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为何废学？

   
      隋文帝仁寿年间，下令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学一所，弟子七十二人，一时天下震动。隋文帝废学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重大挫折，有人把它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提并论。

      对于隋文帝废学的原因，人们一般都总结为他晚年好佛，尚刑名，不喜儒术，加之学校教学管理不善，难出人才，致使“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当时儒士思想不统一，南北不一致，难为统治者所用，故有此举。

      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儒生在学问上很偏狭，品行上多鄙俗，因为国家不重儒，没有俸禄，“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隋书•儒林传》）为统治者和达官贵人所瞧不起，失去了兴学的兴趣。当时有一位儒士既是那时知识界的写照，也与学校兴废有关。

      刘炫（约546-约613），字光伯，是隋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他年少时与刘焯友善，一同受《诗》于刘轨思，受《左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为人聪敏，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周武帝平齐，由刺史宇文亢引荐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又辟他为礼曹从事，刘炫以干练而知名．其后奉敕与王劭同修国史，又参加修定天文律历，兼与内史省考定群宫。据他自己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皆能讲授，史子文集，皆诵于心。而在朝名士十余人共保其所言无虚，于是拜殿内将军。因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书，被人告发，除名，归家以讲学著书为务。后与诸儒修订《五礼》，授官旅骑尉。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上表言学极不宜废。隋炀帝即位，经牛弘推荐，参加修定律令。后经杨达荐举，射策高策授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辞职，回到河间，以讲学为业。隋末，妻子离散，饥饿无所依，冻馁而死。门人谥为“宣德先生”。他学通南北经学，精博今文、古文经典，崇信《伪古文尚书礼传》和《伪古文考经孔传》。对先儒章句，多有非议。指陈杜预《左传集解》失误之处，达一百五十余条。所制诸经义疏，为当世士人奉为师宗。后来唐孔颖达撰《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皆本于刘炫义疏。因受南学影响，变朴实说经之风，好凭己意改前文，文辞也华丽。并认为，古人委任责成，案不重校，文不繁杂。今世文薄，多杂不密，又万里追让百年旧案，事多而政弊，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刘炫能荡弃家法，不拘旧说，提出《春秋》规过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实开自由说经的先声。

      史学家范文澜说，隋代能称得上儒学大师的只有两个，即刘炫与刘焯。他与刘绰时称“二刘”。就是这样一个学问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购求天下逸书的时候，为了领取几个赏钱，造起假来。虽说“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于炫。”可以说他对兴学是有功的，其后又竭力谏阻隋文帝废学，但统治者终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恐怕也与其糟糕的品行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