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行为

                                                                     河南馒头
      当我第一时间得知三哥两口子过了年之后也要出门，心里猛然一下空落落的，如底朝天倒出了最后一滴酒的酒瓶子，身边发生的才是最有影响力的——三哥是我们族家的一个弟兄，同一个老爷，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每天都要见上一面，没什么事，大都废话连篇，却也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深层次的，其实是顾影自怜，村里人出门的有增无减，各找各的门路，窝在家的，原因只有一个，自己苦思冥想了几天几夜也想不到去处，哪一条路都是死的。我没有想到三哥两口子会出门，上年他们还买了一头牛，盖了牛棚和草屋，颇有大干一场的架势。出门前都有征兆的，比如安排自己的责任田，处理牲畜，转移物品，大搬家一样，三哥两口子是说走都走，就象是临时决定，走时三哥的岳父岳母住在了他的家里，维持原状，其它什么动静都没有。
       三哥两口子出门卖馒头。
      没有一个人真的具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此的自信，大笑着出门去，没听到谁敢象一次旅游说走就走的任性，至少我没见过，不管干什么，总是依靠穿针引线；就如一个地方的蔬菜白白地烂掉，另一个地方的蔬菜则物以稀为贵。所以有了流动，有了南来的北往的，东奔的西走的。一旦形成了一个地方的气候和土壤，就会有更多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加入其中，不管那条道路是好还是不好，适合自己不适合自己，比如，我们附近的一个乡，女性出门打工所从事的大都是足疗按摩行业；一个拐弯亲戚那一带，歌舞团多，他自己也曾经营了小团队，哪里有市场就去哪里，全国各地漂泊；在一个厂里打工，大都来自某一个地方，区域大小说话；起初一个人当保安，后来他的很多亲戚朋友都成保安了。
      卖馒头也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的过程。起初是村里亲戚们的事、其它村里的事，大都是亲戚串亲戚、兄弟帮兄弟、靠本村人的介绍，慢慢地波及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后来我们这里一带很多的家庭和村庄也都成了复制品。我们村是一个很守旧的村庄，虽然打工早就习以为常，但基本上属于年轻人的主题，真正对我们村庄釜底抽薪的，还是卖馒头，赖以种地的人家都禁不住诱惑；卖馒头成为了我们村里出门的首选、普遍选择，十之七八的人家都从事了、或从事过这个行业。三哥两口子出门事实上搭乘的已经是末班车，孩子上了初中，他们都四十不惑了。
      我的家乡在河南的南部——唐河县，过去就是湖北的枣阳，不足百里。村里卖馒头的没有北上的，都是南下，诸如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东等等省份，北方人在北方人面前炫耀说会蒸馒头，让人贻笑大方，到了南方绝对是一种技能。馒头到了南方的本质意义就发生了改变，从日常的一种食品升级为一种地方特产，身价提高了，利润自然也大。
      卖馒头其实就是从前货郎担、卖酱油醋、钉锅补锅的行当，对了，就是卖冰棍的再版，车子后面带着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子，里面装着馒头，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原始的方式：游乡串村，深入到市场的最细部和最末端。确切地说，去的地方大都都是偏远的山区，山区的村庄相距都很远，住户也都哩哩啦啦，刚开张时谁也不想下那样大的血本，前途未卜，都是骑自行车，等情况稳定了下来，真的赚了钱，才敢买摩托车。虽不是步行，但和步行一样辛苦，一天不知道跑多远的路程，风尘仆仆，血不养心。货郎担用的是摇头鼓，他们用的是喇叭，录好声音，路上关上，到了村里开开，喊的声音就四个字：河南馒头。
       三哥也并不是心血来潮，早有打算的，只是没有机会儿，只好一直在等待机会。早期卖馒头的、脑子灵活的深谙生财之道，他们开疆拓土，自己先找地方，经营了一段时间后把这个馒头点卖掉，然后再去新的地方。蒸馍的设备其实就是一个搅面机，十几层的蒸笼，成本也不过两千多块，但一个馍点能卖万元左右，别心理不平衡，谁让你没有那一股子的闯劲儿，人家交给你的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你吃的是现成饭。新馍点的生意都很好，大小、色泽、味道没有比较，因为是唯一的，具有垄断性，刚开始属于新鲜期，不管喜欢不喜欢，都想尝鲜，利润也实现了最大化。有很多地方新鲜期一过生意就大不如以前了，因为南方人毕竟以米饭为主，特别到了节日，南方人就像北方人蒸馒头一样做糍粑之类的。让馒头成为南方农村的家常便饭是相当奢侈的，吃馒头实质就是吃点心，有人家买了也是给孩子买的。
      三哥两口子去的地方是重庆的大足，村里一个人的亲戚的馍点卖给他的。他去了才知道，那个馍点实际上是村里人的，一个村里不好意思谈价钱，其实这也没什么，谁的馍点也得掏钱，肥水不流外人田。只是情况和说的悬殊太大，原来那人把牌子搞砸了，生意很不好。他犹豫过，回来怕人耻笑，换地方自己又没经验，他咬了牙留了下来。他首先是把馒头做好，毕竟和家庭蒸馍还是有区别的，量大，有一次两笼馒头都欠火候，吃着腻，他就把那些馒头偷偷地埋掉了。到了村里没人买三哥也不急着走掉，见了人就打招呼，拉家常。有人说不卖，就尝尝，他说中。剩饭难热，经过三哥的不懈努力，慢慢地把卖馒头这碗饭也热热了。
      重庆乡镇的茶馆多，他就串茶馆，他的馒头成了茶馆里的消费品了。在雨天，茶馆里的人很多就不回家，吃了馒头喝了茶就是一顿饭了，一点也不耽误打牌。而三哥两口子，却要在风雨里来风雨里去。有个地方积水，绕道的话要绕很远，他每次都是把裤子挽的很高，扛着馒头车子蹚水过去，夏天没什么，初春和深秋是很冷的。插秧的时候，他就直接到了田间地头，田间地头的路况更不好，路程更远。这实质也是一种最辛苦的美团快递，但没有快递费用。生活规律也颠倒了，半夜里睡得正熟，却要起来蒸馒头，冬天大冷的天，谁愿意从热烘烘的被窝里钻出来。有人说卖馒头其实不累，就是熬夜把人熬怕了。三哥初期急于把本钱挣回来，一天三顿都卖，我觉得他们成了钟表的发条。
      天下偌大，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逼仄的，江南半壁江山也容不下一个卖馒头的，村里人到达的地方，也总有其它地方的人河南人到达。卖馒头也有江湖，先来后到，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江湖规矩的维系是在一种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下，反之规矩就是谁强势谁说了算，比如一方依仗拳头大，耍泼，或者人多势众，一方也只有忍气吞声。三哥的生意比较好，想扩大范围，却被几次威胁；他在那里呆了几年，一直没能突破原来的天地。
      三哥结婚时是三间小瓦房，十几年之后还是三间小瓦房，日子紧巴巴的，借东补西。他们也只有一个孩子。年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年关，有几年都是三嫂回娘家讨的钱。卖了三年馒头之后，三哥就盖了上下六间楼房，两间一过道，一处院落。钱不够，借了一部分，他说不怕，第二年就还上了。三哥的情况是普遍的，村里很多人家的楼房就是靠卖馒头盖起来的。
      经历过才知道，平安真的是福。村里有两家出了事，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族家兄弟，在卖馒头的路上被汽车撞了，昏迷了八天八夜，头上的伤疤吓人，这位兄弟结婚晚，那年他的女儿才几岁，儿子还在蹒跚学步，消息传到村里都说没救了。不幸的万幸，没有留下后遗症。另一家和我家住得很近，我吃饭就端着碗朝他家串门子。他媳妇的手被压面机压断了一个手指，需要很高的费用，没舍得接，说少了一个手指头也不耽误啥。祸不单行，第二年他儿子的腿被撞断了，才二十多岁，结婚没多久。两年了我见到他时还坐在轮椅上，说要做几次手术，手术成功的话也只是能正常行走，体力劳动是不可能的了。
      时间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有的没卖多久就回来了，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日难，别说出门的事了，依然种地，只是比以前更踏实了。有的卖了几年，中间不卖了，后来又重操旧业。有的一直在卖，一直呆在一个地方。过去了将近二十年，目前全村还有三分之一在卖馒头，对于他们来说，卖馒头真的成了一种职业。
      三哥两口子还在其中。

                                                                      南阳校油泵

      若不是矛盾爆发出来，东东们的家事绝对是一个秘密，鲜为人知。
      东东的房子是五间楼房，村里最早的楼房，现在绝对是落伍的，低矮，房间狭小，还没有楼梯间，上下用一个能够移动的木梯。往上面存放粮食或物品，都是用绳子拉上去的；但在八十年代又绝对是奢华的、令人羡慕嫉妒。这也是东东结婚时的筹码，东东娶了一个颇有姿色的媳妇。
      东东的弟弟春住进了上面的两间楼房里。春没有一点必要这样，他吃在老宅，老宅在村中间，东东家在村外边，中间还隔着村里的大水塘，去一次似乎就是出塞。农村上面的楼房都是用来放粮食放东西的，根本没有人住在上面。夏天上面的房间真的是蒸笼，蒸烤得厉害，塑料袋在下面能用好多年，在上面一个夏天就不行了，用手指头一戳就是一个窟窿。那是一个夏天。
      原来，五间楼房并不是全部属于东东的，属于东东的只有下面三间，上面的两间是春的，在分家时是有协议的。明显，对于春来说绝对是劣势的，他根本不可能住在上面，在上面生活，这种状态下的五间楼房还不如三间瓦房，三间瓦房还能三间两房——两头各住着一对夫妻，各过各的日子。协议的解决其实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两间房子估价，东东买下来。东东弟兄四个，东东是老大，岁数都很近，事都是连着的，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儿，要是都达到东东结婚的条件，就如在城市里给弟兄四个每人买一套房子，总共四套，一个农民家庭有这样的能力吗，把孩子拉扯大就很不容易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完全理解。
      当时春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房子是前提啊，他眼巴巴地指望着东东把钱还给他。但东东保持沉默，就是不作为，随便折腾，就是没钱。春为了证明自己是那两间房子的主人，所以才住了上去，他让东东在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去。春结婚时是借用族家的一处闲房子，当天一大早我去给他帮忙。很久没有打开房门，潮湿霉呛，一间曾经是草屋，一地麦糠，满屋飞蛾蛛丝，一间拴过羊，羊屎蛋子还在，骚味扑鼻。主人家既宽容又苛刻，只能放东西，不能过夜。上午把新娘的嫁妆放在那里，当天夜里就又搬到了春的家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兄弟两个结下了怨气，直到现在，他们兄弟两个谁也不理谁，不来往，陌如路人，都说对方把自己逼到了绝路。
      后来又听知情人说，这五间楼房也不知道是咋盖起来的，东东的父亲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砖头是赊的，工钱欠着，说的时候距离盖房子都好多年了，一直都没还。不知道是生活把一个人变成了无赖，还是本身就是无赖的人，有人向东东的父亲讨要工钱，他父亲直接把头前面一伸：来吧，把我的脖子割了算了。他父亲种菜时曾经给盖房子的人们送过菜，一人一大肥料袋子白菜，有人要了，有人没要，没要的想着是不是用来抵工钱啊，也不知道这白菜有多贵，结果是要了还算有报酬，不要的就什么也没有了；盖房子干了那么多天，算是义务。
      东东结婚后买了四轮跑运输，贷款买的，只见忙忙碌碌，日子如旧，贷款一直没还上。老宅还是那个样子，弟兄几人各打拼各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了老二春，如今东东弟兄三个在村里是最富有的，这种富有和一般的富有不能相提并论。东东在县城买了几套房子，还有门面房子，一家有几个大人就有几辆车。现在农村娶个媳妇多难，要花多少钱，婚后像公主一样伺候着，农村人，却从不下地干活儿，公婆低三下四，忍气吞声；而东东和媳妇却是厉害的公婆，儿媳妇则整天唯唯诺诺，完全颠倒了个儿。
      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他们从事了一种行业——校油泵。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油泵是发动机的心脏，体积很小，技术含金量却都集中在上面了，控制着供油量的大小时间，如电子系统里的芯片，汽车其它部位的故障都可以摸索，唯有油泵这一块不敢触及，必须要找专业人士。校油泵的费用很贵的。
      如果说东东的媳妇娘家哥从事校油泵有一定的偶然性，东东则是必然的，从长计议。娘家哥跟着一个远房的亲戚学会了校油泵，后来自立门户。媳妇娘家哥原本也是很穷的，也跑过运输，出了一次事故，险些要了他的命，干了校油泵没几年就在县城买了房子。东东的兄弟老四初中毕业，本来要去当兵的，当兵是农村孩子的第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名额都争取了过来，东东却要老四去跟着媳妇娘家哥学习校油泵，其实他做的是一次赌注，拿着老四的前途做赌注。汽车修理行业苦累不说，特脏，哪里穿过干净的衣服，冬天揣着手还不暖和，他们还是两手油，年轻人多注意自己的形象，出门总是把衣服弹得一尘不染。穷家的孩子早当家，老四应该意识到他的命运就是整个大家庭的命运，学徒时非常吃苦，拆卸和安装都是很繁琐的，常常因为一个螺丝就费老半天，老四总是能独立解决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整天蓬头垢面，一些年后老四终于成为了师傅。
      依赖老四懂技术，东东投资干起了校油泵。很幸运，他们的生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营得红红火火。说幸运，是有同行没同利，有的打鱼有的晒网；村里后来还有三家校油泵，生意远没有他这样好，其中有一家不久之后就关门歇业了。按照原来家庭状况，老四婚姻面临的困难非常大，现在好了，一切迎刃而解。一些年之后老四再回到村里，都知道他也是老板了，也发了财，有车有房有生意。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东东不想和老四分开，老四虽不好意思挑明，却也是铁了心，偷偷跑出来的。东东骂老四不要良心，没有他老四会有今日？老四也很委屈，他给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够意思了。一切正常，分开是正常，兄弟打烂头是正常，过后还是亲兄弟。
      老三什么都干过，去湖北种过地，打过工，曾买了大型的拖拉机，折腾了很多年也没什么起色。他两个男孩子，现在养活两个男孩子真的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能把人活活撕吃了。老三看兄弟两个人都发了财，最终也便入了行。隔行如隔山，老三起步绝对依赖在兄弟两个人的帮助下，听说还不错。
      弟兄三人都在贵州。对于内地人来说，贵州真的很陌生，谁也没有想到谁会到那个地方去。排异性是一种天性，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在他乡异地里能够扎下根来绝非易事，一定经过很多曲折，有很多的故事。东东的媳妇娘家哥就和当地发生了严重的纷争，打了多年的官司，最后还是没法在那里呆了。如果要他们把自己的这些事情写下来，未必有文采，未必精彩跌宕，但一定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那是一种怎样投无路的绝望，一种怎样重生的喜极而泣。
      从事校油泵的南阳人很多，遍布全国各地，不知道他们姓什名谁，南阳具体哪里的——南阳千万人，他们打出来的牌子都是一样的——南阳校油泵；若要注册，不知道有要有多少人卷入纷争。我和东东是邻居，非常熟悉，又是同龄人，在家时经常在一起，结婚后还曾经同榻长谈，抵足而眠。我在修路的行业上打工了很多年，去过很多地方，南阳校油泵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哪个地方和我不期而遇，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想走进去看看，是不是东东他们。
                                                                             老汪水电
      有个人曾说过，他发现学问深的人都混得不咋地，斗大的字不认得一箩筐的人都闹出了动静。当然，他指的仅限于农村的范围，或者具体就是我们村，所谓的学问深，不过是名落孙山的高中生而已，所谓的文盲，现在没有几个了，在这里谁也没有歧视谁的意思。这话说得有道理没道理，承认不承认，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村里历届的高中生，没有一个出色的，都活得窝窝囊囊，还有一个疯了，一个上吊自杀了；对了，还有一个大学生，至今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媳妇也弃他而去，有人认为这就是读书无用论的有力证据，读书把人读坏了。
      明和我是同龄人，我们两家之间只隔了一家，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他虽不是言听计从，似乎总是属于从属的角色。上了学，没有一个人发现明是个人才，或有什么特长、过人之处。上初中学习好的都在镇上，一般的都在附近的普通中学，明在普通中学，学习平平，一般高中都没考上，初中毕业就是最高学历了。家庭非常一般，人老几辈子都是打坷垃的，也没什么社会背景，亲戚朋友谁也拉巴不了谁。他娶的媳妇是邻村的，彼此都非常了解，当初明的岳父说啥都不愿意，亏得明追求爱情锲而不舍，媳妇愿意，岳父虽然没有王宝钏的父亲三击掌，还是一百个勉强。
      明下学就去北京打工了，一去就是很多年，也没有听到有什么动静。当听到有动静的时候，明挣到大钱了，已经是个包工头了。其实那时候不过是打工稳定，在北京能够生存，比一般的打工者收入高而已，所谓的包工头的就是能够带着几个人干活儿，有时候承揽一些零碎活儿，小活儿。但这样也绝非想当然，后来不断传出明起初在北京打工的情况，吃了很多常人难以吃的苦。当时他所打工的公司业务少，活儿不经常，最后陷入困顿，其他人都走了，唯有明不离不弃，有活儿跟着干，没活儿也不回家，等着公司再联系到新业务，可以说随叫随到。也就是说，明的命运和那个公司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了，不是赌注也是赌注，那个公司的糟糕也是他的糟糕，那公司的好运也是他的好运，颇有患难之交，荣辱与共的意味。应该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伏笔，为明的以后打下了坚实的铺垫。幸运的是，那个公司熬过最艰难的时期之后，形势好转，随便给明一些恩惠，也够他受用的，也算是对他跟随这么多年来的奖赏。
       村民们只要是去北京打工的，不用质疑，都是投奔明而去的。不知道是明的业务在不断扩大，需要更多的人，还是更多的人去他那儿打工，他才有更大的能力承揽更多的业务，反正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去他那儿，有的一家男人们都去了，父亲和儿子，或者是兄弟。有家夫妻一起去了，男在工地活儿，女的给工地做饭。也带动了附近村，亲朋好友，结果是明的施工队越来越大，明做老板也是做来越大，越来越有实力，成了名副其实的包工头了。明在县城买了房子，如今在北京城也买了房子，成了北京人，典型的北漂成功人士。
      术业有专攻，社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由相匹配的各行各业做支撑的——都拥有着大量对应成熟的技术人才，比如建筑行业，干桥梁的就是干桥梁的，盖楼房的就是盖楼房的，架电线铁塔就是架电线铁塔的。第一次我听到“沉井”， 我如何也想象不出施工流程，就如人类不知道金字塔和长城上的石头是怎样弄上去的，我以为我愚钝，后来才知道，沉井的工艺流程是从日本那里学习过来的。沉井是处理城市污水的一种设置，整体在地下，由混凝土浇铸而成。而对于内行来说，却是那样的简单和娴熟。我在郑州工地见到的一帮四川人就是专一干沉井的，其它什么都不做；只要把沉井的图纸给了他们，有机械配合什么都不用操心。根本没有几个人，其实也是一个家族，兄弟几个人，他们的妹夫和姐夫。寒冬腊月，除非正下雨下雪，他们一天也不休息，效率很高。没有做饭的，有人提前下班做饭。劳累一天了，几乎每天都还要洗澡，就在简易的工棚里，他们真是铁疙瘩做的。只要有活儿，他们一般腊月二十七八才回家，自己有八座的面包车。
      明从事的是水电安装。最早跟着明干活儿是他的族家兄弟，这些兄弟现在都成了施工队里的骨干力量，明只管联系业务，干活儿的事不用他操心。农民的身份其实是一种复合的身份，第二职业很可能是一个木匠、窑匠、铁匠、泥巴匠，现在我们村里又添了新的一种职业：水电工。脑筋聪明的，会看图纸就成了带班的，愚钝的，干得时间长了也成了水电师傅。就是小工也是熟练的，这个步骤做完，不用吩咐，他知道下一步骤该做啥，提前都准备好了，这样的小工哪里都喜欢。会了这种技能又多了一个门路，就是不跟着明干，也能去别的地方打工。我们村庄叫“大汪庄”，绝大部分都姓汪，追溯到若干年前，我们都同属于一脉相传，明也姓汪，在工地上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都叫他“老汪”，干活时有人问哪里的，只要说老汪人家就知道了。
      明在北京即将三十年了，长久以来村里人们多了一种选择，最好的或最差的——有了好去处，可以离开，真的没地方去，去他那里。民工打工最担心的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而是打水漂不打水漂的问题，这些年大形势相对以前而言好点，事实上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是屡见不鲜。我现在所在的工地，拖欠了一个女工十三个月的工资，女工六十岁左右，一个人干了两样活儿：看大门，给工地做饭，一个月两千五百块，钱并不太多；工地放假都回家过年了，她腊月二十五还没有回家，就是等着要工资，最后听说只给她三个月的工资就把她打发走了。跟着明打工至少没了这一层的顾虑，就是拖欠也没有必要费尽周折去讨要，庙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明的队伍里也有其它地方的民工，当他们知道老板是我们村的，非常羡慕，说熟人能多吃四两豆腐，似乎村民都沾了八辈子的光。
      北京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也是人生的一种梦想，我曾经想，这一辈子如果能够去一趟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照张像，也没白活；如果去旅游，村里恐怕没有几个人舍得去，各种因素都不允许。这下好了，村民们打工的同时，顺便也逛了北京城；北京城里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背影，汗水和苦乐。他们说到了天子脚下，看了皇帝老子住的地方，真的算见过世面了。他们回到村里总是带着一股新鲜的气息，传达着世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