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级台阶

　　
　　走进这座大楼，心情有点复杂。有被放飞获得自由的解脱感，也有被剥落、被放逐、被遗弃的感觉，有些留恋，有点伤感。脑际突然闪出一句白话诗：假如大楼是一棵参天的大树，我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随风飘落……
　　
　　靠案牍劳形显露的一点名气杀入这座大楼，已26年了。先在最高层四楼的报社，后调至二楼的县委办，再后因身份的限制，不能继续在纯行政单位，又调到四楼的新闻办。每天上下班或外出办事，都从楼梯上下，来来去去已经习惯得和自己家一样。可这次不一样，是最后一次进出了，虽然以后随时还可以来，可只能是客人的身份了。
　　
　　34岁进入这座大楼时，尚是农民的身份。再往前是民办教师、乡政府专搞文字的临时工。这样的身份，像困难时期的地方粮票，只限于本地使用，而不能在全国流通。我能调进这座大楼，有破体制的意义，更直接原因是那张县级小报的复刊，急需几个文字硬手充实进来。于是，我和另外一个频频在各级报刊露脸的农民身份的“笔杆子”，被破格启用调进来。只是，与我一起来的这位古文底子很好的仁兄命运不济，第二年便患了肝癌，发现已是晚期，上下不够两个月便辞别人世。这老兄从小被抱养到无男孩的姑姑家，可他去后姑姑却一连生下了两个男孩，因此遭受冷落，养成了孤僻、内向、敏感的性格。与我且走且看的性格相比，他虑事多且长远，很有点城府。比如鼓动我去找领导，给我俩弄一纸招聘手续或合同，一旦有何变故好有退路。还想着在县城安个家，以后可以带孩子来读书，与女人长相厮守。而这些，我想都没想过。不知道他的病与他的郁郁寡欢、多忧多虑有没有关系，反正留下一女两男三个孩子和30多岁的女人，一蹬腿去了。与他比，我的命运要好一些，熬到40岁混到一个职工的身份，虽因身份、文凭、年龄的三大硬伤，再不能有何进身，工资、各方面待遇也与同我差不多资历的人差着一大截，可毕竟还大喘气地活着。
　　
　　这座老式建筑风格的大楼，位居县城中心，我调入时县城里独此一座，鹤立鸡群般鸟瞰着周围灰不溜秋的街道商业店铺和民宅群。事实上它的身份也鹤立鸡群，因为这里是全县的政治、决策中心，是心脏部位，一个县政治、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取决于这颗心脏跳动的频率与强弱。后来，在大楼后边又竖起了政府楼、人大政协楼，西侧还竖起了附属楼，满县城各式各样的楼也林林总总竖立起来，楼层越来越向高空辐射。但这座火柴盒风格、没有电梯的大楼，依然是驱动这个县社会生命的心脏，而且从规模的概念上越来越强大了：办公机构越分越细，部门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大量陌生的年轻面孔出现在上下班的楼梯上。原来大楼的人差不多都认识，现在不行了。大约因我也算是本县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吧，从楼梯上下时，好多生面孔的年轻人口称老师，热情与我打招呼。我虽不失风度与礼貌地做出回应，可下次在楼梯遇到，依然说不出他们是谁，在哪个机构哪个小单位里工作。不是我对新面孔不敏感，而实在是新人太多了，多得让人记不过来。
　　
　　在踏上楼梯的那刻，我忽然想起，从楼梯上上下下26年，竟然没有注意过一到四楼到底有多少级台阶。于是退至一楼，扶着暗红色的木质扶手边往上行，边在心里默数，终于在我最后要退出这座大楼时搞清楚，一到二楼28级台阶，二到三楼、三到四楼各24级台阶，总计76级台阶。一层楼到上一层楼的中间，有一个过度的平台，楼梯从中间上来，在平台一分为二，从两边折上去，显得有点曲折，同时也让人感觉是一种艺术。
　　

　　大楼的楼梯是供人上下行走的，这是一个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的物理原理。但细想，很符合这座大楼的某种特性。
　　
　　这里的每层楼都很安静，很少听见有人喧哗。偶尔有男或女职员从楼道走过，衣着均简朴整洁，端庄大方，很少有花俏色彩与样式的，面部表情千篇一律地庄重、内敛、矜持、冷傲，有意无意间流露着一种身在政治中心和领导身边的优越感。遇到级别高点的领导时，会迅速换上一副修饰过的笑脸，小心、谦恭地打招呼。领导有事交办，满面虔诚地侧耳恭听，然后一脸神圣急急如律令地去办。他们中还占着年龄优势的，心里都揣着一个“上”字，期待着有一天被提拔起来。已在台阶上的，则期盼着再上一级台阶。领导岗位出现一个空缺，会有好多个人同时盯上，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去争取。研究干部问题的县常委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可不知怎么消息就迅速传开，平静如常的外表下，不知道有多少颗心高高悬起来。会议的结果还在保密阶段，却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由最初的几张嘴传成无人不晓的大路消息。各楼道的大小办公室会出现道此起彼落的道喜声，讨酒喝的嬉闹声，会看到好多张春风得意或者因失意黯然神伤的脸。这天晚上，注定了许多人因兴奋或沮丧而睡不着觉。
　　
　　当然，如同楼梯的法则，有人上就有人下，下者多系到规定界限年龄的离职、退休者。那些上了点年岁错过了风头的人，则在等待着下。这些人不再拼命不再闯了，掌握的底线是照应住摊子，不出乱子，只等年龄一到，好平平稳稳从岗位上退下来。大楼的人因此呈河流般的流动性，一直有水蒸发、渗漏，也一直有新的水源补充进来。总的趋势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想着上的比等着下的多。由这种僧多粥少的格局所决定，就像早上8点多上班时的大楼楼梯，出现向上的拥挤。说来也正常，来到这样一个生产官员产品的权力中心，大家近水楼台，都想着弄个小官当当，完全在情理之中。假若这里是一座商业大楼，大家想的盼的一定是如何多多赚钱，多多发财了。
　　
　　我是这座大楼里的一个例外，我的那些致命缺陷，使我不能参加楼梯向上的拥挤，成为别人眼里的一道风景。但事情都是相对和辩证的，那些在楼梯向上拥挤的人，何尝不是我眼里的风景。可以说这座楼里再没有像我这样脱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了。人就是这么回事，事不关己，不在利益、利害的毂中，才能冷静、理智、清醒地察看红尘中的人与事。
　　
　　那个在机要室干事岗位上窝了好多年的小老弟，怎么就趴在我肩膀上呜呜噜噜地哭了。当天晚上是喝了酒，可酒精的作用有这么厉害吗。他嘴里唠叨的话很不连贯，却主题高度集中地诉说着一个意思：在收收发发、一天24小时不能间断人的机要室，沤得都快长毛了，可还没轮到提拔。他从17岁就当了通讯员，前前后后十多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和疲劳……我心里想，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机要室，既不通晓全县政治、经济的大局，也不熟悉乡镇、各职能局的微观，甚至嘴皮子也没练上，如果就地提拔仍在机要室干还好说，如果“外放”到乡镇或业务性质很强的部门，岂不是为难自己吗。嘴上却说，无官一身轻，当干事有啥不好，提个副科不还是被人支使的大干事吗。他说你知道个屁，不登上副科的第一级台阶，怎么上第二级第三级台阶？我不好意思明说，巧妙点到能力问题。他说老哥你糊涂了不是，干不好我还干不坏吗？你看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有几个是靠能力混的，干得塌锅倒灶顾不住摊子了，挪个地方不照样干吗？说罢又一腔委屈地哭，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他的话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想想还真他妈是这么回事。后来，这小老弟终于提了副科，下了乡镇。在欢送他时脸上放着红光，频频举杯敬酒，喝了好多也没见醉了。
　　
　　我经常纳闷，一些想着上的人，为能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怎么就能做出让人一想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举动。县委一把手的女书记匆匆从会议室出来，到女洗手间去，办公室负责后勤服务的一位急趋几步，打开女洗手间的门，脸上堆着绝对过份的笑，平举着一只手说，书记您请进，请进。女书记当下就愣住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说你这是干啥，不会连解手这样的事也替我做了吧？过元旦我们办公室几个同事与主任一起玩牌拱猪，主任有“全红”的意思，刻意收红桃。按理说，其余的人应该全力保红桃，死活不贴。可其中一位就故意贴红桃，而且专拣大的贴。结果，主任有一张小红桃没抓过来，一下被拱成了猪。本来涵养很高的副主任说话了，说某某呀，咱们就是玩牌，别玩得复杂化了。这兄弟连连点头说是是是，谁知以后玩得更复杂了，跑到市里认了一个身处要位的老乡做了“叔叔”，平时殷勤跑动，过年必往拜年，很快调走提拔了。还有一个业务性质很强的小单位女副职，在频频出入一个重要领导办公室一段时间后，突然变得腰粗气壮，屡屡咄咄逼人地对正职发难，进而实质性掌控了单位大小事物。于是大家就猜想，这女人究竟在领导那里干了什么，怎么一下变得这样强势？后来此女果被扶正，不久又被调到一个更大的单位坐了头把交椅。
　　
　　不过，并非所有忙乎着上的人都可以交了好运。一个有心于文字，一直把我当老师看的年轻伙伴，满面愁容找我，让我帮助破解一个难题。他在干事岗位上打拼了好多年了，一直轮不着提拔，心想现在时兴送，很可能是没走这步棋，领导才记不起他来。于是凑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钱，瞅机会送给了一个管干部的县级领导。可没过多久，这位领导却因升职调走了，既没退钱给他，也没有任何交代。他非常窝火，却不知道怎么做好。我心里有点吃惊，在我印象里，这位领导一直小心小胆，行为规正，怎么还有这样的行为！可人证在这儿摆着，不由我不信。我帮小兄弟分析道，就此拉倒，你一定不愿吃这哑巴亏；可是直眉楞眼去要，不给就举报，对你也不好，送钱毕竟属于贿赂。再说其他领导也会因此记住你，以后再想提拔就难了。我建议他给那个领导写封信，就说托他办的事，请给接他手的人打个招呼，反正这事就拜托他了。他如果感到作难，或许会把钱退还给你。小兄弟连说这是个办法，可最终他是怎么办的就不知道了，或许连写封信的胆量也没有，吃了哑巴亏拉倒。
　　
　　那些上去的人里，也不都是坐上了铁交椅，有极少数如楼梯上行走的人一脚踩空，摔倒，滚落下来。我对一个曾是我领导的人就做过判断：此人，以后准保出事。后来果然被双规，党籍、工籍双开除，还进里边住了一段。不是我能掐会算，料事如神，而是我看出此人本事虽然不大，却胆子极大，大功小功都揽，大利小利都贪，而且还好女色，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反倒活见鬼了！

    扶着扶手三折两曲向上走，心里替那些一心向上拼抢的人怜悯起来：天天如此劳心费力，累不累？　　

　　
　　既然我是大楼里的一个另类，没有资格参与楼梯向上的拥挤，就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做一个洒脱、自在、性情的人。我本来就是冲文字而来的，只希图写出几篇看得过眼的文字，而从未奢望过做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好在回家乡时可以在父老乡亲面前飚一曲“大风歌”。因此，我没有必要在观察别人脸色、揣摩别人心思这种事上过多地浪费精力，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个性、人格、尊严都阉割了。我不是不谙世事的癫狂之人，可我真的没什么可怕的，就像眼前这楼梯，没有上，不存在下；爬得不高，无所谓跌得重。
　　
　　写文章是清净之道，寂寞之道，好像更适合于我这样的落拓者。那些一心想做官，或者已经身在官位的，很难再沉下心来对付那些魔性十足的方块字。市里太行日报社的一位亦师亦友的副总编，就曾经对我感慨，从记者升任科主任、副主编以来，办公桌越坐越大，作品却越写越小、越写越少了。老兄他不是江郎才尽了，而是担负的杂务太多了，根本无暇于写作，包括资料已到位、构思很成熟的作品，也难以成篇。此兄是很有潜力的报告文学作家，山西的《黄河》专为他的《与共和国同行》出了专刊，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是同乡的好朋友。赵瑜对他的评价是，出了一个市级报副总编，毁了一个全国级报告文学大作家。他成为我的一面镜子，也庆幸自己心理环境的相对单纯与安静，可以高度集中精力对付我的文字。只可惜，如国外一位哲人所言，人首先遵循经济的原则（也叫生存原则），而后才遵循道德原则与超越原则。迫于生存的压力，我不但忍痛将真正爱好的文学放下（为解决经济压力，我甚至停薪留职下海经商4年），而且在公文、新闻、理论这些类型的文章写作中，不得不做出某些迎合，说一些违心的话，有时候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否则，我真的会混不下去。当然，这个奖那个奖，包括省里单个作品的五个一工程奖，市里的特等模范通讯员、五一劳动模范、市工会记的一等功，就不敢以为是什么光彩的事。
　　
　　好在我还敢喜怒于形，有什么屁痛痛快快放出来。大约写材料写出点名气的缘故，遇到难度大一般人啃不下来的材料，常被县里领导跨序列、跨业务范围抓差。会来事的领导这时会满脸堆笑给灌米汤，什么大笔杆，大才子，文章出手快还高度、深度、尖锐度都上得去，能者多劳嘛，非拜托你完成了。继而两盒好烟往眼前一拍，很理解地说，烟对写文章的人来说，就是灵感就是命，没它哪能熏出好文章来。偏偏自己是一个顺毛驴，被这么一拍一哄，就乖乖的撅起尾巴没明没夜去突材料了。可也有些领导仗着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是个冠（官），虽然非垂直领导，却虎着盘脸拿着官腔，发令材料必须写到什么份上，什么时间必须交差。岂知本职工不光是头顺毛驴，还是一头犟脖子驴，当下就硬梆梆给顶回去：请问，别人工作岗位的工作为什么要让我来干？我干别人岗位的工作，我分内的工作谁来替我做？对不起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拿多少报酬付多少劳动，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的工作原理与分配原则，拜拜了您哪！然后抬屁股走人。当然，人家想让你干还会变着法让你干了，只是更大的领导出面而已；更大的领导自然有更高的水平，能哄着你让你把活给干了。要问既然活还是你来干，图了个啥？嘿嘿，就图一个好脸色看，就图一口好气，如果连这也不图的话，我吃饱了撑的！
　　
　　最让自己心安的是还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农村来的那些老百姓是我的什么人。在楼梯上走着，听见最中心位置的二楼人声噪杂，伸头看时，发现是两个农民模样的老夫妻，为了他们久拖不决的冤苦事情想见见县里的老一，却被干事们挡了驾。农民自然是农民的想法，在他们眼里，唯有这个县最高长官说了话才顶用，也想如戏文里的拦轿喊冤秦香莲一样，求得青天大老爷的垂怜，解决了他们想解决的事。于是赖着不肯到扯皮的信访办去，更不想被当作皮球一脚踢回去。那些失去耐心的干事们便下了手，推着搡着往楼下赶。自己的神经一下便被戳疼了，过去拦在那几个面前说，伙计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的父母有几个不是农民，书记就不是老百姓见的吗？你们在为书记着想的时候，能不能也替这些老百姓想想？
　　
　　更直接插手过一回被个人承包企业下岗职工的事。其实之前县工会、县人大就已介入，组织召开了职工大会，通过民主表决形成罢免了承包人厂长资格的决议。可在行政权力庇护下，承包人依然是厂长，而且变本加厉地打击下岗职工，转移厂里资产。下岗职工代表们找到我时，一听情况就激动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了手。调查取证后，一篇报道捅出去，很快在中国工人、山西日报、山西工人报等十多家报刊登载，并大多加按加评。县纪委被迫介入后，第二天午饭时工人向我反映，该厂长正在某酒楼宴请纪委查案的人，头天晚上就已请过。我骑着摩托车就赶了过去，在酒桌前来了个现场拿获。我对纪委带队的人说，报道标题已经拟好，你听好了，“那边召开公处大会（头天下午刚开县级公处大会），这边猫鼠举杯同宴——XX县纪委怎能如此查案”，有胆量，你们就慢慢在这儿吃喝吧。说罢扭头就走，被该带队人一把拖住，表示饭钱自付，马上退出，保证认真查处此案。后来，还同本县最高行政长官有一场对决。该所持理由是为人才使用和县财政收入着想，纪委要快速结案，让我别再管这事。我虽然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但还是很关心地告诉他，你这样做会对你形成不利，你想想，年底时县人大那里你如何述职，又如何应对他们对你进行的监督评议？终于使他挠起了头皮。最终，工人们推选的厂长终于上了任，那位承包人也得到相应处理。我因此类事被评为市里十大维权标兵之一，市里记者节举办活动，在各展风采的耍嘴皮子赛中，“最勇敢男记者”竟然花落我家。
　　
　　有点二百五，但绝不仅仅是“我是职工我怕谁”的无厘头嬉闹。
　　

　　办完事，同送行的同事告别，一步步从76级台阶的楼梯下来，步出大楼，回身而望。
　　
　　大楼依旧，我已非然。这次真正意义的从楼梯下来，是政策的规定，也是自然规律的安排。老，不是一件好事情，可我总是能运用辩证法找出对我有利的一面来：从今往后，我再不用吹喇叭、抬轿子了；摆弄文字，再不必为非使用不可的那组GDP打首的官方数据和含水分的辉煌成就头疼了；“御用文人”的标签，从此一风刮掉！
　　
　　我踏上回家的路，以独立人格的姿态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