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伊犁河》2018年第二期

　　谷雨谷雨谷雨谷雨。
　　圆润，光滑，空灵。声音行走于喉咙，就像露珠翻滚于荷叶，又像溪水溜过鹅卵石。所有节气中，“谷雨”，无疑是最具江南韵味的一个。
　　——毕竟，无论“谷”，还是“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成为了某种江南的象征符号。
　　不过，同样是这两个字，却曾经有过另外一种意象迥异的组合。
　　
　　“天雨粟，鬼夜哭。”
　　如果将仓颉造出字来的那夜，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谷雨，那么，作为节气，谷雨的起源并不平和，甚至还有些凄厉。
　　这个典故最早出自西汉的《淮南子》。这部以先秦道家思想为基本主旨的典籍，并不认为文字的发明是件好事，反而担忧人类将会因此而迷失内心的纯朴。这也就是鬼神夜哭的真正原因。
　　至于天降粮食，则被理解为上天怜悯人类将从此多事，势必会因追逐所谓的智慧而忽略根本的农业，从而造成饥荒，故而下了一场粟雨予以警告。
　　数千年后，当我们不再拘泥于老庄倡导的混沌无为，而是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那个被郑重记录的夜晚，却可以发现另外一种极致的深刻：
　　文字，粮食，还有鬼神所隐喻的信仰，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竟然都悄然聚集在了一场诡异的谷雨之中。
　　
　　虽然在古汉语中，作为粮食总称的“谷”，义项能够涵盖“粟”，但严格来说，仓颉的粟雨，与我们时代的谷雨，还是存在一些区别。
　　起码对于一般人，粟雨与谷雨，想象中的色调也会有所差异。前者给人的感觉通常是黄色、干燥的，而后者则是绿色、湿润的。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粟雨与谷雨，其实依据的，是两套节气。
　　早在《逸周书》、《周髀算经》等先秦典籍中，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四个节气名称。不过，与今天相比，顺序并不完全相同，而不同部分，全部集中在春季。
　　“立春、惊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
　　雨水挪后，谷雨挪前。两千年前，中国人的春雨，下的是另外一种规矩。
　　先惊蛰，再雨水，与先雨水再惊蛰，看似只是简单的次序调换，实际上，这两个节气孰先孰后，意味着地气与雨水的前因后果。
　　一个是地气催动雨水，一个是雨水唤醒地气。同样一场春雨，或是被激发，或是用来激发，两相比较，无疑前者更像是一种祈盼的结果。
　　祈盼是因为稀少。最初的谷雨，背景便是一片莽莽苍苍的黄色。
　　
　　宇宙洪荒，天地玄黄。
　　一部中国史，首先从黄河谈起。二十四节气，同样也起源于黄河。
　　作为一套指导农事的时令历法，二十四节气所参照的天文、气象与物候，都以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一带的观测为基准。
　　应该说，这是一套精密的时间分割方式。三百六十五天，四季的轮回被均匀分为二十四等分，在此基础上，每个节气再分为三候。以谷雨为例：“初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头一个五天，水塘、河面，浮萍悄然生长；第二个五天，鸣鸠，也就是布谷鸟开始鸣叫；第三个五天，戴胜鸟翩然翻飞于桑林之间。也就是说，地气的轮转，已经细化到了每五日一变，而每一变，都已经找到了相对应的各种动植物。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千百年来，黄河边上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依据节气来安排自己的农活。而河流冲击而成的沃土，也对他们的守时与勤劳给予了慷慨的回报。一个以华夏为名的部族，在一轮轮节气的周而复始中逐渐壮大。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却惊惧地发现，他们祖祖辈辈沿用了千百年的节气，似乎出现了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好像还在逐渐拉大。
　　比如，谷雨到了，浮萍未绽，布谷鸟没来，戴胜鸟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变得越来越神秘，几乎成为了传说。
　　更可怕的是，他们在谷雨这日播下的种子，收获开始越来越少。甚至，连谷雨这天的雨，也下得越来越虚与委蛇，越来越心不在焉。
　　一把黄土捏在手里，板结而粗糙，再也没了从前的细腻油润。
　　头顶是天，脚下是地。天上地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夹在天地之间的人们，心中充满了惶恐与忐忑。
　　
　　多年以后，一位名叫赵翼的清代学者，指出中国数千年最严重的一次地气变化，发生在唐天宝年间。
　　他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华气运由西北转向东北的大变局，而唐玄宗的仓皇出逃，正是这个变局的节点，是长安王气将尽，由关中开始，扩散到中原、华北，整个黄河流域由盛转衰的征兆。
　　气运、王气云云，毕竟有些虚幻。“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唐德宗情不自禁说出的这句话，或许更容易令人理解一条大河的没落。
　　这句大跌皇家尊严的话，背景是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贞元元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平息后的第二十二年，才入四月，关中的储粮就几乎全部用完，不仅皇宫的供给已经不足十日，连禁军的粮食都无法保障，眼看就要酿成一场兵变。幸亏此时从江南运送的三百万石漕粮及时到达，这才解除了燃眉之急。
　　当然，关中缺粮，首先是因为藩镇割据，很多地方的漕运中断。不过，关中，乃至中原的粮食减产，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毕竟，东汉末年以来，从五胡乱华到隋唐争霸，再到安史之乱，作为中国历史的主战场，黄河流域经受了太多的战火蹂躏。而在此建都开国的历代王朝，也令这一带的资源急剧耗竭。
　　一条伤痕累累的河无奈地老去。而那部以年轻黄河为载体的节气，也只能一候一候地失落自己的故乡。
　　与华北的日渐枯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南的迅速崛起。
　　正如《管子》所云：“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长期以来，因为僻处东南，这块泥泞而湿热的土地长期被以正统自居的北方朝廷目为蛮荒，生长其间的吴越先民更是被视作茹毛饮血、生吃鱼蟹的蛮族。不过，随着长江流域的开化，尤其是五胡乱华晋室渡江之后，南中国得到了深度开发。从唐中叶开始，南方的经济与文化都已经迎头赶上。
　　另一条血气方刚的大江摩拳擦掌，即将登场。
　　而中国历史的书写底色，也悄然由干燥的黄过渡到了潮湿的绿。
　　而这个过渡最具象征意味的标志，便是“谷”这个字的词义变化。
　　
　　北宋大中祥府五年，即公元1012年，十月庚子，时值深秋。这天一大早，宋都汴梁，即河南开封，宋真宗赵恒便将一大批文臣武将召入了宫中。
　　令这群睡眼惺忪的大臣大感意外的是，皇上紧急召唤他们，居然不是为了商讨军国大事，也不是演习什么朝政大典，而只是让他们观摩一场秋收。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秋收。大内后苑玉宸殿前，原先的假山花草已被悉数移除，真宗在皇宫之中，竟然开辟出了一块足有两亩的农田，并亲自督种。而现在，这批隐身于宫殿丛中的庄稼已经成熟，当着帝国最养尊处优的官员的面，它们被庄严而细致地收割，晾晒，颗粒归仓。
　　这场秋收，被史官郑重记录。然而，它的意义至今尚被很多人低估。
　　宋真宗事实上在做一个植物引种试验。他种在深宫中的，是一种耐旱耐贫瘠而又高产、早熟的优良稻种。这些稻种来自遥远的占城，也就是今天越南的中南部地区，自古以来，就以出产优质水稻而著称。
　　一个王朝和平发展三四十后，通常都会出现一轮人口井喷。作为北宋帝国的第三位当家人，早在即位之初，真宗就感受到了急剧增长的人口，与日益萎缩的粮食产量之间的巨大危机。他决心从粮种入手，寻找突破。
　　历时数年，终于被真宗找到了“占城稻”。经过皇宫亲自试种，这种稻的抗旱能力与生长周期，还有产量，各方面优势都得到了验证。
　　当年，宋真宗便下令，在江淮和两浙地区颁发稻种，推广占城稻，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详细介绍种植技术。
　　几年之后，这些区域的水稻产量大幅提高，江南一些稻米产区的亩产量甚至从60公斤提高到了100公斤以上，北宋帝国的粮食危机，终于得以缓解。
　　宋真宗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不会意识到，他在皇宫大院、中原腹地做的这项粮种试验，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王朝的农业结构。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次试验调整了整个中国的胃口。
　　
　　中国人经常用“五谷”来作为粮食的总称，而所谓“五谷”究竟是哪五类粮食，说法不一，通常有黍、稷、麦、菽、麻与稻、黍、稷、麦、菽两种。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有稻，另一个无稻。
　　无稻的“五谷”，流传明显要早于有稻的“五谷”——当然，以黍和稷领衔的五谷，所代表的，是北方传统的饮食谱系。
　　于是，当稻取代黍，一个古老的“谷”字，便隐隐散发出了春雨、鱼虾、船桨、腐泥，南方水乡所特有的气息。
　　当中国史中有关于水的部分越来越多，黄河与长江之间，一条人工开凿的沟渠，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走到了整个帝国的聚光灯下。
　　
　　公元605年，隋炀帝发河南百万人、淮南十万人，凿通济渠、邗沟；公元608年，再发民夫百万穿永济渠，北至涿郡，南入黄河；公元610年，又开江南运河八百里。遂成大运河。
　　尘埃落定之后，历史应该会给这个大兴土木的七世纪初一个交待：虽然耗竭了他自己的帝国，但隋炀帝有理由接受后人的感恩。至少，从贞观开元到康熙乾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都夯筑在他这不计成本的大手笔上，无一例外。
　　如果说，开凿大运河的初衷，偏重于政治与军事，那么，很快，大运河对于帝国最大的意义，就开始偏向了经济。
　　隋唐以前，漕粮主要出自北方各地，唐开始，逐渐转向南方。开元之后，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江南已经成了漕粮的主要来源，整个帝国的温饱，越来越依赖于江南的稻米与丝棉，时人已有“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之说。
　　随着政治中心由长安到洛阳到开封到北京逐渐东移，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朗。元明清三朝，京师用粮已经基本上全部依赖南方。
　　作为南粮北运的主要航道，大运河事实上成为了帝国最致命的软肋。公元1842年，英军瓦解大清政府斗志，迫使其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最直接方式，便是攻占镇江，中断了漕运。
　　断绝漕运，便是断绝帝国气脉。或许对大运河这样的定位，更有助于帮我们理解，江南与谷雨的结合，对于整部中华史的意义。
　　
　　“谷雨种大田。”
　　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江南，所有的节气都得在沼泽、湿地、河滩与丘陵之间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随着原本属于黍与粟的节气慢慢开始适应谷物生长的节奏，太阳、月亮与地球的关系，也渐渐变得柔情款款。那卷古老的中国历，每翻过一页，便多了一重绿色。
　　然而，被赋予帝国粮仓之誉的江南，却也不得不开始承受来自大运河北端的沉重。
　　江南特有的梯田，正是这种重压最直观的表现。
　　在很多著名的梯田地区，都有一个箬帽田的典故，说是当地的农夫有个习惯，每日结束劳作回家之前，都要细心数一遍自己的田块数量。某日无端少了一块，农夫大急，反复检点几遍后，方才释然：他笑自己荒唐，竟忘了箬帽下面那块。
　　然而，与其被用来说明耕作的精细，箬帽田不如理解为农夫的辛酸。他眼中的梯田，是一件千疮百孔的百衲衣；更确切说，是一册无法合拢的破旧日历，每一块都对应着一个傍晚的炊烟，任何一处残损，都可能意味着有一个黄昏将因此而过得凄惨冰凉。
　　——清朝全国粮赋，仅江南一地，便占了十分之九。
　　一场谷雨，一度下得捉襟见肘、心事重重。
　　
　　不过，西方学者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是如果将现代人出现以来的15万年比作一小时，那么，直到最后四分半钟，人类才开始实行农牧，而直到最后一分半钟，农业生产才成为维系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
　　也就是说，从华北到华南、从黄河到长江，这一场艰难转移的谷雨，不过都在这一分半中。
　　钟摆滴答。不可能由任何一块土地承担整个中华，残破的终将复苏，蛰伏的陆续崛起，地气依然在悄然转动。
　　比如，白山黑水间出现的世界级黄金玉米带……
　　比如，中原麦产区的迅猛复苏……
　　比如，新疆的绿洲农业的后来居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江南，有关谷雨的联想，越来越偏离了粮食，转而移向一种名叫“茶”的矮小灌木。
　　旗枪、雀舌、莲心。不分南北，所有的茶客，都从谷雨茶中，品味出了真正的江南味道。
　　在茶气氤氲的那一刻，所有的钟表停止转动，时间戛然而止。
　　
　　或许，只有在茶的清香中，谷雨的另一个阐释，才具有说服力。
　　有学者考证，古文字中，“谷”与“浴”，最初的读音与意义都没有区别。
　　那么，作为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一场透雨的真正浇濯对象，其实并不是任何一种庄稼，而是我们自己本身？
　　就像茶叶在杯中一点点舒展，天地之间，无数从寒冬蜷缩过来的脊梁，期待着一次酣畅淋漓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