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七缀集》

      钱钟书的《七缀集》一般较少受到关注。相比《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固然不及；相比《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在学者精英中的认知度，又远为逊色；被人津津乐道的几率大概还不如《槐聚诗存》，只有《石语》能跟它做难兄难弟。厚厚一本《钱钟书评说七十年》，单独研究《七缀集》的，一篇也没有。《史记．李将军列传》说李广“数奇”，《七缀集》在钱氏作品当中也要算得“数奇”，命不好。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大概跟这本小册子的定位有关系。一方面，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评论，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文化的。另一方面，它又不像《管锥编》的气象万千，《谈艺录》的博雅华瞻，即使《宋诗选注》，也比它多几分体例上的完备肃穆。但是《七缀集》的分量，肯定不像它拿在手里那么轻飘（全书只有一百多页）。

      这集子收文七篇，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谈到此书的缘起，一贯风趣的钱钟书在“序”里说：“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本人写信诉苦。有一位读者——也许该说，一位无书而欲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也是集》和《旧文四篇》会聚一起，在京沪出版……”又说：“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成……我想起古代‘五缀衣’、‘七缀钵’等名目，题为《七缀集》。”

      七篇文章，我自己最喜欢《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上下古今的自由摘引，层见叠出的新鲜论证，行云流水的起承转合，处处感到作者逼人的才华。周作人也爱引用，也极渊博，可是冲淡雍容，略带苦涩，不像钱钟书，气盛言宜，顾盼生姿，且纯粹客观，超然于书海（和人海）之外。两位作家的“姿态”大相径庭。

      《中国诗与中国画》大意是说，中国画以南宗为尊，而中国诗就未必（诗坛的至尊千百年来公认是杜甫）。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他罗列了大量的诗句和古人有关诗与画关系的丰富阐释。我循着他的文脉走，一开始还在想着目的地，后来留连于沿途的风光旖旎，既不多想从哪儿来，也忘了要到哪里去。每翻过一页，就如同发现一片新的风景，空山新雨，奇峰巍然，清溪落花，芳草鲜美。《读<拉奥孔>》也给人类似的感受，又不完全相同。全篇是与《拉奥孔》的主要论点——绘画宜于表现“物体”或形态，而诗歌宜于表现“动作”或情事——作印证与辨难。但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迷人的是这中间的过程。以阅读的美感来说，它不如《中国诗与中国画》；以阅读的趣味来说，则有过之。因它实在很有“智力游戏”的味道，当然那是高一层的、精致的益智游戏。那种闯关般的快感，猜测下一步将怎样延展、继续、拓宽的乐趣，唯有“引人入胜”四字可以形容，虽然程度上形容得远远不够。

      以这两篇打头的作品为标准，余下几篇，虽也照样出色，并且更加通俗易读，却有“不过瘾”的感觉。《通感》、《林纾的翻译》、《诗可以怨》都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但仔细一读，若有所失。押尾的两篇题目很长的文章，也不能给人醇厚悠长的口感。由此我觉得，《七缀集》适合倒过来读，从后往前看，渐入佳境，在看完最能带来艺术享受的“中国诗”“拉奥孔”之后合上——不是最后一页，是合上封面。

    相似的体验很多。比如我是看了《围城》，再看的《人．兽．鬼》。后者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四个短篇，不说字字珠玑，至少称得上篇篇精彩。但有《围城》珠玉在前，钱氏嬉笑怒骂的本领、观照人性的透彻、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剖析，在那本书里几乎写尽。何况它还有那么长的篇幅来从容铺展，那么大的规模来全面呈现，那么可观的容量来涵盖方方面面。与它一比，《人．兽．鬼》里的四个短篇，不管是夏志清推许的《猫》、《灵感》、《纪念》，还是他所不喜欢，从而一笔带过，说成“轻浮寓言”的《上帝的梦》，都显得格局窄小，长才未尽，读来未能痛快淋漓。当然《灵感》可能成为幸运的例外，它讽刺作家虽毒，到底在表面上采用了超现实的笔法，《猫》和《纪念》就吃了《围城》的亏，看着像《围城》的节选或片段，成为万丈光芒下的牺牲品。

      也有人质疑《围城》比喻太多，太精巧，在文体上有泛滥失控的嫌疑。水晶就说它“太俊俏了”，因而第二遍看时就不那么喜欢。孙珺干脆说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比喻精准得出奇，讽刺老辣得到位，机智处令人喷饭，非但不觉“失控”，反而感到不够，恨不能再有一部《围城》的续集才好。非要说《围城》有什么缺陷，恐怕是叙事风格的不统一。开头的上海部分是喜剧的，既令人击节叹赏，又严格掌握分寸。到三闾大学的途中，喜剧变成趣剧，漫画式的塑造人物如李梅亭、小店店主等，好象还有灵异事件穿插在内，好笑依旧，但境界略降。三闾大学那一叙事版块，又转为写实，锐利的笔锋刮下来，隐隐生痛，再不是之前那么轻松、让人解颐了（学校里的人事斗争，孙柔嘉的工于心计，方、赵等人的饱受排挤）。最后回到上海，终于变成了悲剧，基调的低沉已然无可挽回。一部以幽默为显著特色的长篇，收在下面这句话上，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的对人生的讽刺和怅惘，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悲喜因素的杂糅是作家功力的体现，前悲后喜的杂拌却不能不说是种遗憾。钱钟书写《围城》时还很年轻，假如他的《百合心》能够顺利完成，假如他不那么早就搁下小说创作之笔，他一定会有更深刻伟大的经典写出来。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二十世纪一百年，如果要找一个与钱钟书最相似的作家，非张爱玲莫属。他们同样出身名门，同样有博览群书的深厚学养、中西合璧的文字气质，生活中同样的怕见生人、不通世务，晚年也同样的闭门谢客。二人都是“智慧型”作家，在写作一道，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天分；又都擅长刻划中产阶级，对普罗大众保持着某种不愿承认的距离。他们都喜欢在小说里发议论，一有机会便要妙语滔滔；又都酷爱运用比喻，犀利锋锐，不过钱钟书的比喻像一幅幅画，张爱玲的比喻更像电影镜头。张爱玲下笔虽狠，却有深深的了解和同情，是既沉潜又超越的。钱钟书是十足的理智派，极少与书中人、书中世界有明显的情感共振，没有张那么浓稠的末日意识。张爱玲的视角是冷眼旁观，钱钟书则是高高在上的俯视。张爱玲洞明世事的后果是走向绝望，钱钟书似乎谈不上希望与绝望，在书斋中活着就无比充实，他不是狭义的乐观，而是广义的达观。钱氏口才极佳，张爱玲连一般人也比不上，竟要算是口齿迟钝。钱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张爱玲是众所周知的挫败。二人写作的时候都讲究矜持与克制，都有“自重身分”的端严。相对于他们所处的激烈的时代，相对于当时大起大落、情绪鼎沸的文学主流，他们的冷，显得十分异样（张爱玲在《殷宝滟送花楼会》里调侃过五四时期的话剧，说一来就看见女主角在舞台上惨叫：“天哪，我的孩子！”）张爱玲宣称是“站在一切潮流外面的”，钱钟书其实也是，只是他自有一份单纯的世故，身处漩涡中心，沉默是金，不说出来而已。金宏达说他“把读书做到极致”，这话含义微妙，很堪咀嚼的。

      钱钟书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也颇有名气，从中能隐约看到蒙田等西方思辩类小品文高手的影子。《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吃饭》、《说笑》等等，说脍炙人口或者有点夸张，说众所推崇总不错的。可是后来《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就不能让人满足，仿佛潇洒隽永的才气在前一本“边上”挥洒掉十之七八。其实二书未必真的这么判若云泥，还是因为先看到更好的，后看到较好的，有了心理落差。其情形一如《围城》与《人．兽．鬼》，《七缀集》的前两篇与后五篇。

      原本说的是《七缀集》，写到这里，发现已经走题。好在钱钟书说过：偏见是思想的放假。那么走题也就是写作的假期，像本篇这么离题万里，就算放的是国庆长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