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记事

　
　　
　　1978年
　　
　　这一年，平年，365天。
　　
　　4月，桃李芬芳，树木葱茏，喜鹊欢唱。老家的三间草房落成，冬暖夏凉。
　　
　　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村子里的大喇叭，天一亮就没有闲着，反复播放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父亲端着碗蹲在墙角，笑眯眯地听着，对他的母亲说，娘，今后白面馒头你就可劲地吃吧。
　　
　　1979年
　　
　　9月1日，母亲把她用碎花布拼接成的书包挂在我的肩上，捏了一下我的鼻子，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啦，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考个100分给她看。
　　
　　我摸着书包上母亲一针一线绣的红五星，频频地向母亲点头，嘴里不停地嗯……嗯……
　　
　　父亲是一名教书匠，就在村子里的小学任教。父亲的大手拉着我的小手，我跟着父亲迈进了建华小学。我的班主任是方琴老师。她个子中等，留着齐耳短发，一笑，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
　　
　　我被安排在教室的中间第二排，和我同桌的是方老师的女儿。班级里，没有课桌，全部是土台子。板凳是自己从家里带的。我的小板凳是父亲亲手做的，枣树木料。板凳的下面刻上了我的名字。
　　
　　1980年
　　
　　生产责任制在村里实施了。我们家7口人，我的祖母、父亲、母亲、大姐、小姐、弟弟。一共分了12.6亩地。老母猪田3亩，北大地1.6亩，十二亩田1.5亩，王庄沟沿2亩，新沟沿2.2亩，下秧地1.5亩，场地0.8亩。这些地，离家或远或近，有水田，也有旱田。老母猪田，离家最远，有3里路。最近的是场地，200多米。
　　
　　水田，有9亩，适宜种植水稻。适宜种植的品种是杂交稻。杂交稻，成熟早，产量高，亩产最高可以达到1000斤。种植水稻，插秧是一项繁重而浩大的工程。育秧、耕地、放水、耙田、起秧、插秧、除草、打药、收割、打场、扬场、归仓。没有一道程序可以轻而易举，没有一道程序不一丝不苟。一亩杂交稻，至少需要一百把秧苗，起秧的任务全部交给母亲，她起秧的速度快。插秧的工种交给父亲。父亲总是一放学，就往家里奔。披星戴月，来形容父母的插秧一点也不过。
　　
　　旱地，有3.6亩，地势高，只能种植红麻。红麻种植最让人欣喜的是沤洗的时候，红麻捆一个个横竖码在一起，一致在水中排开，仿佛一个个绿色的竹排。待红麻在水中沤泡一个星期以后，水里的鱼儿就开始起浮了。密密麻麻的鱼嘴在水面上一张一合。沟里弥散着浓郁的腐臭气味。这个时候，捕鱼成了村子里最大的喜事。鱼叉、网兜、挑网、撒网、箍网纷纷上阵。不管是哪种捕鱼方式，捕鱼者都兴高采烈、喜出望外。
　　
　　1984年
　　
　　5月，父亲买了一辆“王冠”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成了全家人的宝贝。父亲用蓝色的胶皮带把自行车的车架、前叉裹得严严实实。用缝纫机机油润布，车把、车轱辘钢圈每天擦得油光蹭亮照人影。万不得已，没有急事，下雨天，父亲的自行车是不转圈的。
　　
　　父亲的自行车后座，我是常客。上下学，父亲都载着我。小伙伴们，很是眼馋，追着我跑。
　　
　　4月，我读五年级，学校买了砖头，教室的土台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木板，两头是砖头砌成的方形垛子。
　　
　　7月，暑假，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1987年
　　
　　香港武侠剧《射雕英雄传》在大陆热播。
　　
　　6月，时值中考，我考了425.5分，过了中专录取分数线0.5分。因为父亲的影响，我的五个志愿就添了一个——怀远师范学校。报到的时候，我背着一个塞了一床棉被的蛇皮袋独自出了家门。报到缴费50元。国家给予补贴，一个月菜票10元，饭票34斤。国家的补助不够，我每个月都回家一趟，从父亲的手里接过20斤粮票和10元钞票。
　　
　　7月，父亲这个老民师通过民办教师入编考试，成了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
　　
　　8月份，我们家的三间平房开始下地基。窗户是流行的三开窗，宽敞明亮。墙体先走一米高的石头，每块石头都被瓦工雕刻过，平整而精致。砖缝是水泥和细沙灌浆，房顶是楼板，外墙用白灰涂抹。
　　
　　整个暑假，我家三喜盈门。我的祖母81岁，拄着她的拐杖，迈着她的三寸金莲，笑盈盈地走在村子里，她佝偻的腰板似乎比平日挺直了许多。
　　
　　1988年
　　
　　5月，大姐出嫁了。她的丈夫是一个鞋匠。在当时，这种职业还是很吃香的。大姐嫁过去后，我们家每个人都收到了她亲手制作的拖鞋，针线活很细，针脚工整均匀。
　　
　　8月，父亲卖掉了家里的那头叫“秀秀”的水牛。和本组的孙本善一起买了一个拖拉机。我家出的钱少，实际上是“带机腿”。村子里，这种组合形式很多，家里没有重劳力，脱粒打场的时候，只能依靠拿大头的人家帮衬。
　　
　　我是长子，学开拖拉机的重任自然落在我的肩上。一开始，打场脱粒是不敢尝试的。从摇拖拉机开始，再到犁地、耙地、运载、打场。打场的时候，拖拉机速度快，后面还要用绳拴一个石磙。第一次打场，必须有人带着，两个人在拖拉机上蹬把，一次次的摸索中，我学会了启停、拿圆、外放、内收。打稻子，最费力。因为我的技术不熟练，不敢加大油门，五档不敢用，只能四挡慢慢转圈。越是速度慢，离心力越小，车把越是往里靠。我必须用力往外蹬。后脊背抵住拖拉机的座位后面的挡板。每每打场，我都会腰酸背痛。
　　
　　1990年
　　
　　9月，我师范毕业，在邹庙小学任教，家里又多了一个拿工资吃皇粮的人。母亲紧缩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1992年
　　
　　6月，邹庙乡被撤并，我所在的邹庙小学被划到朱疃乡，校名不变。
　　
　　7月，我的弟弟考上了淮南师专，家里又多了一个教师。
　　
　　10月，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实施，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村子里根据各家各户农业户口人数，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小姐、我的弟弟分得了土地。每个人1.8亩，分了7.2亩地。
　　
　　12月，我的祖母去世。雪下得铺天盖地，一夜之间，积雪一尺多厚。村子里的五奶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雪。祖母是土葬的，就安眠在我家的场地。
　　
　　1993年
　　
　　1月，我的小姐出嫁。她的丈夫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她的老公公也是一位老师，和父亲熟识。
　　
　　1994年
　　
　　1月，我娶了找郢乡叶湖村的一个女孩。新娘车是一辆面包车，拉嫁妆的车是一辆小货车。我们是自由恋爱，那边没要什么彩礼。组合衣柜是我开拖拉机到怀远县城买的，电视机是17英寸的孔雀牌小画王。
　　
　　3月，我的妻子开始在建华小学代课，成为一名代课教师，月工资120元。
　　
　　11月，女儿出世。母亲说，是个女娃，计划生育这么紧，还是送走吧。我不舍，妻子不舍。父亲沉默了许久，说，送什么送，家里人丁不旺，女娃子有什么不好。
　　
　　1996年
　　
　　我开始担任邹庙小学教导主任职务。
　　
　　1998年
　　
　　9月，我从老家建华村搬到我工作的邹庙小学居住。当时，学校给了我二间旧校舍。天棚是花色雨篷布，为了防止地面回潮，地板我重新打了一遍。家具添置了25英寸的长虹彩色电视机，美菱牌电冰箱。
　　
　　10月，我参加怀远县第二届中小学教师教坛新星比赛，获得一等奖，被评为“教坛新星”。父亲拿着我的奖证，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1999年
　　
　　11月，弟弟结婚，娶了一个小学老师。女孩的父亲也是老师，认识父亲，介绍人说，对方的父母答应这门亲事，是冲着父亲的为人。
　　
　　这一次迎娶二媳妇，父亲和母亲备了六辆小汽车，家电一应俱全，25英寸三星彩色电视机、小天鹅洗衣机、容声电冰箱、光洋摩托车。
　　
　　2000年
　　
　　8月，瞒着老婆大人，我在朱疃街市嘉陵专卖店买了一辆嘉陵JH-125DA，花费5800元。有了这辆摩托车，感觉所有回家的路都短了。
　　
　　2001年
　　
　　5月，弟弟的儿子出世。田野里，麦子一地金黄，丰收在即。
　　
　　2004年
　　
　　6月，我所在的朱疃乡被一分为二，一部分被划到唐集镇，我所在的村被划到常坟镇。
　　
　　12月，父亲退休。他在教育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了43年。
　　
　　2006年
　　
　　1月1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不再交公粮。
　　
　　旧年，交公粮的画面清晰如昨。天还没有亮，父亲的房间里就窸窸窣窣起来。上晚，架子车早已经打足了气。交公粮对于父亲来说，是有仪式感的。他是党员，每到交公粮，他总是早早地完成。但就交公粮的粮食，他必精挑细选的。在他的眼里，粮食必须做到：干净、干燥。去粮站的路上，车把式一定是父亲，我和弟弟、我和大姐或者我和小姐在车把的两边拉帮。母亲不去早，天亮后，她才出门赶往粮站。她的竹篮里早已准备好了早饭。米粥稀饭、菜馍、咸萝卜丁或者黏丝酱豆。交公粮的车队像一条逶迤的龙，从粮站门口一直延伸到街市，拐到公路上……
　　
　　验粮员手里拿着长长的铁筒签，随意地往口袋上一扎，抽出一些粮食，倒在掌心里，捏一粒扔进嘴里，上下鄂一锉，只听噗嗤的一声，或者咯嘣一声。挨到哪家，主人都是满脸笑容，大气不敢出。深怕得罪了验粮员，不是说粮食不干，就是说粮食不干净。白白地废了力气拉来，又要费力气拉回去。
　　
　　父亲总是很自信。验粮员到了跟前，父亲不递烟，不陪笑，并告知来人，扎口袋不能扎口袋底，要扎就扎系绳的口袋口。有一次，来了个年轻的验粮员。父亲问他，水分多少达标。验粮员说，14.5。父亲果断地说，不要验，我的粮食水分绝对低于这个值。年轻的验粮员看了看父亲，满脸的不屑，把铁筒签深深地扎入口袋，水分显示14.2。父亲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年轻的验粮员不知道，我们的架子车上的粮食，父亲已经晒过3个爆太阳，粮食晒得薄，阳光透了底。父亲一天至少翻晒5次，每粒粮食都被阳光翻来覆去地抚摸过，它们小身体里的水分已经逃遁的无影无踪。
　　
　　2008年
　　
　　1月1日，弟弟突发疾病，住院70天。我在医院一直陪护。医生一度判定他不能站立起来了，我们全家人始终坚信，只要不放弃，就一定有希望。出院的那天，弟弟自己独立地踉踉跄跄地走到母亲跟前，结结巴巴地说，娘，你瘦了。那一刻，母亲老泪纵横，拉着弟弟的手，喃喃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8月8日，万众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
　　
　　2012年
　　
　　2月，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我陪他去蚌埠市第一附属医院五次化疗后，父亲再也不愿意去化疗。
　　
　　6月，我按照母亲的意思，在怀远县怡景花园小区让弟弟按揭买了一套房子，88平方米，价格33万。母亲说，弟弟的身体不好，今后，我这个当大哥的要多多操心，侄儿就当自己的儿子看。我点头。
　　
　　8月，女儿被安徽电子信息技术学院录取。即将开始她的大学生活。
　　
　　2013年
　　
　　2月，母亲脑干梗死，住院40天。出院，回到家里，只能依靠鼻腔流食注入，不能说话，瘫痪在床上。
　　
　　父亲不再出门，每天在家陪着母亲。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大姐搬回老家来照顾母亲。不久，小姐也辞去了在上海一家私立幼儿园的工作，回来照顾父母。小姐的小儿子6岁，读小学一年级，就近上了村里的建华小学。
　　
　　我每天下班后，回到老家，夜里看护父母。三间平房里，东边一间放着两张床，一张睡着父亲，一张睡着母亲。西边一间，也放着两张床，一张睡着大姐，一张睡着小姐和她的儿子。
　　
　　3月、4月，我们一家人在老家细数生活的苦难。那个春天，田野里花团锦簇，老家的院子里，父亲栽种的月季花含苞欲放。
　　
　　5月5日，父亲去世。这一天，节气立夏，万物繁芜。父亲一个人长眠于故乡的水渠之上。
　　
　　9月，我被调到杨圩小学担任校长职务。
　　
　　11月11日，母亲去世。这一天，立冬四天。母亲追随父亲而去。她和父亲一样都是火葬的。他们俩合葬在一起。那里现在成了村里的公益性公墓。
　　
　　从此，我、大姐、小姐、弟弟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多了几个孤儿，再也无人可喊作父亲、母亲。
　　
　　2014年
　　
　　3月，家里的7.2亩土地，我不再自己耕种。我只负责种收，期间的管理都交给了堂哥，每年给他管理费每亩200元。
　　
　　9月，我被调任镇学区管委会，担任教科室主任职务。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最好的安排。父亲和母亲却不能分享我的喜悦。
　　
　　2016年
　　
　　每次回老家，看着空洞的院落，伤感就会爬上心头。老家在那里，如同一只大手，牢牢地拽着我这个飘飞在外的风筝。
　　
　　村子里开始集资修村村通水泥路。孙北组，是我负责的。父亲走后，我在村子里继续着他的角色。
　　
　　4月，我在怀远县城中央花园小区按揭买了一套房子，面积93.12平方米，花费47万。在城里安个家，这是父亲的遗愿。
　　
　　2017年
　　
　　妻子的代课教师工资也调整了。每个月最低工资标准1250元，加上教师艰苦地区补贴410元，绩效工资每年6000元，算一算，也超过2000元了。
　　
　　8月，我在永西片进行精准扶贫，对涉及到的建档立卡户贫困大学生进行摸查，确保每个大学生都能享受到国家扶贫政策。
　　
　　2018年
　　
　　6月1日，午收开始。我的7.2亩耕地，麦子收了3910斤。这些麦子都没有进入家门，收割机一边收，一边倒入货车。到街市上过了地磅，每斤0.75元，一共卖了2930元。买麦子的客商，微信转了费用给我。
　　
　　7月，我补发了2016年教育附加补贴15000元。教师的工资再一次得到国家重视，文件下发，教师的工资不得低于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的标准。
　　
　　8月，侄儿考取了巢湖学院。即将开始他的大学生活。
　　
　　大姐打电话说，她现在在家照顾两个孙子，他的丈夫、儿子和儿媳都去浙江乐清了，在那里盘了一个羊肉汤店。每天生意不错，第一天开业，盈利1500元。
　　
　　小姐在微信里和我聊天，说，她的媳妇香香又要生了，是二宝，国家二孩政策放开了，她不必担心再罚款了。我说，她已经有个孙子了，这一胎要是女孩就好喽。小姐说，是啊！全家都盼着来个女孩呢。
　　
　　我问姐夫最近工作情况。小姐说，姐夫在上海船厂工作稳定，每个月5000多元，若加班，可以拿到6000元，再过4年，社保就交齐了，60岁以后，每个月可以拿到退休金1000多元。
　　
　　女儿参加的淘宝美工设计培训已经结业，正在应聘工作。
　　
　　8月31日，这样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我的稻子正在努力地抽穗，堂哥打电话说，这遍农药很关键，已经打过了……
　　
　　9月，我答应妻子，她的2018年绩效工资发了，我去报考驾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