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食堂

       早上，我一放下农具，就推出自行车，急急往村委会赶去。我家距村委会不远，二里路，一里半上坡，半里下坡。路上遇上不少人，他们皆友好而阳光，问吃了没。我说吃了。我哪里吃早饭了？去村委会，就是赶去吃早饭。不是我信口说谎，而是那年月，问吃了没，说吃了，是见面打招呼的礼貌用语，与今日的你好、早安，一种意思。到了村委食堂，已有十多个人坐在那儿吃饭。有人说：快来，快来，你迟到了。我笑了笑，取碗打饭，坐下吃。
       上世纪90年代，每个村委会都有食堂。不，时间往前移，时间往后推，村委食堂都存在。其实，只要有单位的地方就有食堂。吃是第一位。只是，村委会的食堂，就食者像征性的钱不用交，免费供应。能享受这种特权的，自然是村干部和上面下来的人。村委食堂是两间平房，一间厨房一间饭堂。厨房垒个两口大锅三口小锅的柴火灶，如头大像伏在那儿，前窗还摆了张饭桌。饭堂摆四张饭桌。足可容纳五十多人就餐。1991年至1997年，搭头搭尾，我当了七年村官。那是我最青春的年华，时常感叹，就那么白白地浪费了。陈木匠说：你吃是吃到了吧？
       他说的不会错，如果这要算收获的话，应该是唯一的。那会儿，村委食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天开门，只剩春节那几天关门。而我，一年至少有三百天在吃食堂，一日三餐都不落下。食堂的伙食不赖，几样荤菜几样素菜，木甑饭、糯米酒，可以敝开来吃。做饭阿姨厨艺不赖，咸辣适宜，色香味俱全，很对我口味。如今城里在打拼，未曾寻到这么原汁原味的乡村味道。很怀念。
       农村厨艺好的女人多。据说，能来村委食堂做饭的女人，多是给村长或支书睡过。食堂做饭的香嫂，据说是村支书刘麻子相好的。我们只是私下里猜测，没有真凭实据。那年月，种田人只能吃饱没法吃好，来食堂做饭，不但能吃好，还有一份工钱拿。与乡村干部熟悉了，方方面面都能得到照顾，是分不错的福利。一个乡村女人为此献身，完全可以理解。何况，其中不能排除她们存在真实感情。我素来感冒祭起道德的照妖镜。
       村委食堂，常年有近两桌人吃饭。七个村干部，一个通讯员，一个做饭的，两三个镇驻村干部，还有几个蹭饭吃的，加起来十多个人。那时，五花八门运动式的中心工作特别多，计划生育、林业大检查、征税征粮、造林育林、开发果园、种这种那……会也多，工作就是开会，乡里开会、村里开会、村小组长会、党员会、群众会、民兵会、青年会、妇女会，还有许多你想不到会，还有许多你想不到的上面来人。这时，村委食堂可热闹啦，赛过农家办酒席。
       初当村官时，我不好意思赶到村委会去吃早饭。家里有几亩责任田，我还养了几口鱼塘作副业。白天要去村委上班，家里家外全靠新婚不久的妻子，很对不起她。早上时间就显得尤其宝贵。每天，我得天没亮就起床，有时去打农药，有时去挖地，最多的是割鱼草。我就这么朴素地认为，早上是为自己干活，吃也应该吃自己。赶去食堂吃早饭，心虚气短。贪吃鬼的污名不好听。
       你为什么不来吃早饭？张二丫问我。
       张二丫身兼四职，村妇女主任，村计生专干，村出纳，村食堂管理员。她会这么问我，是她不把我当外人。她说要做我姐姐。
       我说，不好意思呀。她说，有什么不好意思哟？你是村干部了。我说是真的不好意思。她说，你不好意思了，那大家就很好意思啦。知道不？大家都在背后说你哩。我是好心提醒你。我心下一惊，不来吃早饭，沦为大家公敌，很划不来。初来村委当干部，得跟大家处好关系。贪吃鬼的污名是不好听，但与人际关系比起来，它就太轻了。于是天天赶去吃早饭。脸皮就是这么吃厚的。
       村委几个干部，就数我家离得近。他们，近的三四五里，远的十余里。有时我会想，他们为赶这餐免费的早饭，也是挺不容易的。
      心虚他人说我贪吃鬼，这担心是多余的。每天早上，路上会遇到很多人。他们，除了友好而阳光地打招呼，也有人用目光盯我后背，转头对另外一人说：吃了个屁呀，还不是去赶早饭。这话，不幸让我听到了，心里很难受。不过，很快有人替我说话了，那人说：人家是村干部啦，妒忌恨你也可以好好拍马屁拍个村干部当当。
村委一年的伙食费在三万元上下。三万元，现在看起来这数字不太，但那九十年代初，一户农家一年很难挣到一千块钱。三万元钱可以在宁都县城买套很不错的房。现在，宁都县城的房价是六千多一平米，换算下来就是一百万。一个小小村委会，一年吃掉一套房，公款吃喝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未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负担是个沉重话题。陂下村能从山上搞到一点收入，但人均负担也是一百多二百多三百多直线往上升。一千五百人口的行政村，仅伙食费一项，分摊下去就是每个人二十元。食堂每一颗饭粒都是农民的血汗。村民对村委食堂那是恨得咬牙切齿。吃过吃绝！吃了拉黄白痢！背后咒骂之声不知有多少。未当村官时，我也骂过很多回娘。事情就这么诡异，村民对乡村干部吃食堂恨得牙齿痒痒，却又承认它的合理性。人家当干部了哩。乡村干部从来不认为这是不对的。过去不，将来也不。特权，只要成为一种习惯，就变理直气壮。而中国人的特权思维，天生地养了几千年。
       村委办公楼，原址在风江坪村，前几年才搬到这前后左右没有居民房的地方。原办公楼虽是土坯房，但做得结实，使用它三五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会搬迁，其实是搬食堂。办公楼落在村子中间，极大地方便了村中闲汉们来逛逛，打牌聊天下象棋，村委会已成娱乐中心，很令村官头痛。头痛的就是吃。村干部吃什么，全暴露在他们目光之下。小虾落锅就传得全村人都知道，杀只鸡那是大吃大喝的罪证。客家人讲客情，不打算请客也会假意喊你吃。遇上饭点，六七个村干部总有人出于礼貌喊一声。厚道的村民会闪身走人，而闲汉是很不客气地坐下来就吃。久而久之，不客气的人就多了，不用喊就很不客气地取碗打饭。村干部心里很不痛快。再不痛快也开不了口来撵。谁撵谁得罪人，又不是吃你个人的。做人的道理谁不懂？这么下去可不行，村支书刘麻子决定搬地方。
       村委会搞建设不难，可以举全村之力，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物，没物的出力，办公楼就建起来，村委没花一分钱，还倒赚了几千元。村长五百瓦很兴奋，总算明白了，上面为什么喜欢搞建设，原来是有钱赚。
村委搬了新址，并不能阻止一些闲人来食堂蹭饭吃。当然，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闲人。他们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他们是村小组长、老党员、退伍军人、小老板、手艺人、护林员……他们是村里的精英，从吃食堂这件事来说，他们与村干部是同属利益集团。
       村小组长，老党员吃食堂吃得最理直气壮。他们是吃开会餐。伙食不好还会骂娘。村小组长是村干部的得力助手，老党员则充分享受执政红利，他们来村委会办点事什么的，村干部会很热情地留下他们来吃饭。他们是最受礼遇的群体。
       受礼遇的还有手艺人。手艺人在农村是很受尊重。有点高傲的村长五百瓦都会时常散烟给他们抽。木工泥瓦匠最受村官喜欢。村干部家中，砌个猪栏打个家具什么的，木工泥瓦匠大多不肯收工钱。投桃报李，他们来村委会办个事什么的，村官肯定要喊他们吃饭。九三年我做房子，村里几个木工，只像征性收了几天工钱。现在聊起来，他们却说，春生老弟你讲情义，那时候，来了村里你就喊我吃饭。我很惭愧，他们怎么不说我占了他们的便宜呢？
       有关尊严，手艺人更敏感些，就像写作者敏感于良知。村干部喊他吃饭，他感受到尊重。不喊，决不会抓脸上的肉进嘴里。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坚守良知，也不是所有的手艺人敏感于自尊。比如说陈木匠，我没有一点贬损他的意思，他跟我有点亲戚关系，我老婆是他保的媒，还跟村长五百瓦做过媒，虽未成功，却以功臣自居。他来食堂蹭饭吃，从来不客气，不用喊，径自取碗打饭，大声说笑，很是自家人。对，他应该是不把自己当外人。这也是一种态度。跟阿Q说他也姓赵一个意思。好就好在这，村官不会说：你也配姓赵？
       把脸上的肉抓进嘴里吃，朱肥要算一个。他是个木材贩子。他几乎是天天来村委跟我们同吃。我们都不怎么喜欢他。大伙笑话他是半个村官。他却说，老子迟早要转正一个完整村官。不知他是野心大还是脸皮厚？两者兼而与之吧。关于朱肥，后面还会说到。他是个脸皮够厚心够黑的人。从他身上，我发现一个非宇宙真理，    凡是官商，一定是心黑脸厚。因为他，使我对与官员勾结的商人，一直心怀警惕。
       那些来蹭饭吃的人，村官私下里都说他们爱占便宜。爱占便宜的确是国人的一大特色。开始我也认为他们爱占便宜，后来一个人改变了我的看法。那个人外号叫豆腐担子，与我同居一村，做豆腐卖，人挺好的，说话大声。某次来村里结豆腐款，不知是见有红烧肉，还是见陈木匠朱肥也在吃，径直取碗打饭，红烧肉一整块往嘴里扔，吃得满嘴是油。吃过饭回到村里逢人就大声宣讲，今天我也吃了村委食堂，红烧肉那么大，酱油放得足，很好吃。村长五百瓦气得直骂，什么人哪？豆腐担子老婆说，哎哎呀，你又不是村干部，怎能吃到村委食堂的饭？豆腐担子高声大气说，是春赖子喊我的。过几日，他老婆捧了个西瓜送来，说你是好人哟，看得起我家男人。我突然明白，他吃的不是食堂，吃的是脸面，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吃到村食堂的饭。我不由想起我自己的一次经历。那会儿还没当村官，去山上砍木头扛到村委卖，五百瓦拎一瓶啤酒给我，说，口渴了吧，拿去。大家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也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内心忍不住要骄傲。
       我想，官员们理直气壮地享受那些特权，就是荣誉感在作怪。对，特权就是他们的虚荣。
       回忆过去村委食堂和农民沉重的负担，陈木匠说：不管它了，我总算是吃回来了。细细想来，他是吃回来了，但是，还有很多没有吃回来的呢？吃回来了的是吃，没吃回来的是被吃。吃是少数，被吃总是多数。吃与被吃同是吃，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或许，那些热情于蹭村委食堂饭吃的人，就是抱着一个念想，我要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