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绺微笑，或一星灯光 

            
                  一绺微笑，或一星灯光 
                                文/李新文


      先前，我住的地方叫“中门李”，是个大屋场。人多，田地也多，房子却横七竖八地摆着，远远看来，像一长溜乱放的“积木”。瓦屋不少，却有老掉了牙的，烟熏火燎的气息，直往外冒。当然，也有新砌的，红砖红瓦的样子，给人不少时新感。可不知为何，人们把那栋站在最南边的老屋叫做“新屋里”，哪怕后来拆掉了，仍这么叫着。看来，新与旧，在人们的头脑里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我的印象里，总“新”不起来，一眼望去，至少比我太爷的年纪还大，随手一抓，就能抓出一大把皱纹。
      屋是老，但千真万确是我儿时的启蒙学堂，离家不过百十来米，就算站在大门口，也能望见青砖到脊、灰瓦盖顶的轮廓。一旦走近了，你便看清一堵溜光的石制大门，两边站了石墩，墩上刻有线条流畅的兰草图案，这种造型，多少有点江南水乡的建筑味道。进门是个四方厅堂，顶档撑了两根合抱粗的木柱，木柱上设有屏风，图案不很清晰，说是这样的屏风能遮风纳气，也许是真的罢。稍稍过去一点，便是天井，井底铺着的青砖上长出一层苔藓，绿茵茵的，仿佛积满了时光。再往上是正堂，面积很宽，可放四张大桌子吃饭。房子的墙壁、屋檩和一块块燕子瓦片，全黑黢黢的，似乎飘逸出数不清的烟火气息。要紧的不是这些，里面摆放着几排由枞木板和树桩拼成的课桌以及不少自带的木椅，再加上北墙挂一块开坼的黑板，便有了一个学堂的轮廓。好在，进门右边的木柱上挂着一截生锈的铁轨，敲一下，当当响，才有了时间的概念。
      那个时候，没有中心小学的说法，统统叫学堂，几乎每隔两三里设一个，由附近几个屋场的适龄儿童组成。格局，与旧时的私塾不相上下。大约因我老家屋场大，娃儿较多，便就汤下面喊做了“中门李学堂”。老师姓周，是个女的，矮且胖，嗓子又尖，目光冷冷的，哪怕瞟你一眼，也害怕得不行。因而，村子里不少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最有效的办法是送到她那里“受训”——在严厉的目光下，抬头、挺胸、立正，好好站一阵。或者，蹲上半个小时的马步，弄得你汗水泗流、大气不敢出。这样一来，任凭再调皮捣蛋的娃儿也成了一只泄气的皮球。
       挂在木柱上的铁轨，敲响1976年秋天一个具体的日子时，我要去那儿接受教育了。那天早上，周老师出现在我家门口时，我飞也似地躲进隔壁的灰屋，任凭娘怎么喊，哪怕喊破嗓子也不出来。但，终于没挡住我爹的一顿竹条，只好战战兢兢跟在她的后面进了教室。
      周老师不仅胖，还拖着一根长辫子。倘若一生气，身后的辫子也跟着晃，好像气冲发梢，以至多年后我才弄清人的精神状态与头发一脉相连。我们到校早，周老师更早。经常，瞧见她在天井旁放了个木盆，木盆里搁了搓衣板，然而将衣服摊在上面用力一搓，呱唧呱唧的响声便传出来。她一边搓着衣服，一边朝我们喊：读书。于是，我们赶紧坐到位置上，赶紧从书包里摸出课本，又赶紧支上枞木板，用一连串的“赶紧”打理着早读。不一会儿，一个个读得摇头晃脑，呜哩里哇哩的声音，像波浪一样起伏。那样子，好比一群青蛙在闹池塘。太阳把门前的枣树叶子照得闪闪发亮时，要上课了，该敲钟了。大抵因为矮，她的手够不着，只好在地上加了个凳子。当，哪怕就一下，金属的声音也会从铁轨里钻出来，然后在檐梁间蔓延、缠绕，让过往的老鼠听了，也缩着身子，仿佛知道这是个庄严时刻，不能捣乱。然而，恰恰因了她的胖，加之地下的凳子用久了，等她用铁条再往下敲时，突然“咔嚓”一响，一只凳脚断了。刹那间，肥胖的身体呈斜线摔在地上，扑起一层灰，透过空气，看得见一个个颗粒在做不规则运动。这样的结果是，她没把钟敲着，反将自己给跌哭了，看得不少同学心里发酸。而我，望着她爬起来气呼呼的样子，差点笑出声来。
     扑去灰尘，抹掉眼泪，她拽着委屈的身体去侧边的屋子拿了粉笔、教本和一根尺来长的木条，径直走到黑板前，随后身子一挺，嘴巴一张，用尖而锐利的嗓子蹦跶出两个字：“上课！”但那个“课”字太用力，嗓音又尖，一刹那传到人的心里，有如锅铲刮锅子似的特难受，那滋味，酸酸的，涩涩的，让人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们在高而尖的嗓音里，稀里糊涂站起，又稀里糊涂坐下。不多久，便听她用跑调十万八千里的普通话朗读课文，接着，我们也跑调十万八千里，似乎一下从莫斯科跑到埃及，又从埃及跑到了爪哇岛……日子一久，以至我的喉咙里发出的尽是不规则的音调。但不管如何，在这学堂，她既是堂长，又是教员；既教高年级，又教低年级；既教语文，又教算术，还教唱歌、跳舞、劳动等科目，可谓语、算、音、体、美一肩挑。
      我爹曾十分神气的说，周老师是个能人，样样捡得起、拿得下，尤其让娃儿们服行。打心眼里说，最让我们服行的并不是她的普通话，也不是她的目光，而是讲桌上那根尺来长的木板，一眼望去，有棱有角，还现出白白的颜色。课堂上，只要她发现谁在叽叽呱呱讲小话，扎叭扎叭吃零食，或东张西望走神的，准会跑过去赏你一板子，长长记性。打也没什么，还一边打一边念念有词——“板子南山竹，不打书不读。”这样汉，大概同我爹说的“私塾先生”差不多吧。我坐在最后一排，离黑板较远，自然警惕性有所放松。平日里，不仅东张西望，还经常偷吃零食，这样一来，她对我的最高评价是一只毛手毛脚的“孙猴子。”一天课上，我从书包里摸出一只烧好的红薯，刚低着头咬一口，便被闻着气味而来的她给逮住了。吃，吃，吃，就晓得吃，拿出来。其实我把脑袋压得很低，脖子缩着，就怕她发现，结果还是被逮着了。抬头望一下那刀子似的目光，刹地头皮发麻，身子发紧，那感觉与当了小偷毫无二致。万般无奈，只好抖抖索索放在桌上，不料，热烘烘的气息从咬破的缺口散发出来，雾一样缭绕，一下把整个教室填满，并将一双双眼晴勾得发绿。她望了大伙一眼，气不打一处出，即刻抛出两个字：不看。于是，大家便不看，一律调头。我得到的奖赏自然挨了一板子，还被请到黑板前站半个小时的马步。
      学堂前有口池塘，一到夏天，风一起，波光闪烁，散发出无穷的诱惑。这水塘大，而且深，听说曾淹死过人，化成了水鬼，只等有人靠近便会扯脚，好找个替身去投胎，不知是不是真的。一天中午趁周老师家访去了，我们啥也不管了，一窝蜂钻进水里瞎折腾，弄得水花四溅，连笑声也湿漉漉的，那感觉太爽了，怪不得后来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里面有“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句子，其滋味大概如此吧。此时的天底下，盛满水花和我们的欢笑，还有纷纷洒落的阳光。透明的光里，我们全然忘记了时间的存在，也忘记了周老师的一脸严肃。可不曾想，玩得正起劲时，突然一个声音朝我们吼来：不要命了，啊；无法无天了，啊！回头一看，差点魂飞魄散——周老师一边吼一边把我们放在岸上的衣裤全拽在手里，那会儿，我吓得全身发抖，猫着腰一溜烟爬上岸，想趁机逃跑，不料她的速度比往常快得多，没跑出三步便被她逮住了，揪着我的耳朵说你这坏家伙还想溜，做梦。随即叫大家一个揪着另一个的耳朵往回走，一下子，地坪上出现长长的连环耳造型。那天中午，我们赤条条的在黑板前集体扎马，差点把前来围观的大人笑晕。
      我爹说，整得好，整得好，不整会翻天。而我，真正领教她的厉害，是某个夜里留在学堂背诵那篇《小冬子刀劈胡汉山》的课文。
      概括起来，她的教学方法不外乎四个字：死记硬背。每天，我们一进教室便敞开嘴巴朗读课文，一时间，有读《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有读《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也有读《闪闪的红星》的……并且，一律学着周老师的腔调读得风生水起。乘着空闲，我偷偷瞄了周老师一眼，发现她的嘴边闪出一个抿笑，想必见大家受了她的影响有点开心吧。那时，她对背诵课文的办法很直截——背出来的，回家；背不出的，留下，继续读，继续背，直到背出为止。那时，我真有点像天不怕地不怕的“程咬金”，可偏偏怕留校。为啥？说穿了，就是怕周老师满脸的严肃和冷竣的目光。可惜那天夜里，《小冬子刀劈胡汉山》的课文读了不下二十篇，始终结结巴巴、背不圆整，气得她直跳脚，骂我是只蠢猪。
      不料，第二天上午，这“光荣称号”在教室里飞来飞去，甚至成了让我招架不住的笑料。不知这两个发音很重的字儿，从同学们的嘴里吐出来有没有快感？照实说，我除了难受，还是难受，弄得面红耳赤，只恨地下没条缝钻。后来一问，才知是那晚同我一起留校的李建新泄了秘。
      我的座位与李建新同排，并遥相呼应。他读四年级，我读一年级。那天上午，因这光荣称号，我们扭作一团，雾一样翻滚，一下从教室滚到走廊，又从走廊一齐倒进天井。李建新说，你一篇课文读了几十遍都背不出，不是蠢猪是什么？我嘴巴一撅回敬：你才是傻子，傻子，傻子。我的声音很大，一下覆盖过了他的身体。上课时，我们自然被请到黑板前作检讨，我说蠢猪不光荣，要做就做乖猪……结果满教室哄哄大笑，连楼上的老鼠也在应和，周老师听了，大概也偷偷笑了吧。
      教室旁的天井是个好地方。上纳天光，下接地气。春天，燕子从天井口翩然而来，带来了春的气息，满嘴的啁啾，不知不觉湿润了一个屋子。夏天的阳光纷纷泼洒，看得见匆匆行走的样子，不经意把整个空间照得一片通亮。秋天，木叶儿从高处悠悠滑落，一片接着一片，恍惚一个季节的问候。而冬天，风从天井上空溜进来，一股脑儿钻进我们的颈脖，让人无由的颤抖。周老师却有办法，在天井旁烧了一堆火，火舌子从烟雾里伸出来，一舔一舔，像在向我们招手。她说，谁先背出《董存瑞》的课文，谁先烤火。这种激励方式像一下触及了着火点，顷刻读书声大作，呜哩哇哩的声音如同波浪一样高低起伏，有了浩荡之美。而我，因那“蠢猪”的称号，倏然把所有的思绪聚成一个焦点，誓要争个第一才算挽回面子。那一刻，我凝神屏气，眼睛盯着每一个字，一个挨一个读过去，又读过来，就像我爹收刈谷子那般的细致。这时，也分明觉得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支使着，将沉睡在体内的记忆因子一一唤醒，然后排兵布阵，一齐涌向我的脑子，接着又如山洪爆发，如激流撞击、旋转、飞扬……当我头一个挺直身子一口气背下课文时，李建新惊讶得合不扰嘴，甚至不相信他的耳朵。这一刹，也清楚看见周老师向我投来了一绺微笑——第一次微笑。那笑，淡淡的，隐隐的，似有若无，恍惚一抹轻烟。这场景，哪怕到了现在，仍记得清清楚楚，还有那种淡淡的笑容在记忆里清晰如画，定格成一种珍藏。也许世上的珍藏没有永远，但至少给我不少力量，对，是力量，振奋人心、鼓舞精神的动力。即便时隔多年，先前曾读过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篇什仍深刻于心，你能说与那绺微笑没有关系吗？我又想，就算我日后走文学之路，并一直坚持到现在，何尝不是这种力量支撑着。哲人说，最好的老师不是给了你多少知识，而是精神鼓励，哪怕一个动作，或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也会受用终生，想想，还真没错。
      春天来了，雷锋的精神悄然降临。那时候，学雷锋的劲头很足，同学们一个个写决心书，然后到讲台上朗读，写得好的张贴到黑板左边的学习栏中，并配上一个用红纸剪的五角星。可惜我的决心书写得不生动，没贴上去。只是，有一天下课，我闷声不响把一个同学松动的课桌脚给修好了，那会儿，我啥也没想，更没注意到周老师站在旁边一眨不眨的望着。不料放晚学时，她往讲台上一站，用高而尖的嗓音说咱们这里出了个活雷锋，然后说我如何乐于助人并做了好事不声张，大家要向我学习……云云。刹那间，她的话像长了翅膀的鸟儿在空中飞翔。一下子，所有人的目光向我射来，那样的目光里充满钦佩与羡慕。那一刻，我浑身的每个毛细孔舒张开来，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和畅快，全身上下熨贴贴的，比喝了鲜汤还要爽快，怪不得孔子说：“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可一眨眼，她的话头突然一转说你不能因学雷锋就缺交作业！这下，我仿佛从一座高峰跌入谷底，窘得满脸通红，羞涩、慌乱、迟疑、局促之类的词语一齐向我袭来，压迫得无所适从，进退维谷。可待我吱吱唔唔说笔弄丢了时，马上，只能用“马上”才显得准确，便有一双双拿着铅笔的手向我伸来，那挥动着的手臂和一个个张开的嘴巴以及从嘴唇里发出的声音，等等，让人不由自主想起西方的爱神，恍惚世上所有的爱，所有从内心发出的真挚，在这一刻交集、融汇、流淌，并化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样的气氛里，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受，好像除了激动，还是激动。我在这样的激动里不假思索接过李建新伸来的笔，就在这一刹，我突然发现他也高兴得不知所措，似乎成了活雷锋。
       “六一”儿童节说来就来。依照惯例，每个学堂需准备几个节目到大队部礼堂参加汇演。那时的礼堂是让人神往的地方，可惜我长到6岁还没去过，倒听爹说，礼堂设在一个山坳上，高大，敞亮，粉墙红瓦的厅堂内设有齐胸高的舞台，两侧挂有红灯笼和为数不少的红旗……这一切，给我太多憧憬。那次，周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朗诵诗歌，要求声音宏亮，表情生动。于是，我连夜拼命的读，拼命的背，还不停的伸展手臂，几乎快活得舞之蹈之了。这劲儿，连爹见了也很高兴。可汇演那天，面对无数观众，我却紧张得不行，仿若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茫然中，我把头翘得老高，吐出的词儿像打雷，那模样有如犀牛望月那般傻，让所有的人笑得前俯后仰。我不知后来怎么离开舞台的，只感到脸上火烧一样，像做了件怪丢人的事情。事后才知这节目名落孙山，据说评奖时周老师与评委争红了脸。真可惜，让她失望了。
       那个月光很好的夜晚，我与李建新偷偷跑到天井旁坐着，抬头看一片片月光从高处洒落下来，好像把我们的身体全覆盖了，也把天地给连通了。此刻，教室一片寂静，只有一溜溜枞木板儿和椅子清晰可见。记得有个诗人说，事物是一种气息。你能说那时课堂上发出的每一个声音，做出的每一个动作，不是一种难得的气息和终生难忘的存在吗？那天晚上，我望了一会教室，又朝左边的厢房里望了一眼，有一盏灯还亮着，不用问，一定是周老师的灯光，虽不很亮，但足以照亮我作业本上的字迹以及躲在文字背后的心灵。对我来说，恰恰因了这星灯光，前行的路才有了方向。
       时光一掠而过，许多往事化为烟云，但儿时的那星灯光、那绺微笑以及一份纯真仍温暖于心。这感觉，是过往的路途中很难找到的。新近回乡，踏着一地的春阳在村庄里转悠，仿佛在丈量我数十年来的生命长度抑或时间的长度。落入视线的却是大开发的影像，那栋充当学堂的老屋荡无踪影，代之以一座高楼，直入云天的姿势，超过了想象。显然，我已无法找到先前的入口，更无法听到琅琅的书声和嘻嘻哈哈的打闹。现在，故乡正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现着，步入崭新的轨道，不少人住进了高楼，开起了小汽车，在被填平的池塘上奔驰，融为一种时尚的节律。而我，却怀念那段属于孩提的时光。站在春天的阳光下，真想沿着时光的路径重新回到从前的课桌旁，聆听周老师的教诲，可惜那些教鞭、粉笔、黑板、枞木板儿拼成的课桌，已然成了岁月里的背影，抑或温暖如诗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