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和顾亭林祠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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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亭林祠和顾亭林
广内有好几处文保单位。著名的是报国寺和顾亭林祠。两处在一处,顾亭林在庙里住过,为纪念和祭祀这位先贤,他住过的房子改建成祠堂了。祠堂1843年建成,到现在也快200年了。
顾炎武,汉族,江苏昆山市人。生于明朝万历41年(1613),死在清朝康熙21年(1682)。顾家是昆山望族,世代为官。顾炎武和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三大儒,顾家宅院旁有“亭林湖”,被尊称为亭林先生。世受国恩,忠于明朝,至死没有归顺清朝,不忘初心,坚持始终。年轻时参加反抗清朝的武装斗争,失败后,变卖家产,辞别故乡,漫游南北,没有再回来。此后20多年,孑然一身,走遍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交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居陕西华阴。
清朝当局多次拉拢,都被拒绝。康熙十年(1671年),被邀修《明史》,顾炎武不去,说“非去不可,就只能学屈原(自杀)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 开博学鸿 辞科,招顾炎武,他连着写三封信给推荐他的人说“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康熙十八(1679年)开明史馆,请他,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作诗说“地下相逢告父老,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学问渊博,著作丰富,至少留下 50 多种书,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他对经史百家、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研究。
他读书研究写作,有明确目的:学以致用。他说过“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就是说做学问第一认识真理(明道也),第二对社会国家有益(救世也)。不然的话堆砌华丽的词句,浮夸空泛,有什么用呢(亦何益哉?)。顾炎武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字,提倡严肃认真的写作。
在《日知录》中,他明确地宣布写作目的:“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提倡“利民富民”。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所以“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改变百姓的穷困,能够“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关键在利民还是损民,是“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善为国者,藏之于民”。这样,是处理“本末”的正确方法(《日知录》十二)
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和把私合成公的观点,之前没人提过。
顾炎武做学问,是要“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批评空谈心性论调,反对雕琢辞章的无用之学,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 不能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
顾炎武注重人格修养,“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认为对社会历史的探讨和素质养成,同样重要;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顾炎武一生读书不辍。漫游途中,骑在驴上,手拿书本,看书背书。两匹马驮着书籍相随。每到一处,搜寻能找到的书籍,随时和遇到的人交谈。调查了解当地历史变迁、风土人文。
后人对顾炎武有很高的评价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范。
现在的顾亭林祠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的。鸦片战争(1840)后,国家贫弱,人民困苦。有识之士,急于寻找富国强民的办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激励人们的爱国情绪。何绍基、张穆发起修顾亭林祠,用以鼓舞舆论,聚集救国爱民的力量。祠堂建成后,每年春秋两季和顾炎武生日,都举行祭奠。大约到民国十年以后才停止。1921年重修,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撰写祠记,刻在祠内东廊下。民国二十三年顾祠曾被报国寺知行中学占用,经与当局力争,将享堂、佛殿、碑亭各三楹及西房一间存顾氏遗物,由顾祠保管委员会保存。解放后先后由粮食部、高榕金属厂使用。九十年代初腾空,报国寺和顾亭林祠大修,2008年修了新的顾亭林祠门楼,和原有的差不多,好像稍矮一些。匾改成石头的了,字改成楷书,从左向右排列:顾亭林祠。门上加了两个"门簪",门框下边多了一对石墩,比旧时的门气派得多。楷书比篆书容易认,顾亭林比顾先生明确(原来的匾是篆书,砖刻“顾先生祠”),姓顾的多了,指名道姓就不会含混。顾先生应该高兴:终于自立门户,而且提高了知名度。
广内有好几处文保单位。著名的是报国寺和顾亭林祠。两处在一处,顾亭林在庙里住过,为纪念和祭祀这位先贤,他住过的房子改建成祠堂了。祠堂1843年建成,到现在也快200年了。
顾炎武,汉族,江苏昆山市人。生于明朝万历41年(1613),死在清朝康熙21年(1682)。顾家是昆山望族,世代为官。顾炎武和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三大儒,顾家宅院旁有“亭林湖”,被尊称为亭林先生。世受国恩,忠于明朝,至死没有归顺清朝,不忘初心,坚持始终。年轻时参加反抗清朝的武装斗争,失败后,变卖家产,辞别故乡,漫游南北,没有再回来。此后20多年,孑然一身,走遍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交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居陕西华阴。
清朝当局多次拉拢,都被拒绝。康熙十年(1671年),被邀修《明史》,顾炎武不去,说“非去不可,就只能学屈原(自杀)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 开博学鸿 辞科,招顾炎武,他连着写三封信给推荐他的人说“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康熙十八(1679年)开明史馆,请他,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作诗说“地下相逢告父老,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学问渊博,著作丰富,至少留下 50 多种书,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他对经史百家、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研究。
他读书研究写作,有明确目的:学以致用。他说过“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就是说做学问第一认识真理(明道也),第二对社会国家有益(救世也)。不然的话堆砌华丽的词句,浮夸空泛,有什么用呢(亦何益哉?)。顾炎武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字,提倡严肃认真的写作。
在《日知录》中,他明确地宣布写作目的:“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提倡“利民富民”。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所以“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改变百姓的穷困,能够“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关键在利民还是损民,是“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善为国者,藏之于民”。这样,是处理“本末”的正确方法(《日知录》十二)
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和把私合成公的观点,之前没人提过。
顾炎武做学问,是要“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批评空谈心性论调,反对雕琢辞章的无用之学,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 不能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
顾炎武注重人格修养,“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认为对社会历史的探讨和素质养成,同样重要;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顾炎武一生读书不辍。漫游途中,骑在驴上,手拿书本,看书背书。两匹马驮着书籍相随。每到一处,搜寻能找到的书籍,随时和遇到的人交谈。调查了解当地历史变迁、风土人文。
后人对顾炎武有很高的评价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范。
现在的顾亭林祠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的。鸦片战争(1840)后,国家贫弱,人民困苦。有识之士,急于寻找富国强民的办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激励人们的爱国情绪。何绍基、张穆发起修顾亭林祠,用以鼓舞舆论,聚集救国爱民的力量。祠堂建成后,每年春秋两季和顾炎武生日,都举行祭奠。大约到民国十年以后才停止。1921年重修,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撰写祠记,刻在祠内东廊下。民国二十三年顾祠曾被报国寺知行中学占用,经与当局力争,将享堂、佛殿、碑亭各三楹及西房一间存顾氏遗物,由顾祠保管委员会保存。解放后先后由粮食部、高榕金属厂使用。九十年代初腾空,报国寺和顾亭林祠大修,2008年修了新的顾亭林祠门楼,和原有的差不多,好像稍矮一些。匾改成石头的了,字改成楷书,从左向右排列:顾亭林祠。门上加了两个"门簪",门框下边多了一对石墩,比旧时的门气派得多。楷书比篆书容易认,顾亭林比顾先生明确(原来的匾是篆书,砖刻“顾先生祠”),姓顾的多了,指名道姓就不会含混。顾先生应该高兴:终于自立门户,而且提高了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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