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凡老师印象
2021-12-23叙事散文汪彤
与杨仲凡老师相遇,总是在路上,我匆匆疾步,一抬头,仲凡老师正从前方迎面走来。仲凡老师已经六十八岁了,但他稍稍花白的头发,和大步稳健的步伐,让人感觉他还年轻。他方正的脸庞,戴着深度的眼镜,脸上始终有谦谨的笑容。有一次,在路上见到我,仲凡老师远……
与杨仲凡老师相遇,总是在路上,我匆匆疾步,一抬头,仲凡老师正从前方迎面走来。
仲凡老师已经六十八岁了,但他稍稍花白的头发,和大步稳健的步伐,让人感觉他还年轻。他方正的脸庞,戴着深度的眼镜,脸上始终有谦谨的笑容。
有一次,在路上见到我,仲凡老师远远打招呼,很惊喜的样子,我们友好的握手,我感觉他的喜悦,使握手也有了分量。原来仲凡老师在当天的《甘肃日报》上,看到我关于怀念出身地“天祝”的文章,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也在天祝待过。我在天祝煤矿学校教学六年。”
此时,我的激动更甚过了仲凡老师,我像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碰到了家乡人一样兴奋;又像旧时的地下党找到了“同志”,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知道天祝煤矿,学校里有一个白富智老师,那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是我们家的老乡。记得小时候,白老师和他的孩子白雪、白天、白梅常到我家来玩。”
我的记忆忽然清晰起来,像打开闸门的水,很多旧时的事都涌进脑子里。仲凡老师似乎更是如此,他说去过我出生的天祝石膏矿(天祝监狱),那时,天祝监狱职工子弟学校进行公开教学,邀请天祝周边学校听课,天祝煤矿学校也组织教师来参加。
当听到仲凡老师还去过父亲所在的学校,急忙告诉仲凡老师我父亲的名字,问仲凡老师认识不认识?
事隔快四十年,当时父亲和仲凡老师也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此时,早生华发的仲凡老师,微笑的看着我,只是点头,并不回答。他似乎更理解家在外地的异乡人,对父母亲的感情和思念。后来翻阅仲凡老师的著书《陇上走笔》,才知道,仲凡老师的家乡也在外地,是河北一个叫曲阳的地方。
仲凡老师是省作协的老作家,1961年便开始发表作品,坚持笔耕五十年,199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书。他从天祝煤矿调回天水后,在解放军6913工厂的学校当过老师,在甘肃省税务学校当过老师,还主编一份《税务报》。
可谁又能想到,一份报纸,却在一位老人退休后,也跟着退下了历史舞台。在仲凡老师退休那年,办了九年的《税务报》停刊了。而仲凡老师,他却因为对文字的热爱,除了每天坚持阅读自己订阅的九份报纸外,还把对文字的执着,更深入到自己的退休生活中。退休后,他在《天水晚报·教育周刊》兼职。与仲凡老师聊天,他总会看着远方,微笑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每天在报社,爬八层楼梯,锻炼了我的身体;在教育周刊编报八年,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仲凡老师对生活总是很乐观,或许生活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愁苦事情,但他都会自己默默地消化掉和排挤掉,他总是在文字中,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蔚蓝天空。
我的书稿已经校对六遍,自以为一切都万事具备,只待出版。可打印出清样后,还需要再校对最后一遍,这是出版行业中的规矩,我正发愁。一天与瑞林老师在河边散步,她给我讲了关于仲凡老师的“认真”。
瑞林老师赠给仲凡老师一本新出的书,没想到不几天,仲凡便来找瑞林,并用蝌蚪小字,写了满满二页关于书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听了瑞林老师讲的故事,我心里很受感动,真没想到谦逊随和,说话轻声的仲凡老师,他在我们生活中,竖立着一面鼓舞着“真诚”与“真实”的旗帜。
而如今的社会,到处都是虚套和作假,即便是人与人真心付出的情感,往往都会被利用,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欺骗和虚伪的圈套,而能够真诚地为一本已经出版的几十万字的书,再做认真校对,这样的事情,再很多人听来肯定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眼里,只要对自己有利,自己得了实惠,受到好处,自己轻松快乐了,才是人活着追求的真谛。而其他的事和人,只是附带参考是否对自己有用处而存在。
当我把书稿交给仲凡老师时,他拿出《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说:将按照这上面的规定帮我校对,只是他最近比较忙,三四天后才能校对好。仲凡老师的真诚和真实,随时就在他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中,总是让人很感动。
过些日子,父亲来到天水,正好仲凡老师已将我的稿子校对好,但他在电话中说:要见面给我具体说一说书稿里存在的“硬伤”和“软伤”的问题。我们约好吃过饭在公园门口见面。
在公园“水月寺”池塘边的石凳上,仲凡老师和父亲聊得非常开心,他们回忆曾今那个时代,在天祝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们聊生活中的辛酸与快乐,而我在一旁,看仲凡老师给我的校稿。
我简直是惊讶和诧异的看自己面目全非的书稿。我原本想,有六位辛勤校稿人的忙碌,这份稿子该算是很完善了。然而,每一页纸张上,除了存在大量标点符号的问题外,出现错字,仲凡老师就标上“见现代汉语词典”的字样,以便让我查阅时再学习。
在校稿中处处能看到仲凡老师广博的知识和细致的耐心。书稿中有一处我写到“西北民院”,杨老师改“民院”为“民族大学”,旁边加备注:“已改名十几年了。”
书稿中我写到“陇东师院”,杨老师改“师院”为“学院”,旁边加备注:“至今该院未升格为师院,仍叫陇东学院,和张掖的河西学院一样。”
书稿中我写“汪曾祺1964年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杨老师在旁边加备注:“此时,汪曾祺已在《沙家浜》剧中担任编剧,正在开始走红。汪曾祺的“光辉顶点”是1967年,竟然上了天安门,和江青一起向群众挥手。”
读仲凡老师的校稿,是再学习和再阅读思考的过程,如果有他拿不准的问题,他便在旁边注明,让我再查阅资料。听仲凡老师说,他为给我赶校稿,每晚校对到三四点钟,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对这样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我感到深深地内疚。
校稿到最后,仲凡老师又用小字,写了满满一页关于我书稿中具体问题的详细总结。他将每一个校对出来的问题,都抄录下来,分为“硬伤”、“软伤”、“应注意的地方”“需说明的部分”,并用“着重号”和具体页码标出来,以便让我校对完再进行核查。
硬伤部分如我写:“陇南地区西河县”,他纠正为:“陇南市西和县”。
软伤部分如:“呛浆水”应为“炝浆水”,“偶而”应为“偶尔”等。
应注意的问题如:“引文的最后部分的句号,究竟应在”之内,还是在”之外,慎用;分号要慎用,实在拿不准,就用成句号;地名、单位、部门要准确(P92,P256)。”
需要说明的部分如:“我看不懂之处,或疑似有错之处,画了横线——此处请你复核、自定;书中引文最好再和原书核对一遍,免留遗憾……”
看了仲凡老师的校对,不免让人脑子里佩服,心里感动,他深度的眼镜后面,是对事、对人,更深刻的认真和真实。
再与仲凡老师想见,依然是在路上,他提着一只装着书和笔的袋子,他谦虚和蔼从来不向人炫耀自己,他的身影在我脑海里始终是一幅灰白色调的水墨,与身边五颜六色的世界,有很大的反差。每次在路上与他说说话,内心总感觉又安静了许多。
后记:
写完此文,我和父亲并排坐在地毯上,我诵读给父亲听。
有自己感到不顺畅的段落和句子,父亲为我斟酌一番,我心里感觉很踏实。读罢文章,我告诉父亲:“爸爸,你在我跟前,我心里感到很踏实,我就不会再有失落和迷惑,我感到又有自信了。
父亲说:“我不能永远在你跟前,我得去见上帝。”
我眼里的泪,一下子涌上眼眶,是父亲陪伴我度过无数人生最难过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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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凡老师已经六十八岁了,但他稍稍花白的头发,和大步稳健的步伐,让人感觉他还年轻。他方正的脸庞,戴着深度的眼镜,脸上始终有谦谨的笑容。
有一次,在路上见到我,仲凡老师远远打招呼,很惊喜的样子,我们友好的握手,我感觉他的喜悦,使握手也有了分量。原来仲凡老师在当天的《甘肃日报》上,看到我关于怀念出身地“天祝”的文章,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也在天祝待过。我在天祝煤矿学校教学六年。”
此时,我的激动更甚过了仲凡老师,我像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碰到了家乡人一样兴奋;又像旧时的地下党找到了“同志”,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知道天祝煤矿,学校里有一个白富智老师,那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是我们家的老乡。记得小时候,白老师和他的孩子白雪、白天、白梅常到我家来玩。”
我的记忆忽然清晰起来,像打开闸门的水,很多旧时的事都涌进脑子里。仲凡老师似乎更是如此,他说去过我出生的天祝石膏矿(天祝监狱),那时,天祝监狱职工子弟学校进行公开教学,邀请天祝周边学校听课,天祝煤矿学校也组织教师来参加。
当听到仲凡老师还去过父亲所在的学校,急忙告诉仲凡老师我父亲的名字,问仲凡老师认识不认识?
事隔快四十年,当时父亲和仲凡老师也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此时,早生华发的仲凡老师,微笑的看着我,只是点头,并不回答。他似乎更理解家在外地的异乡人,对父母亲的感情和思念。后来翻阅仲凡老师的著书《陇上走笔》,才知道,仲凡老师的家乡也在外地,是河北一个叫曲阳的地方。
仲凡老师是省作协的老作家,1961年便开始发表作品,坚持笔耕五十年,199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书。他从天祝煤矿调回天水后,在解放军6913工厂的学校当过老师,在甘肃省税务学校当过老师,还主编一份《税务报》。
可谁又能想到,一份报纸,却在一位老人退休后,也跟着退下了历史舞台。在仲凡老师退休那年,办了九年的《税务报》停刊了。而仲凡老师,他却因为对文字的热爱,除了每天坚持阅读自己订阅的九份报纸外,还把对文字的执着,更深入到自己的退休生活中。退休后,他在《天水晚报·教育周刊》兼职。与仲凡老师聊天,他总会看着远方,微笑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每天在报社,爬八层楼梯,锻炼了我的身体;在教育周刊编报八年,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仲凡老师对生活总是很乐观,或许生活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愁苦事情,但他都会自己默默地消化掉和排挤掉,他总是在文字中,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蔚蓝天空。
我的书稿已经校对六遍,自以为一切都万事具备,只待出版。可打印出清样后,还需要再校对最后一遍,这是出版行业中的规矩,我正发愁。一天与瑞林老师在河边散步,她给我讲了关于仲凡老师的“认真”。
瑞林老师赠给仲凡老师一本新出的书,没想到不几天,仲凡便来找瑞林,并用蝌蚪小字,写了满满二页关于书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听了瑞林老师讲的故事,我心里很受感动,真没想到谦逊随和,说话轻声的仲凡老师,他在我们生活中,竖立着一面鼓舞着“真诚”与“真实”的旗帜。
而如今的社会,到处都是虚套和作假,即便是人与人真心付出的情感,往往都会被利用,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欺骗和虚伪的圈套,而能够真诚地为一本已经出版的几十万字的书,再做认真校对,这样的事情,再很多人听来肯定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眼里,只要对自己有利,自己得了实惠,受到好处,自己轻松快乐了,才是人活着追求的真谛。而其他的事和人,只是附带参考是否对自己有用处而存在。
当我把书稿交给仲凡老师时,他拿出《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说:将按照这上面的规定帮我校对,只是他最近比较忙,三四天后才能校对好。仲凡老师的真诚和真实,随时就在他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中,总是让人很感动。
过些日子,父亲来到天水,正好仲凡老师已将我的稿子校对好,但他在电话中说:要见面给我具体说一说书稿里存在的“硬伤”和“软伤”的问题。我们约好吃过饭在公园门口见面。
在公园“水月寺”池塘边的石凳上,仲凡老师和父亲聊得非常开心,他们回忆曾今那个时代,在天祝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们聊生活中的辛酸与快乐,而我在一旁,看仲凡老师给我的校稿。
我简直是惊讶和诧异的看自己面目全非的书稿。我原本想,有六位辛勤校稿人的忙碌,这份稿子该算是很完善了。然而,每一页纸张上,除了存在大量标点符号的问题外,出现错字,仲凡老师就标上“见现代汉语词典”的字样,以便让我查阅时再学习。
在校稿中处处能看到仲凡老师广博的知识和细致的耐心。书稿中有一处我写到“西北民院”,杨老师改“民院”为“民族大学”,旁边加备注:“已改名十几年了。”
书稿中我写到“陇东师院”,杨老师改“师院”为“学院”,旁边加备注:“至今该院未升格为师院,仍叫陇东学院,和张掖的河西学院一样。”
书稿中我写“汪曾祺1964年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杨老师在旁边加备注:“此时,汪曾祺已在《沙家浜》剧中担任编剧,正在开始走红。汪曾祺的“光辉顶点”是1967年,竟然上了天安门,和江青一起向群众挥手。”
读仲凡老师的校稿,是再学习和再阅读思考的过程,如果有他拿不准的问题,他便在旁边注明,让我再查阅资料。听仲凡老师说,他为给我赶校稿,每晚校对到三四点钟,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对这样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我感到深深地内疚。
校稿到最后,仲凡老师又用小字,写了满满一页关于我书稿中具体问题的详细总结。他将每一个校对出来的问题,都抄录下来,分为“硬伤”、“软伤”、“应注意的地方”“需说明的部分”,并用“着重号”和具体页码标出来,以便让我校对完再进行核查。
硬伤部分如我写:“陇南地区西河县”,他纠正为:“陇南市西和县”。
软伤部分如:“呛浆水”应为“炝浆水”,“偶而”应为“偶尔”等。
应注意的问题如:“引文的最后部分的句号,究竟应在”之内,还是在”之外,慎用;分号要慎用,实在拿不准,就用成句号;地名、单位、部门要准确(P92,P256)。”
需要说明的部分如:“我看不懂之处,或疑似有错之处,画了横线——此处请你复核、自定;书中引文最好再和原书核对一遍,免留遗憾……”
看了仲凡老师的校对,不免让人脑子里佩服,心里感动,他深度的眼镜后面,是对事、对人,更深刻的认真和真实。
再与仲凡老师想见,依然是在路上,他提着一只装着书和笔的袋子,他谦虚和蔼从来不向人炫耀自己,他的身影在我脑海里始终是一幅灰白色调的水墨,与身边五颜六色的世界,有很大的反差。每次在路上与他说说话,内心总感觉又安静了许多。
后记:
写完此文,我和父亲并排坐在地毯上,我诵读给父亲听。
有自己感到不顺畅的段落和句子,父亲为我斟酌一番,我心里感觉很踏实。读罢文章,我告诉父亲:“爸爸,你在我跟前,我心里感到很踏实,我就不会再有失落和迷惑,我感到又有自信了。
父亲说:“我不能永远在你跟前,我得去见上帝。”
我眼里的泪,一下子涌上眼眶,是父亲陪伴我度过无数人生最难过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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