在台前，死了。赤脚医生检查，说是虚弱症。虚弱症是啥病，谁也说不上来。

　　他死后，人家挖他住的地方，果然挖出了五个银元。大家都说他是个狡猾的“阶级敌人”。

　　有必要说说尕叔。三爷的小儿子我叫尕叔。那时候，他思想倒很“进步”，也常跟爹过不去。人家开批判会，他总是冲到前面，起劲地喊“打倒”的口号，按他爹的头，搧他爹的耳光，嚷着要“划清界限”。

　　尕叔念了十几年的书，是个高中生，感觉到在生产队一点前途都没有。我想他是想踩着爹的头当梯子，用自己的“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可是，不管他怎样积极，谁也不敢将他提升一下。而且，乡亲们看他很二，就存心整治他。大家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富农的儿子不可能比贫下中农更革命。他越是起劲，大家就越是说他假积极，存心不良。很容易，大家逮住他一个把柄，要他交代假积极的问题。

　　贫下中农将尕叔逼到了对立面。他气不过，在夜里将生产队的麦草给点燃了。上面要把尕叔抓到监狱去，大家说他有神经病，“群众专政”算了。上面也“民主”，于是尕叔就跟他爹站在一起接受批斗了。

　　三爷死后，尕叔也真的成了神经病，癫三倒四。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不再去管他，一直到他跳河自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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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本帖最后由 lqm407 于 2011-8-16 10:3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