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坑记（已发《山东文学》2018.7期）

       南方的水塘，带着一股子诗意，一个“塘”字，就把俗常的水坑升华到有文化内涵的地步。南方水塘那满池的荷花、蒲草，和活蹦乱跳的鱼虾，也让北方的大坑望尘莫及。我的家乡，大部分水坑就叫大坑，土得掉渣，像没人怜惜的野孩子。我也觉得叫它大坑更合适，它有时候没水，裸露着干涸的坑底，那些翘起的泥片颇像屋瓦，踩上去，嘎巴嘎巴的响。远看，鳞片一样，平坦的坑底像一条首尾被埋着的大鱼。唯有孟尝村中间的那个大坑，因为赋予了传说，被称为——官坑。这些大坑，是村庄的肺，不仅是肺。小时候，雨水勤，村子里的大坑，有蓄水排涝的功能，不至于让本就贫瘠的村庄再成为泽国。
       大坑在我眼里，藏着诸多的秘密，是我神秘的后花园。
       奶奶家往南，隔一户人家，一溜三个大坑。路左的坑小，路右的坑最大，底比较平坦，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场所。沿着这条朝向西南的路，直角往西，是四队的场院，南侧也有一个大坑，占据了四队的东南和整个南面，成了天然的“护场河”。这条路是去四队的必经之路，不同的是，拐到西面的路边，也是南面坑的北沿，长着几棵大柳树，与北边大坑沿上的柳树，成围剿之势，把个大水坑围了个严严实实，蓝的天，白的云，绿的水，也有些诗情画意。
      每次大雨后，这几个大坑满了，水会溢到路上，偏偏这的路面是胶泥的，一走一滑，走起来战战兢兢的。如果不是有要紧的事到场里找娘，我万万不敢走这。但这个大坑忒仁义，坑虽大虽深，却从来没淹过人，也从没殇过人。
       平时，这个大坑蛮诱人的。且不说大柳树上的鸟，也不说那可以换零钱的知了皮。我喜欢在傍晚带着空罐头瓶，拿着小木棍，去找知了龟，给姥姥喂鸡。这个大坑周围几乎不长草，光溜溜的地上布满了小圆孔，洞口圆乎乎的，是知了龟自己爬出去的，口沿不整齐的，自然是被孩子们用手指头或木棍捅坏的。每次大雨来临之际，大柳树的树身都湿漉漉的，褶皱里的苔藓上都能滴下水。这时候，蛤蟆拼命地叫着，仿佛在是在告白它是先知，预示着雨要来临。
        坑北沿的柳树还小，却一棵挨着一棵，这树得地利，是天然生成的。我喜欢攀着这些小树，看浅水处的“鱼虱子”，它们和大姥爷毛衣上的虱子神似，只是颜色要好看得多，有着靓丽的黄橙色。找到能站稳脚的地方，我还会用手捞起这些黄橙橙的小玩意。捞起来也没用，太小，鸡也不吃。看一会儿，还扔到坑里。
       与这些鱼虫相比，我更喜欢“鲎”。这在当时，是我们眼里的神奇之物，稍硬的壳，分为两片，像一个人背披着盔甲，长着胡须，有长长的尾巴，记得它的脚有好几对，捞起来，也数不清楚。不知道，大坑干涸时，这鲎藏在了那里。如今它更像一个隐者，早隐到逝去的时光里，我只是凭着记忆，还原它的样貌，我们喊它“海马”，至今也不知道它的真实名字。我写“鲎”，是看过生活在浅海里的鲎的图片，它们有着相似的样貌，也许是近亲。
      刚下过雨的大坑，相对是安静的，只有蛙鸣，连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淘气的孩子们的兴趣，不会在此时黄兮兮的水中，且水深，那家大人也不会让孩子冒险，情愿孩子去远一些的潴龙河玩耍。麦秋，大人们放心的在场里干活，孩子们泡在大坑里，谁家孩子打架，母亲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东边的坑里长着浮萍，还有一丛一丛的苘麻，很多年头它们都占据着这个坑。苘麻开花很好看，深黄色，它结籽的托很特别，有小孩子做十二晌，蒸百岁用它的托点胭脂，雪白的散发着麦子香味的大馒头上像盛开着一朵花。苘麻有一股子奇怪的味道，籽不难吃。大坑水浅的时候，我们会踏着坑底裸露出来的土堆，结伴去坑里采几个，坐在大坑的水簸箕上啃着吃。
       大坑干枯的时候，我们在坑里玩耍，翻开泥片，挖出很多“胶泥石”。它一般都有一拃长，像一根用泥土捏成的曲曲弯弯的铅笔，表面疙疙瘩瘩，又像巨型蚯蚓吐出来的一串泥巴，折断它，会露出铁锈色的芯，除了泥土味儿，似乎带着铁腥味儿。胶泥石的名字，不记得是谁先说出来的，也许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很多年后，我常常思索，当年的胶泥石到底是什么，肯定不是龙骨之类的东西，倒蛮像在土里浸泡了几辈子的兵器。当我得知，家乡正处于战国时期燕赵的边界线附近，也是宋辽拉锯的地方，还有明朱棣的争帝位之战，导致这里空无人烟。这大坑也许是古战场，在这三四米的地下隐藏着战争的遗迹。这包裹在泥土中，吸附着泥土的铁质的内核，也许就是兵器的遗骸。从孟尝村西行二十多里，有个大宋台，传说是穆桂英的点将台。孟尝村的名字就来自于孟尝君，这里是他的立足之地。解放前还建有他的庙宇，有神像被人们供奉。而我们刘家人正是明初由山西迁来，村子里的他姓人家，祖上也多是由山西迁来，我家族的迁移史，是有家谱记录的，可惜刘家家谱不慎在文革中遗失。当我看过一些关于家乡历史的书籍，这个迷迷糊糊的结论逐渐清晰。
       回忆这些，像捡回自己童年失落的羽毛。
       二、
       这大坑，不仅是盛放童趣的地方。还泡过编簸箕的柳条、杆子，也泡过红麻。说到底，这坑水浸泡的也是生活，这浑浊的水里，也蕴涵着酸甜苦辣。
       泡红麻的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乡亲们先是将长长的红麻打成捆，泡到坑里。这个初秋，孩子们再也没法泡在坑里了，沤麻有一股子臭味儿。生产队长发话，剥麻的麻杆归个人。爹干活本来就利索，又琢磨了个窍门，爹和娘只剥下麻根部的皮，攒到一堆，我和妹妹坐在麻根上，爹和娘合力把这几十根麻皮，从麻杆上扯下来。湿漉漉的麻很光溜，麻皮顺溜整齐，麻杆也丝发无伤。这剥麻的活儿赚来的麻杆，在院子里堆了一小堆，娘看着这堆好柴火就露出笑容，我家的土炕着实暖和了一段时间，麻杆好烧，没有烧草时的浓烟，麻杆的灰都发白呢。
       这坑里泡的最多的是柳条。坑四周的人趁阴天下雨，出不了工，在家里偷着编几个簸箕，换粮食，或者零花钱。有时候，会趁生产队集合等候的功夫，编几道绳。所以，常常会看到坑沿下泡着一捆一捆的柳条，这是干部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儿，粮食不够吃，总不能眼看着饿死人。
      爹差点没死去。刚分家，没多少粮食吃，爹的胳膊上长了一个大火疖子，扛着肿疼，在晌午该睡觉的时候编簸箕，午饭吃了两个用簸箕换来的桃子。火疖子总不好，爹实在忍不住了，才去村里的卫生所拿药，没想到吃了长效磺胺，过敏，眼睛肿得睁不开，手指间都窜出了大水泡，差点要命。
     娘提起来这事儿，总是耿耿的，说分家时奶奶只分给我家30斤高粱，一件爷爷留下来的皮袄。奶奶给皮袄的时候，又把黑粗布皮袄面拆了，只给了一个光板的皮袄芯。娘也说，你奶奶也不容易，她要有，能难为自己儿子吗。
      我家当时借住在北头大娘家，离生产队有点远，爹晌午加班编簸箕的时候，会让我们听着钟声，钟响三遍就要下地了。爹就趁这功夫多编几道绳。
      北院的猪圈旁长着一棵毛桃树。桃子不大，也不多，桃毛却很多，但也是妹妹的好吃头，我也喜欢吃，但每次吃完都刺痒得要命，抓得出血痕。那时候小，也不懂是桃毛过敏。每次想吃桃，娘就从树上摘下来，洗洗，给我们吃。那次娘没在家。我也小，摘不到桃。我们俩就趴在地窨子口叫爹给摘，爹说等会儿，差两道绳就好了。这时候，生产队的钟响了两遍了，妹妹小，哭着大声喊着要吃桃，爹不理她，她气得在地窨子口搓搓脚，哭起来没完。钟响三遍，爹拿着根柳条从地窨子爬上来，啪啪打了妹妹两下，下地去干活了。妹妹没受过这委屈，差点背过气去。直到现在还狡赖爹从来没打过人，却抽过她两柳条。她那时候不过三两岁，我奇怪她怎么会记得这件事儿。爹总是一脸歉意，说最后这道绳弄不好，这半张簸箕就白编了，别怪爹，咱们得顾嘴呀。
      大坑里的柳条有白条，也有青条。这因为平原人和山里人需求的不同，所以
簸箕有白条的，也有山里人喜欢的青条的。白条就是剥了皮的柳条，青条是只把柳条的表皮刮掉，留着柳条的内瓤，太阳晒一些时日，会变成棕红色。这样的簸箕远不如白条的好看，但山里人说这样的结实，也许有道理，白条是夏季收割，青条是秋天，或者霜降后再收割，生长期较长。
     包产到户后，粮食有盈余，我家也种过一地柳条。那个深秋，我女儿不到两岁。娘带着我女儿，喂鸡喂猪，还要刮青条。晚上，在电灯下，纳鞋底，给我女儿做棉鞋。那时候，大人们都穿上了皮棉鞋，好打理，美观，但是防寒性不如家作的棉鞋。天还不冷，娘就找功夫给我女儿做好了棉衣，为了做棉鞋，娘早在春天就打好了袼褙，花条绒鞋面、白棉布鞋里、底子绳和鞋口的黑棉布也都备好了。
       没料到，鞋底还没纳好，娘就病了，仅八个月时间就离开了我们。整个冬天，病中的娘一直念叨，要知道一病不起，该给孩子做好棉鞋呀。那堆青条也没刮完。有几年，我看不得满地舞动的柳条，也尽量不走大坑那边的路。
       大坑越来越小，直到消失。
      下意识里，我觉得大坑掌管着村子里的秘密。人们用悲悯的眼神看它，惋惜它的消失时，说不定大坑早看到了村庄的发展和变迁，以及每个人的命运和结局。
       三、
       大坑里，有一种被我们称作“卖香油”的黑壳虫。长长的身子，细长的腿，细长的脚，不停地在水面滑行。它们的技艺太高超，如果没有风，看不到水面有一丝波动。
      淘气让他爷爷给捉，爷爷用扫帚给他捂蜻蜓，大多是黑眼睛红乎乎身子透明的翅膀，也有那种绿眼睛蓝身子的。淘气爷爷在生产队里喂牲口，农活不忙了，除了铡草，喂牲口饮牲口的，有点小闲功夫。我们在大坑里玩腻了，就跟着淘气来找爷爷。淘气爷爷住的屋子，一股子牲口棚和烟味儿，但是有时候有煮黄豆黑豆，这简直是当时最解馋的东西，虽然豆子里还带着豆梗。淘气从锅里抓，爷爷坐在里间屋的炕沿上吸烟，烟袋锅冒着烟，他的鼻子也冒着烟。淘气抓豆子他也不管，我害怕，只捡几颗带花纹的，但这些原本和小兔子脸一样的花纹，煮过就变形了，我舍不得吃，晒干了，却更难看，皱巴巴的，咬不动。
       淘气在大坑里呆得时间最长。上树掏喜鹊蛋，下到大坑里捉“海马”，捅马蜂窝，每天在大坑边的柳树上哧溜哧溜数个上下。新鞋子几天就有了洞，淘气娘说他是铁脚，蝎子毒（音，意为蝎子有毒的尾巴部分）都敢摸。
      淘气的爷爷当过伪军。如果不是偶然听到，打死我也不相信。这个老人脾气很好，和电影里、书中的伪军一点也不一样。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他，在我们家欠队里的工分，分不到口粮的时候，站出来说用他的工分抵。我想，爷爷当伪军的事儿淘气肯定不知道。淘气是个乐天派，学习不好。好像因病休学一阵子，我记得他的手指头肚是黑的，还有裂口。淘气上树爬墙是好手，还无师自通，会折筋斗，一连翻好几个。读书不好，总被罚站，完不成作业，被老师用乒乓球拍打手心。我想，水深火热一词，用在课堂里的淘气身上正合适，课间他很活跃，玩得忘乎所以。村里成立的老调剧团救了他。
       不爱学习的淘气，在老调剧团如鱼得水，他的嗓子天赋不太好，但是他的武功棒，那些戏曲中的招式他很快就心领神会，熟练的掌握。那时候淘气年纪小，没有扮演过有分量的角色，但是在龙套演员中他确是佼佼者。我五年级，淘气就是剧团的小演员了。村里过年开大戏，我在舞台边想看看平时的小伙伴是什么模样。淘气脸上画着油彩，身上穿着戏装，手里还握着一把木质的涂着银粉的刀，从化妆间跳出来，吓了我一跳。这不是那个在大坑里泡着的小男孩了，虽然还淘气，但浓重的油彩掩盖不住他对舞台的渴望。
      大坑已经牵不住它。此时的大坑，也脱离了我的视线。我读初中，上卫校培训，差点忘了大坑。包产到户，生产队也没有了。大坑还在为人们服务，更多的人加入到编簸箕的行列中，大坑边上的树，没了。柳树是做簸箕“舌头”（簸箕底部最靠前的木板）的好材料。倒是在不多的水里泡着一捆捆柳条，簸箕舌头，杆子，有青条，也有白条。
      总记得那个寒冬，到大坑里捞柳条。湿漉漉的柳条尤其重，大坑的沿结着冰，提着柳条走在路上，冷风吹着，手钻心得疼。紧走慢走到家，放下柳条，手都伸不直了。伸到炉火上，半晌才缓过来。我和淘气都是幸运者，都逃离了种地和下地窨子编簸箕的命运，变成吃商品粮的人。更多一起在大坑里玩耍的小伙伴，还在村子里过活。
      淘气的娘，住在淘气花钱盖的三间房子里，一个人打发着岁月。见到我有说不完的话。我因而得知淘气考上戏校后，开始还可以。后来剧团改制，他自己走南闯北地招呼着一帮人，爱人是同行，在西北安了家。他呆的地方古时是苦寒之地，荒凉，缺水。大坑，我估计更没有，这家乡的大坑，是我们这些离乡人共同的胎衣。
      那些年，孩子们成群的生，喝着风长。大坑也遵循着自然规律，水大，或者水小，丰盈，或者干涸，固守着它的道。存在和消失，也许并不相悖，只是时间长河里的必然逻辑。
       光阴是一个魔术师，消亡和改变是它的拿手好戏。大坑和大坑里玩耍的那些人，都走在老去的路上，说不清谁影响谁，谁陪伴谁。
       四、
      大坑的周边，土质板结，颜色也较平常的黄土浅淡，有流水冲刷的纹，像毛笔勾勒的墨迹，仔细瞧，又似瓷器上美丽的冰裂。
      这些裂痕的发端，串着一户户人家，其中有两个姑娘。我给她们起名叫玉兰和辛夷，她们确实像春季里的玉兰花。
      玉兰和辛夷都是玉兰树所生，只是玉兰特指玉兰花，辛夷在中药房是治鼻炎的一味良药，长得毛绒绒的样子，像个微型毛绒玩偶。辛夷是玉兰树干燥的蓓蕾。
      带着幽香的玉兰和辛夷是同龄人，都编的一手好簸箕，簸箕舌头上的钻孔疏密有致，簸箕角方圆合适，柳条和绳经纬分明，整个簸箕形状漂亮。那簸箕上雪白的柳条块儿，就像她们笑起来露出的牙。唇红齿白，一对窈窕淑女。
      玉兰在北方是稀罕树种，如今是城市里随处可见的观赏树，它和迎春一起唤醒北方的春天。走在园林里，盛开的玉兰花，总让我迈不开步子，无论是象牙色的白玉兰还是紫玉兰，不仅姿态美丽，还洋溢着一股子吸引人的香气。玉兰和辛夷因而总是走进我的心里，和盛开的玉兰花相比，辛夷是含蓄的，生活中的辛夷也是，总是一副羞怯怯惹人怜爱的样子。
       妙龄的年纪，每天窝在地窨子里，委实不是长久之计，但孟尝村自打编簸箕成为一门糊口的手艺，有那姑娘能逃脱地窨子的束缚，除非嫁到外村去。玉兰、辛夷她们给自己订了任务，这也是家长同意的，每天编八个簸箕，其余时间归自己。于是，在紧张的一天之后，姑娘们钻出地窨子，长舒一口气。洗澡洗脸，搓上郁美净，换上好衣裳，溜达到村北的大堤，或者村南的公路上。
      这些俊鸟，在等待可栖的梧桐树。
      先是辛夷经媒妁之言和外村的一名男子订婚，在那个明媚的春天，桃花开着，梨树也看着就要雪一样白，辛夷结婚了。大红的喜字喜洋洋的，可是，刚要脱离地窨子的她，却去了更深的地下，且不复出来。辛夷和家人赌气喝了农药，听说她临死前在大坑周围转了好几圈。懂事的辛夷肯定是怕惊了大坑里的水。至于辛夷为啥走绝路，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为了嫁妆，有人说因为结婚穿了姐姐结婚时的红嫁衣，被男方耻笑，也有人说她觉得活着没意思……她死在了娘家。婆家人不肯收留她，孤零零一个人葬在了槐树林里。那时候，槐花还没开。
     玉兰的婆家是他父亲敲定的，男方家在河北岸，做皮毛生意。玉兰不用在大坑里泡柳条，钻地窨子编簸箕了，并以玉兰花开的速度嫁了过去，眨眼连生了两个儿子。我在大坑边遇到她，她怀里抱着小儿子，脸上涂着粉，身上有股花露水的味道。衣服明显不合身，紧巴巴的。皮毛生意突然沉寂下去，她的日子也许不如她说的好过，但我只是听着，并不反驳。
      过年回老家，见到她。头发金黄，衣服颜色艳丽，身材膨胀得像个大面包，说话眉飞色舞，指手画脚的，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我极力把她和村里人风言风语的她剥离，还原那个在大坑里泡柳条还要对着水照一番的清纯的姑娘。枉自叹息。
      大坑的西侧，是四队的场院，是普天之下平原上无数个场院中的一个，每天都上演着辛勤劳作的活剧，分粮食是麦秋两季的事儿。麦秋也是它最为繁忙热闹的时候。四队的场院里，曾经有过一个粉坊，所以，在我少年时期的饭碗里，这些短短的粉条，让稀汤寡水的熬菜有点捞头。对于生产队的一切，我在大坑记里不准备过多的笔墨，唯有一事而不得不说。四队在西孟尝村的八个生产队中，属于比较“富裕”的，不用总吃返销粮，春耕时，还可以在队里吃一顿大锅饭。曾经有两次，集体桐油中毒，呕吐厉害的被送往县医院。因为油大，那油汪汪的白面饼，一层叠着一层，纸一样薄，一抖就散开。可是，谁也没闻出那是桐油的气息，谁吃得越多，谁中毒越严重，上帝给四队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也是被其他生产队人耻笑的事儿，一个地方跌倒了两回。
      大坑就在我们脚底下，先是被人们慢慢填平了，变成宅基地，又垒上新房子。我的鲎、鱼虱子、胶泥石和大坑一起风干为记忆。如果不是亲历，丝毫看不出这里曾经的痕迹。坑边的大柳树仿佛经历了窑变，摇身变成了大杨树，所有的旧事，都被封入时间的壳，变成一枚枚琥珀。
      孟尝村中央的官坑也消失了，这个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神奇的大坑，从一个地标成为孟尝村的一个地名。孟尝村的几座庙，先后毁于解放前后，那座做了课堂的佛殿，也失去了影踪，乾隆下江南住在孟尝村大寺的传说，快没有了传播的途径，没有人对这些老掉牙的没新意的事儿感兴趣。集市也由东西向，改为南北向。传说中，因乾隆旨意不再开口叫唤的蛤蟆们，没有了家。
      大坑这个舞台，只是人生岁月的一个背景，我熟悉的人和故事都隐在了时光幕后，我试图用文字修复和还原它们，以抵御时间的荒凉无情，固执地重建曾经的存在。它们在我眼前重现，真实又缥缈。读祝勇先生的《犹在镜中》一文，“这是一种眷恋，是对年华和岁月的不舍”。深以为然，又觉得缺点什么。我深吸了一口气，吐出来的却不是叹息。大坑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秘密，我拼接着它的碎片，织补童年少年温暖的梦。想着想着，又觉得茫然，就像韩文戈老师诗中所说“突然我变得束手无策/因为我不能把死去与逃离的人再一一找回来”。（692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