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名叫王凤英

　　
　　1.
　　姥姥名叫王凤英。
　　小时候，最初听姥姥说她的名字叫王凤英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严凤英。因为严凤英唱的黄梅戏，姥姥时常念叨。姥姥说严凤英嗓音甜美，扮相也好。我问姥姥啥是个扮相。姥姥就说：“可怜的娃，连个黄梅戏也没看过。好扮相就是女人的俊模样嘛。”我似懂非懂，懵懂中感觉，好扮相就是好看。
　　我觉得，能够叫“凤英”这个名字的人，首先要有一副“好扮相”，尤其是眼睛，百看不厌——当然，我这样说的根据是来自姥姥——我小时候就总喜欢盯了姥姥的眼睛看。看着她的眼睛，我就心安，就心里暖和；其次，心眼儿十分好。我自小就确立了这样的看法，而且，只是自个儿心里想，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连姥姥也不知道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2.
　　我已经不记得姥姥一开始跟我讲她名叫王凤英的时候，那是哪一年。总之我很小。应该是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是1971年之前，1967年之后。这中间的四、五年，大部分时候，我跟随姥姥省城乡下两头住。很可能就是这四、五年之间的某一天，有意无意中，姥姥告诉我她叫王凤英。究竟是不是在我的询问之下她才告诉我的，已经无从查考。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姥姥名叫王凤英。王凤英姥姥并不是识文断字的人，她仅仅认得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以及像“大”“小”“田”、“天”“日”“人”等少数字，还是沾了扫盲的光，但是她却给她的大外孙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夏冰。这个叫夏冰的外孙长大后，就用这个名字写文章，先是小说，后来是诗歌，然后是散文。由县里到市里，再到省城，再到全国，再到网络。于是，天南地北有很多人知道我叫夏冰。但是他们大概以为这个名字只是我随意起的、是为了上网才起的一个名字。很少有人会想到，没有姥姥王凤英，就没有她的外孙叫夏冰这回事。
　　一开始听姥姥说她名叫王凤英时，我十分惊奇。因为我眼里的姥姥已经是个老太太。尽管那时候姥姥也就是个四十大几五十来岁。我觉得一个老太太与“王凤英”这样俏丽的名字不大般配。没有什么原因，真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凤英”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很美。这么说不是说姥姥不美。毕竟，用美来形容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小孩子眼里，有些滑稽。这种滑稽、新奇的感觉在我心里存在了很长时间。只要我意识到姥姥叫王凤英，心里就会这么想。我是说王凤英这个名字，恰好是姥姥的名字。这件事情真有意思。真奇怪。其实也不奇怪。究竟我是怎样习惯了、认可了、以至于喜欢了姥姥这个名字的，我好像不大容易说清楚。姥姥咋叫个这名字呢？这是一开始的念头。姥姥叫这样一个名字，真好。这是后来的想法。这个过渡的完成，似乎经历了一段时间。那些年，我和姥姥朝夕相处，按姥姥的话说，我就是她的肉尾巴。哪怕是她要到正房对面的南房抱柴禾，哪怕是她到耳房里挖米面，我也要紧紧拽着她的后襟跟着去，等她抱上柴禾，或者挖上米面，我再拽着她的后襟跟回来。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这个过渡自然就完成了。所以到后来，“王凤英”和“姥姥”一关联，我心里就亮堂堂的。王凤英姥姥就有本事叫人心里亮堂堂，美滋滋。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3.
　　一个冬天的晚上，姥姥取出一对靴子，对我说：“娃，看咱的毛靴。”我仔细一看，这靴子从靿子到身儿，全是用一指厚的白毡子做成的，靿子有半个小腿高。我问：“你取出它来做甚呀？”姥姥说：“我穿上它看电影去呀。”我这才知道晚上村里要演电影啦。是的，姥姥喜欢看电影。受姥姥影响，我也喜欢看电影。于是姥姥就穿上毛靴，套上棉袄，围上头巾，领上同样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我，去看电影。看到半中间，电影场子里有不少人跺脚板。姥姥说人们冻得忍不住了。我问姥姥冻不冻。姥姥说不冻。姥姥问我冻不冻。我说不冻。等看完电影回到家里，姥姥脱下毛靴来，招呼我：“你摸摸，可热乎哩。”我伸手到靴子里头摸，真暖和啊。后来每逢冷天村里演电影，我便对姥姥说：“姥姥，穿上你的毛靴。”姥姥就呵呵地笑了。姥姥笑了以后，我不由自主就想起了她叫王凤英这件事，心里亮堂堂，美滋滋，感到很美很美，所以也就情不自禁笑了。
　　这件事说明，王凤英姥姥和夏冰外孙是多么的契合、投心。
　　4.
　　姥姥整天不闲着。不是在缝纫机上缝补，就是坐在炕头搓麻绳，要不就坐在大门外巷口的石头上，一边纳鞋底，一边跟人唠嗑。
　　我喜欢看姥姥在缝纫机上做活儿时的情形。姥姥戴一副红黑色镜腿子的老花镜，花镜的两条腿用一根细线连起来，套在脑后，花镜便松松垮垮地架在姥姥宽扁的鼻梁上，显得特别好笑。那缝纫机头一端的轮子上上了一层红油漆，轮子转起来后，就形成一个红圈儿，我盯着这个红圈儿，目不转睛地看，姥姥就从眼镜上边看我，我更觉得可乐。有时候我不由得想动手去摸那个飞快地转着的红圈儿，姥姥就赶紧看着我，眼里流露出严厉的神色。我就知道这是不许可的事情，就不敢摸了。
　　到了晚上，姥姥也不歇着。煤油灯下，姥姥一边做活计，一边给我呢呢喃喃讲故事：“红门门儿，白窗窗儿，里头坐着个傻娃娃儿……”我枕在她腿上，经常听着听着就困了。姥姥就俯下身来，用舌头舔舔我的眼睛，说：“娃，困了你就先睡吧。”我睁开眼睛，哼哼唧唧不想睡，就说：“姥姥，你再给我讲故事。”姥姥就拖长声调，把那些已经给我讲了多少遍的童谣再念叨给我听。我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到醒来，已是大半夜。听着姥姥轻微的鼻息声，我一点也不害怕。至今，我还能够记起姥姥那亲切、熟悉的鼻息味道。
　　5.
　　那时候，我和姥姥常吃玉米面疙瘩。印象里，天很冷，穿着棉衣棉裤也浑身哆嗦。姥姥就说：“咱吃玉米面疙瘩吧。”
　　姥姥用热水和好玉米面，看去软乎乎的，再搓成饼干大小的小圆片儿。它们小小的，薄薄的，聚集在面盆里，亲切地看着我。姥姥把这些玉米小饼一一放入火炉上正熬着的小米稀饭里，不多时，屋里就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玉米面与小米特有的香甜味道了。
　　当年我有五、六岁，一会儿跑到火炉旁看那些玉米小饼在饭锅里上下翻滚，一会儿跑到姥姥跟前。姥姥正在切咸菜。这咸菜条，一咬一个嘎嘣脆，喝香香甜甜的玉米面疙瘩时就上它，特别的有滋有味。不多时候，一碗玉米面疙瘩下肚，身上就暖和多了。
　　6.
　　每天晚饭后，姥姥爬上炕，解开脚上的布带子，好多条那么长的布带子，白色，窄窄的，一圈一圈又一圈。姥姥总是在每天临睡前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姥姥一般不让我看她的脚。我说我想看看你的脚，她说没啥好看的。经不住我再三央求，姥姥终于肯了。姥姥的脚确实不好看。除了大拇趾，其余的脚趾头都向下向里弯曲着，几乎与脚底板重叠在一块儿了，紧紧地挤在了一起，脚背也鼓起那么大一个包。姥姥说这叫“解放脚”。“为啥要把脚弄成这样呢？”我按捺不住好奇心，问。姥姥便给我讲当年她的父母如何如何逼着她裹脚，又说当年女孩子都是这样从小就要裹脚的，要不嫁不出去。我听着，还是迷迷糊糊的。在年幼的我看来，姥姥的“解放脚”，既新鲜，又陌生，还夹杂着隐隐的敌意。是的，它们冷冷地打量着我，让我由不得就心生恐惧。
　　听姥姥说，脚趾头踩在脚底下，很疼很疼。姥姥是想用这些布带子，把那几个弯曲变形的脚趾头固定住，尽量往直拉。姥姥说，这样做，一来趾头不怎么疼了，二来脚也显得大了。姥姥握着自己的脚，直喊乏。她把脚放进热水里，捏一阵儿，揉一阵儿，搓一阵儿。
　　听姥姥说，当年日本人在的时候，村里的人隔三岔五跑反。我问姥姥啥叫个“跑反”。姥姥说就是日本人来了咱就跑，跑到村东小山上。姥姥说跑反的时候，她紧跑慢跑也跑不动，心急得不行，怀里还抱着闺女（就是我妈），就想，为了娃，咋也得跑，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唉，那时候，女人可遭罪了。临了，姥姥总要说上这么一句。我看着姥姥这双变形的脚，脑海里便浮现出女人们一个个抱着小孩子，迈动两只小脚，深一脚、浅一脚在山坡上爬行的情景。我伸手小心地摸摸姥姥的脚，问：“还疼吗？”姥姥说：“哪能不疼啊，十指连心呢。”
　　二十多年后，我听妈妈说，当年，姥爷姥姥是村里出了名的支前能手。姥爷在外头跟着民兵送军粮，坏铁道，姥姥和女人们晚上熬夜做军鞋，白天和人们走上好远的路，把做好的军鞋送到部队上。还跑前跑后，照料住在村里的八路军伤病员。我有些奇怪，这些事，姥姥咋从来没跟我说起过呢？
　　7.
　　姥姥的善良让我永远难忘。
　　有一年，我的脚上让人不小心泼洒了一瓢开水，烫了许多燎泡。姥姥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戴着老花眼镜，用针一点一点小心地给我挑开。姥姥一边挑，一边心疼得哭，泪水陆陆续续聚集在镜片上，再一滴一滴落到我脚上。
　　那时候，姥姥乡下老房子正房东边耳房里住着一只黄狸猫，人们都说是野猫，我不信，野猫咋会住在人家屋里呢？我常常看见这只猫从耳房前面的小院子里跑到院当中，在太阳底下打一个滚儿，再伸一个懒腰，然后慢慢腾腾地看看我。我刚一迈脚，它“嗖”一下就蹿回小耳房去了。
　　耳房里堆满了米面瓦盆大小瓮子等等杂物，很方便猫住。有时候，我想抱抱它，可是逮不住。它跑起来快得像一阵风。它生了许许多多小猫。它把小猫生在放柴禾的南房里。有一回，我推开南房门，看见柴禾里有一堆乱滚乱爬的小猫。我正要去摸，大母猫“呼——”地一下不知从哪儿扑了过来，我赶紧跑出去。
　　姥姥很疼惜这只猫和它生下的小猫，从来不让我们做欺侮猫的事，就连外头的小孩子用石块、木棍什么的追撵猫，姥姥也要变脸失色地跟他们急。姥姥常常跟我说：“人十八辈子才能转生个猫咧。”说这话的时候，姥姥眼睛里柔柔的，暖暖的。
　　8.
　　我还记得那根又细又长的木棍子呢。每年深秋，姥姥用它打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枣子急急忙忙往下掉，满院子里乱滚。我提着刚好能装进去一只小猫咪的竹篮子，嘻嘻哈哈绕院子跑，把那些特别不听话的枣儿拣在小竹篮里，顺手捏一个硬硬的、红黑红黑的枣填入嘴里，脆生生，甜津津。不提防就会被从天而降的枣子打着了头，疼一下，摸一摸，哈哈笑着，又欢蹦乱跳地寻找起目标来。
　　我们也用这根棍子来舁水。当年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吃水用水得到村中间合作社（就是供销社）前面的辘轳井上挑。姥姥年纪大，又有一双半大的脚，我年龄小，都挑不动，就舁水。我们用打枣这根长棍子，舁上一只小桶，来到大街上。姥姥用辘轳把桶放入深井，将水小心地装满。我屏着气静听着水桶碰撞井壁的声音。每当听到这声音，我就觉得像美妙的音乐一样动听。姥姥看着我，慈祥的笑脸如花一样绽开。
　　辘轳吱吱呀呀的叫，装满水的桶就被吊了上来。该舁上水回家了，姥姥总是让我走在前面，水桶总是离她很近。是那么又细又长的一根木棍子，我们舁起水来一点儿也不觉得沉重。
　　路上，我总是把握不住自己的脚步——不是太大了，就是过小了，弄得水是走一路洒一路。姥姥总是说：“娃别急，小心摔倒了。”
　　那条长长的光溜溜的一头粗一头细的木棍，该记得我们那份简单的开心与热闹，该记得我们那份纯粹的快乐与温馨。
　　9.
　　村东小山脚下有一个山泉聚成的海子，姥姥常在海子边儿洗衣裳。我也蹦蹦跳跳跟着去。姥姥一边在平敞的石头上用木槌槌洗衣服，一边跟别的洗衣女人说话，响亮的嗓门儿伴随着爽朗的笑声，传出去很远很远。我看见清澈的泉水里，小鱼游来游去。我把手伸进水里，鱼也不跑。我看见一旁荷塘里碧绿的荷叶，荷叶上晶莹闪亮的小水珠，滚过来滚过去。我看见鲜艳的荷花，喜气洋洋。我听见青蛙钻在莲荷下面呱哇呱哇的叫。我看见蝴蝶蜻蜓在荷叶荷花上轻盈的飞。我玩得忘乎所以，连姥姥她们回家时的招呼也听不见……
　　仅仅过了几年，当我已是一名初中生时，回去看望姥姥，便发现，海子没了，只有一个丑陋无比的大坑里，残留着点点水迹。莲荷也没了，只有臭气冲天的烂泥滩。当然，青蛙蝴蝶蜻蜓也没了。据说，要采石头用，把山给炸坏了，泉断了。如今，海子所在的地方，已经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加工法兰的夹棒锤，成天“嗵——”“嗵——”的大锤撞击声告诉人们，昔日那个水清蛙鸣、鱼翔鸟叫、草绿花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姥姥她们“嘭”“嘭”的槌衣声，响亮的说笑声，明明还在那里，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心田。
　　10.
　　我想起来那个木格玻璃小窗。小窗的这边，是大炕；小窗的那边，是灶间。我坐在大炕上，通过小窗，和灶间的姥姥说话。姥姥要么在冒着蒸汽的大锅台前团团转着，要么盘腿坐在草垫子上，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风箱呱嗒呱嗒有节奏地响着，姥姥的上身便前后晃啊晃的，她宽大和蔼的脸庞被灶膛里的火光映得通红发亮。
　　我还记得当年的自己，守在小窗旁，一遍又一遍，摸着小窗上那光滑的玻璃，摸着那些方方正正的木格子。那是重复了多少遍的动作，毫不厌烦，就像我默默地注视着在灶间的蒸汽里忙碌着的姥姥一样，从来不曾厌烦。
　　那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小窗。我再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窗了。我知道，这是有着一手出色的木匠手艺的姥爷做的。姥爷的心灵手巧、聪敏能干，在姥姥一再的叙述里，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可惜，拥有这个特色小窗的老房子，于上世纪70年代由姥爷做主，卖给了他人。与老房子相关的一切，也都只能在记忆里去找寻了。后来，我多次听妈说，姥姥始终不同意卖掉老房子。不过她拗不过姥爷。事后很多年，姥姥对这所房子的变卖，还耿耿于怀。多年后，我故地重游。迎着房子新主人诧异的目光，我怯生生地说明了我是谁，我的来意。主人客气地应答着，让我尽管看，随便看。
　　老房子已经不再是原先的模样，房子的新主人彻底改变了它的格局。我努力想找到昔日的哪怕一点点痕迹，但是，除了正房前那两株粗大的枣树，一切都没有了。四合头房子没有了，正房屋门与院子之间那一片用青灰色的方砖铺成的砖墁地——我们小时候唱歌、演样板戏的“戏台”，也没有了。当然，戏台顶头斑驳、不齐整的栈板也不见了，常常住在里面的麻雀、喜欢在上面垒窝的小燕子，也全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溜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房，也显得陈旧，灰暗，低矮，一点儿也没看头。
　　一切都消失得一干二净。望着熟悉而又陌生的院落，我怅然若失。我知道，这所老房子里，充满了太多的记忆，那个名叫王凤英的老太太，那个名叫夏冰的外孙，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永远地留在了记忆的那一边。就连能够承载这些记忆的老房子，也已经面目全非。如今，跨越时空，小窗带着我四、五岁的感觉，亲切友好地注视着我。我心里五味杂陈。
　　11.
　　姥姥于1978年腊月二十一，在省城病逝，享年58岁。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我，是在离省城百余公里的村里。那天，我正和爸爸安顿午饭，妈妈从省城医院风尘仆仆赶回家来。看着以泪洗面、泣不成声的妈妈，我知道，姥姥，这个名叫王凤英的老太太，走了。我捏着一棵葱，呆在了那里。
　　三十多年来，我常常看见姥姥，她还是清秀的脸庞，还是整洁的衣裳。有时是在省城那间工厂大宿舍的平房里，有时是在乡下那所老房子里。她笑眉笑眼，看着我。梦境里的姥姥一点也没有变，还是我幼年时候那个样子。我常常喊着姥姥醒来。醒来，再无睡意。
　　现在，我想通过这篇文字，告诉大家，我的姥姥，名叫王凤英的这个老太太，她和她大外孙夏冰的一些十分平常的事情。
　　初稿于2010.12.23
　　再稿于2011.3.21-3.24


　　 姥姥, 亲情, 往事, 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