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病史

                                                                         家族病史
                                                                             一
      大叔，我父亲的一个堂兄弟，给我人生第一次灌输了死亡的观念，意识上死亡就是从他才开始的。
      身边的、最亲密的才是最有影响力的。我和大叔两家关系非常亲密——他家给我家耩地，耙地，我家给他家帮耧、翻红薯秧；他家买牲口钱不够，我家就给他家添上。从我小学到高中毕业，两家的麦场就在一起。至于日常你来我往，鸡毛蒜皮子就是一本无法记述的流水账了。大人腻在一起，孩子们也腻在一起，大叔家是我的第二个家，我二十岁之前的记忆，大都与他家有关。
      大叔去世了好多年，我还能看到他挑水的样子，甩着双手，走路蹬蹬响，扁担黏在肩膀上，忽闪忽闪的，除了他，再没第二人。除非特殊情况，他总是全村最早的一个去担水，人们很少和他碰面。农闲时间牲口吃的都是井水，他养的牲口是多么多么奢侈、幸福。他家在村西头，井在村东头，距离最远。农活他样样做得都很好，耩地是耧板儿，没有风他也能扬场。牛喜欢吃青草，大叔总是最先让牛吃上了青草，最后一个不割草的，整个夏季大叔都没有让牛吃过干草。大叔的草箩头非常瓷实，按不下去，草很难掏出来；没有插胳膊的位置，只有扛着，半路还不敢休息，一休息就扛不起来了，一口气扛到家，这真的也是功夫。
      我从大人异样的神情里，看到了大叔病的严重性，他们当着大叔的面从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嘀嘀咕咕，有时候正在说，当大叔走近他们，他们戛然而止，或者转移了话题。家人突然意识到大叔的存在，虽然他在一个家庭里举足轻重，家人少有地关心他来，不管他干什么活儿，总是说不要他操心，一边歇着去，有时把他手中的工具抢过来，他一脸寥寞，无所适从。村人见了他和平时也是不同的，跟他说话有了客气、谦让的成分。这样的变化让他非常不自在。村里曾有一个肝癌患者，和我的关系非常好，他去理发，理发之后人家不要他的钱，推辞几次，他对我说，真的不把我当人看了吗，我还没死啊。我不知道大叔能不能从人们这些异样的神情里读懂什么，可能已经完全读懂，就是憋在心里不说，这种不说，我想是一种怀疑，一种侥幸，或者不想知道，就象一个秘密，永远不被揭穿，永远都不会绝望。自欺欺人也是一种自我的慰藉。
      大叔得的是“不好的病”，“噎食”，医学上叫“食道癌”。这种病历史悠久、常见，不用检查，上了年纪的人们根据表现大都能准确判断。整个病程循序渐进，越来越严重。起初吃馍，或者硬质的食物有障碍。大叔并不死心，他尝试着吃馍，有一次卡住了，他不住地捶打胸部，脸紫红，然后一阵急促地咳嗽。吃馍要处理，泡在稀饭里，看着就反胃，没人愿意这样吃。吃食物细嚼慢咽，小口，如牛一样反刍。接下来只能喝稀饭了，稀饭也是越来越少。一日三餐是很难受的时刻，患者看着家人吃饭难受，家人看着他吃不下去更难受，以致不敢当着他面吃饭，怕刺激着他，有的患者真的摔了筷子摔了碗。大叔似乎也是有意识地躲避，吃饭的时候看不到他了。这种病时轻时坏，俗称“放闸”，放闸时好好的，什么都能吃，放闸之后便是更严重的到来。
       “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这是在自然状态下的病程规律，很准确，大叔发病在春上，吃上了新麦面，去世时在阳历九月份左右的样子，秋庄稼还没来得及成熟。
      人们都说这种病是因为生气得的，和中医不谋而合：与一个人的情志失调有关，喜怒无常，忧思过度，苦心积虑、患得患失是这个病的内在的土壤。大叔的脾气其实挺好的，我一直想不起他愤怒的样子，和谁争吵过，或满面愁容，他的额头密集着漫长岁月刻下深刻的痕迹，平静时是一条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笑时如微风吹拂的湖水，一波一波地荡漾开去。我觉得大叔上辈子就是牛马，除了干活儿无欲无求。铡草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摁铡，一人送草，大叔经常一个人，他半跪着姿势，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孩子们觉得好玩，这时候主动请缨，你摁铡摁得速度有多快，他配合得有多快，嚓嚓的响声干脆利落，很动听。除了缝补的针线活儿，大叔一个人几乎把一个家庭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大叔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无不良嗜好，除了衣服外，可能不会花一分钱。
      听人说，大叔确实憋了一口气。说大叔家是不对的，小叔家才正确——大叔没有成家，是一个光棍儿，他弟兄三个，他是老大。他跟着小叔过，是小叔家的一成员。小叔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花婶体弱多病，生活负担非常大。大叔主内，给小叔外出赚外块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小叔是一个手艺人，会修车子、会做白铁皮水桶、升子，隔一天逢集都要去镇上摆摊儿。有大叔支撑着，小叔家的日子还算轻松。小叔的大儿子结婚之后分家，大儿媳妇要求大叔跟了他们，其实小叔一万个不情愿，什么都能给，唯独大叔真的不舍得——剩下的三个儿子也都等着要房子，要结婚呢，这还不是把一个家庭的墙根给挖了。但也很无奈，大人总是不忍心看着孩子们生气，小叔咬牙答应下来了。大叔高兴得像个孩子，虽然他不善于表达，但行动把他内心的喜悦淋漓地表达了出来，那样真实清晰。他已经把自己看做是大侄子一家人了，一有空闲就往大侄子家跑，给他们收拾菜园子，种菜，担水，收鸡蛋，耩地先给大侄子耩，锄草先给大侄子家锄。分家时把什么东西都分得清楚，妥当，大叔的一份也都分给了大侄子，比如粮食麦子；只剩下大叔卷着铺盖住到他家里了；大叔就盼望着着那一天能早早地到来，那个属于他的家，他的新家，他要开始崭新的生活、崭新的人生。
      那一天终没有到来，大叔卑微的、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大侄子说房子太紧张，住不下；只要不是傻子，一听都明白。有人怀疑大侄子要大叔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分一个人的东西，当目的达到之后，就把大叔给摊牌了。不管真实的理由是什么，结果只有一种——具有欺骗性，也是一种歧视和侮辱，根本没把他当人看，是一种物品、或一种比牲口更完美的的牲口，大叔是这样的想的吗，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用一句话来表达他的爱憎，他内心怎样的汹涌澎湃。大叔和往常一样干活吃饭睡觉，但精神状态一下子萎靡了，本来就沉默的他更加沉默了，他水纹的额头再也没有流淌的样子了，而是一团凝重的乌云。担水步子不再噔噔作响，锄草动作非常迟缓，割草㧟着箩筐回来，总之，无论干什么都比从前慢了半拍，很累的样子，常常肚子出神发呆，吃饭似乎也不那么多了，之后没多久，大叔就病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医疗设备非常落后，我不知道大叔做了什么检查，透视？钡餐？所谓的治疗，就在村委的卫生所里隔三差五地抓一些药，最好的待遇是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去看病，那是方圆几里的“名医”，输了几天液。那时候输液和现在输液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时输液非常恐怖，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完结。
      当有一天大叔冒了一滩柏油样的屎，大人们说快了，说大叔肚里的东西全部烧坏了；果然，没两天大叔就死了。当时他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屎糊弄了一床、一被单、一身。大叔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没一个人来看我呀！
                                                                            二
       三叔和大叔一样、和父亲都是堂兄弟。
       三叔做胃镜半途而废，食道已经不允许胃镜管子通过了，病到这样的程度任何治疗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医生们大都这样建议：回家吧，想吃啥好吃的就给他吃啥。这是对待死亡的善意用词、推脱之词，病人能吃进去吗，即使山珍海味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痛苦，人患了最简单的感冒，就不想吃饭，任何一种病的最后结局都是绝食。每一种处理都有每一种处理的道理，这样的处理可能用来证明一种良知——事实上总有一些医生在盯着这样的病人，从这些病人身上榨取掉人生最后的大量的银子而心安理得。
      老人们常说，人过了六十岁在很早很早以前就要被活埋的，活着也没有实质的意义，三叔跨过了七十岁的门槛，活得也算够本了。知道死但无法逃脱，唯有坐着等死，三叔确诊之后回来亦如往常，只是再也没有人吆喝着帮忙干活儿，眼睁睁地看着死神一步一步地走来。
      这样也顺应了三叔儿子们的心意，给他们了一个绝对可以理直气壮的理由，真的治疗，他的儿子们也未必给他治疗；三叔四个儿子，一个闺女，都在家务农，经济条件都不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完全理解。三叔病了很长时间了，拖着没看，四个儿子都不做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说夫妻两个人哪个先走哪个就是幸福的，我信，三婶先三叔而去，三婶卧病在床三叔无微不至地伺候。儿子们只是抽空看看，谁为他们的母亲擦屎端尿。唯一的闺女匆匆赶回来，又匆匆地赶回去。病人屋里都发出一种非常难闻的混合气味，他们的闺女进出都是捏着鼻子，皱着眉头。洗了一次衣服、被褥、说快要把她熏死了。
      三叔轮流住在四个儿子家里。轮在二儿子家时正是麦天，麦天是农村最忙的天，有多少人都不嫌多，都能排上用场。三叔渴了，盼着二儿子回来给他烧开水喝，半晌里二儿子终于回来了，得到是二儿子哭丧着脸的诉苦：忙得饭都吃不上，哪有功夫给你烧茶，你自己烧吧，你看我，我喝的就是凉水，二儿子喝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一大瓢。已经瘦得干柴一样的三叔无语了，叹气的理由都没有了。
      按照三叔儿子们的说法，三叔是因为一件事才生了这样的病。三叔生病之前曾经给一个亲戚看工地场子，看了一两年没给一分钱，自己还搭生活费，米面都是从自己家里带到工地的。这位亲戚一直推辞，说工程赔了钱，赔钱与工人有关系吗，如果盈利呢，是不是也就可以跟着分红了。这位亲戚的为人大家都知道，有一股痞气，曾经把生产队的一窑砖头骗走了，不了了之。三叔病了之后他的儿子们曾经商量着要拉着三叔去他家里，看他给不给。不知道结果如何，不知道那件事对三叔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但三叔如果知道自己的身后事，一定跨不过去这道坎。
      关于生死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没有所以然，但人们却都在遵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遵循了多少年，直到现在，还没发现谁想要改变的迹象。我们这里人在即将死之前，都要从里屋挪在堂屋里，不能让病人死了“背锅梁”，锅梁就是檩条，檩条多么沉重，一个人是扛不起来的，寓意让病人轻松地离去，再也没有要什么牵挂和负担。进一层我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生命最后的告别仪式，就如结婚大摆筵席一样正大光明，热闹隆重，是见证，也是宣告天下——什么也没有生命神圣不可亵渎。很多人死之前一点都不糊涂，非常清醒，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不顾亲人们的劝阻，自己挣扎着把自己的床铺挪到了堂屋里，睡在堂屋里，整个气氛都散发着别离的束手就擒，生命不可挽留的悲凉。
      对于三叔而言，生命最后的尊严被剥夺掉了，他背了锅梁。
      三叔轮流到了三儿子家里时病情相当严重了，多天没有好好地进食了，偶尔喝几口水或面汤，进入了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的状态。三叔四个儿子开始讨论三叔的身后事，老大说轮到谁家就在谁家办丧事，老四说不管放谁家里，反正是不能放在他家里，因为他已经尽到应有的义务了——三婶是在他家去世的，老二老三的口径一致，说应该放在老大家里，因为他是老大。很多人忌讳父母死在自己的家里，说害怕闹鬼，比如有人生病，看了很长时间看不好，原因不明，找了马子一看，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阴间唠叨他了，那人赶紧上坟给父母烧香磕头，之后果然好了。打死我也不理解，无稽之谈，父母才是子女真正的神，死了也要保佑他们的子女，和谁过不去也不会和自己的子女过不去，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子女折腾得死去活来呢，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呢。争议未果，三叔就在三儿子的里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三叔死后，他的儿子们请来他们的舅主持公道，每一个人的理由都很充足，都不让步，他们舅就用了最公平的的办法——抓阄，谁抓到就放在谁家里。结果老大抓到了，他们说这是天意，给足了老大的脸面。三叔的尸体从老三的里屋里抬出来，然后再抬到老大家里。
      这个事情在村里非常闻名，多年来一直被人们不定时地提起来抖擞一下。
                                                                      三
      小叔的血缘关系远了一支，和我父亲是一个老爷。
      小叔家和我家隔了一户人家，进出经过他家，隔着院墙说话的声音大一些都能听得到。关于小叔最初的记忆是他老婆的事，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要说穷那个年头都穷呀，分不出明显的穷富来，他老婆常常失踪，然后是他出去找老婆。他老婆我还有模糊的印象，脸老长老黑，一颗大金牙，豁子嘴。他们家的事情似乎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她老婆又跑了，又找回来了，那二年经常听到大人们这样说。结果是他老婆从村庄里消失了，人们再也没有见到。很多年后才有消息，他老婆又嫁了人，给那家生的孩子也都到了而立之年。
       正值中年，小叔一个人当爹当妈地拉扯两个孩子，大的儿子，小的闺女。当时他的儿子大概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因为他儿子上学时报名就是我领着他去学校的，我六岁上学，比他儿子高一届。当然女儿更小。伺候孩子就是老天对一个男人最大的惩罚，谁的耐性也磨不过孩子的任性，孩子的最大不幸，也便是单亲家庭。
      他的儿子叫书斌，前不久我们通了电话，谈起他的父亲，他几乎哽咽，几次中断，我在沉默里还是真切地听到了他情感的汹涌澎湃。书斌说他父亲的病都是因他而起。
       书斌在十多岁时得了一种怪病，发高烧，腿疼。之所以怪，初期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诊断出来是什么病，当然包括一些专家，经验丰富，慕名而去的名医，在他的身上，一直没有妙手回春的奇迹。用了药，烧就退去，停了药，烧就卷土重来，间隔的时间时长时短。在很多人的眼里，县医院就是最高级别，很多人老死都不知道县医院的门朝哪儿开，县医院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自认失败，无奈转到市医院。确诊为骨髓炎在数月之后。
      骨髓炎——是指化脓性细菌感染骨髓、骨皮质、骨膜而引起的炎症性疾病，说白了就是骨组织感染。找不到病因是一种不见底的深渊，当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的名字，治疗的棘手，病程，后果等等，那是一种绝望。当然，真实情况当时书斌并不知道，知道的是他的父亲——我的小叔。我也是一位父亲，曾经面对了和他父亲一样面对的事情，一个儿子遭受的是病痛的折磨，而他的父亲则是多重折磨——妻子的背弃，抚养孩子，生活；精神上的空虚、失落、绝望、压抑，一个男人的失败，世俗的嘲弄。对于他来说，孩子就是他人生最后最大的一根救命稻草。书斌说那几年父亲一直领着他寻医问药，一直和医院打交道，他几乎是在躺在床上度过的。一个缺失的家庭连正常的生活都没有了，当年我只记得他们家长期没人，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再见他们的时候，书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蹦蹦跳跳的少年了，而是一个走路一颠一拐的瘸子了。
      再有关小叔的消息就是他病了，噎食。他做了手术。手术之后的他非常消瘦，声音嘶哑，说话似乎拼尽了力气。人们不懂医学，却也有自己的认知，说这是声音都“倒了”，声音倒掉是体质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一个人的声音一旦倒掉，他可能与死神就不远了。果然两年之后，村北边的一座坟就成了他的符号。
      小叔去世之前有块心病，这块心病再也去不掉了，他无法想象他残疾的儿子将来如何生活，面对的是怎样的磨难。
      小叔去世时，书斌大概十五六岁。书斌兄妹二人自此离开了村庄，很少回来。房子也很奇怪，有人住了，它一直就是那个样子，没人住，坏掉的速度非常快。书斌回来修过两次，可能修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坏的速度，也可能是人最终没了信心，瓦脱落的越来越多，屋顶坍塌，继而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他最近的族家把砖头高高低低摆了一个圈子——势力范围，证明着那一处空间的并非没有主人，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主人是谁，它曾经承载了怎样的一个家庭、一些人、一些故事。起先那族家在里面种菜，成了眉目清秀的菜园子，后来放弃了，现在是百草园，百草竞相生长。
      书斌干过很多事情，卖过小吃，开过饭店，贩过水果，一直很努力，一直也没有起色。书斌的口碑很不好，他的近人骂他骗子，他借了族家、亲戚朋友的钱，有钱钱打发，没钱话打发，他玩起了失踪，不知道那些旧账现在究竟还了没有。
      他的消息是断续的，失踪与浮现交替，大致轨迹可见。当年他在县城实在呆不下去，去了新疆，在新疆也是颠沛流离，听说很努力，吃了很多苦，还是一事无成。他开饭店时，和他的女服务员谈了恋爱，比他小，那姑娘我见过，挺好的。姑娘娘家则对书斌极为愤慨，认定是书斌拐骗了他们姑娘，对他们婚事极为反对，我怀疑当年他玩失踪也是不是因为这件事，躲避姑娘娘家的纠缠，他们私奔裸婚了。不知道是姑娘娘家的继续撺掇，还是姑娘最终屈服于生活，姑娘最终还是离开了他，虽然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是个女孩，现在十几岁了。
      小叔的女儿叫书霞，听到她的消息就是过山车一样，冰火两重天，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书霞去南方不久就在县城买了房子，不啻是重磅炸弹，引起一个村庄都在震动，是她开启了一个农民在县城买房子的先河，在2000年，遥遥领先十多年。一个年轻轻的姑娘挣了这么多钱，在干啥，背后充满了怀疑、猎奇、借助于世俗、嫉恨、或者幸灾乐祸、讥笑、常态的思维来揣测、浮想联翩。
      接着就是唏嘘，书霞失踪了，谁都和她联系不上；她的房子有一部分是贷款，贷款迟迟还不上，她也借了她最近族家的钱，也没还上，失踪之后最近的族家也大骂书霞是骗子。资金没有后续，没了主人，书霞的房子只有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掉了。
      小叔死时四十多岁，假如继续活下去，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四
      我的堂哥是我唯一的一个堂弟兄。在我生活范围内，堂哥是仅有的一个视死如归的人。
      他是一个人去县医院做胃镜检查的，检查报告单出来了医生看着他欲言又止，正常情况下患者都有家人陪同，医生一般都不会直接面对患者，把真实病情告诉患者，报告单上也不会写得很直白，“癌”字由字母“Ca”代替；惯例就是让患者先出去，然后给家属说个明白，说也是区别于平常，一种见不得人、神秘，掩藏的意味。家人出来然后再告诉患者：食道炎。食道炎咋都不会好呢？慢慢会好的，家人在患者面前装得一副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样子，而他面对的是患者本人啊，他实在无法把那窗户纸捅破，虽然这是虚无的美好，能量却是巨大的。这个医生的素质是合格的，医生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患者看到未来，而不是绝望。
      你一个人么？医生明知故问。
      什么病，癌症吗？只管说！堂哥从医生婆娑迷离的神情了意识到了什么，目光的锋芒如一把利器，已经抵住医生的胸口，逼视得他没有了退路。
       医生不敢和堂哥的目光对接，看堂哥都是瞟着看的，似乎这是自己的一个隐私，打死都不肯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个事情的真相，他们角色变了，堂哥是一个审问者，医生则是一个心虚的罪犯。医生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回答，但非常艰难，非常孱弱，没有一丝的底气，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说了没有，对方能不能听到：是的。
       我曾听村里一个人讲他领着他的舅去看病，去的那天早上他舅吃了很多，走路脚下生风，他撵都撵不上，哪像一个病人。当他得知自己患上了食道癌时，中午一口饭都吃不下了，他搀着他舅上车下车，走路摇摇晃晃，走一会儿都要休息，蹲在路边猥琐得就像一只狗。村人说起那一幕就觉得他舅好可怜，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慰。不知道堂哥内心当时的活动，但外在表现了他精神的强大，他一个人怎样地去，又怎样地回，到家了他自己又告诉家人：我是食道癌。
      绝症病人一般都要经过否定、怨愤、侥幸、抑郁、无奈、绝望、接受等等一系列的心理反应，在每个阶段里其实都是焦虑恐慌、伤悲凄凉。大多数患者初次检查之后并不死心，都会换个医院做第二次检查，以便印证第一次的是否准确，他们渴望最好的结果就是前一次是误诊，这样的误诊，却又是多么的万幸，总是不肯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患者很少主动放弃治疗，不管什么样的办法都想尝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放弃总有希望——治疗其实也是一种挣扎，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挣扎，最乐观最顽强的挣扎。
       堂哥似乎一下子把所有的阶段都省略了，或者也有，但速度很快，一步到位，堂哥接受了，彻彻底底，干脆爽快地能接受了，堂哥拒绝放疗、化疗、手术等等一切的治疗，并非拮据，他是一名退休教师，有积蓄，子女们都有工作，家境都很富裕，他刚跨过七十岁的门槛，并不算太大，身体状况尚可。我曾建议他大儿子劝说堂哥，放疗也好，他说他父亲很固执，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当事者迷，堂哥当事心里还是这样亮堂，他应该看清楚了所有的过程都是一样的结局，太清楚是不是也是一种绝望？
      堂哥一生太完美了，完美得结束生命都是完美的。说他一生完美，是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特殊的社会环境，在特殊的环境中走过一生真的不容易，很多人都逃脱不了大起大落的命运波折，而他举重若轻，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免疫力。
      堂哥生于1932年，卒于2005年。
      生活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里，我们村里所有在社会上混碗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没有一个人准确清晰地判断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自己的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生如梦，他们的人生都是梦不到的梦。比如一人曾经当过民国的保长，一句话就能决定生死，他被枪毙了，没听说过他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比如一人家境非常贫穷，近乎乞丐，参加了国民军，当过何应钦的家属保卫队长，解放后又回到村里成了一个农民。他去广州以叛国罪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妻子改嫁，生了孩子。他生病快要死时才被释放回来，他没想到的是，到了七十多岁命运还有转机，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平反。都说教师没大福没大祸，未必，村里的几乎教师全体覆没，其中有我父亲，劳动改造了几年。另一个教师在劳动改造期间生了重病，当时见过病危中的他的人们都以为他死了；我的记忆里他起初就是一个村民，当他从事教学时我大为惊讶。一人的学历在村里最高，上过清华附中，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大一，名副其实的大学生，教学很有名，楷书也写得非常好，村里盖房子上梁，写帖子大部分都出自他手，口碑也好，最后沦落为农民；不会生计，日子过得很不好，晚年很凄凉。
      堂哥除外，是唯一一个平稳过度了所有时代的一个人，我家是地主成分，堂哥也逃脱不掉，成分似乎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当了教师，又当了很多年的校长，直到退休，都知道的“老校长”。村里的退休人员在一起谈论工资时候才知道堂哥是最高的，得出的结论是，他一直在工作岗位上，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和挫折。不要把堂哥想成一个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奴颜媚骨的人，这些和他都不搭界，他为人有目共睹，除了实干，就是沉默，都说他是老黄牛脱胎而来。一个吃“国家饭”的人和村人很不容易相处，无怪乎两个因素，一是村人嫉妒作祟，另一本人虚荣，总以为高人一等，很多人在外面混得非常风光，在村里并不招人待见。堂哥在外面是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在村里的口碑也是一致的好；堂哥对人一视同仁，不管光棍眼子，回到村里总是推着自行车，见了人都要先开口打招呼。在公共场合里让烟，不要担心你会被遗漏，吸烟的不吸烟的，十几岁的孩子他都不放过。在人们的眼里，他一生都是那样地诚恳、温和、谦卑、低调、与世无争。
       堂哥的岁数比我大多了，他的孩子们都比我大。堂哥比我父亲只小了几岁，叔侄俩小无猜，一起成长，知子莫如父，我父亲太了解堂哥了，我父亲把堂哥定性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牙被打掉了和血吞。父亲回答了我的疑惑，一个完美的人是可怕的，没有爱憎的人是可怕的，城府很深的人是可怕的，难道堂哥真的修炼到了佛的境界了么，原来，他的爱憎，他的喜怒哀乐都深深埋在心底，从不示人，可能，这就是他以不变应万变的秘诀。堂哥一生走来要比一般人多承受多少的厌恶、痛恨、违心、憋屈、愤怒、误解，焦虑，它们慢慢地聚拢、盘踞在堂哥的胸口，结果只有一个字：堵，除了堵还是堵，堵在胸口里生根发芽，无形的气体终于有了自己的实体而存在，可以直观地、明了地表达出来。锋利的手术刀能把肿瘤拿掉、划开，病理切片能研究出来它的属性、组织，但能破译出来里面那一个个让人迷茫、惊心动魄、惶惶不安的事情真相么，堂哥的心理历程么。
       一辈子不属于自己，一辈子都在堵，一辈子不能释怀，可能，到了人生最后，堂哥要任性一次，痛快地发泄一次，把一生的憋屈、愤怒、世俗一次性地全部发泄掉了。对于他而言，终于可以说一次不了，这样的拒绝是多么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