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难改

乡音难改 □ 林文华
宁强的核桃西乡的茶，武乡镇的红苕开白花……

一如那些长在泥土里的生物，形形色色的乡音野花一样盛开在汉中的千村万落，因了水土的差异而呈现出缤纷的特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乡音的自觉产生于和外地口音的对比中。生于斯老于斯，很多庄稼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不晓得自己的乡音在别人的听觉里是一副啥面孔。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听见的外地口音是勉县话，也叫褒城腔。

村子里住着一个勉县人，是个老贫农，叫龚福寿的。龚福寿旧社会流落到我们村，定居下来了，但一直不改乡音，我的第一句勉县话就是从他那学来的。勉县人说话爱撇腔，说着说着很突兀地来一下，生硬得像石头。龚福寿穿着裹腰棉裤，眼睛稀烂，白花花的鼻涕经常过了河。你听，龚福寿在训斥他儿子：“龟儿娃不听话，叫你拿个尿马佛（勺），你拿你妈个匪（水）马佛（勺）。我将就这匪（水）马佛（勺）撇给你两马佛（勺）！”这话说得跟绕口令一样复杂，几下就把人绕糊涂了。

和龚福寿的勉县话一比，我老家那一带的铺镇话就是很明显的川腔了。年轻时在外求学，当我操着满口乡音的时候，关中人以为我是四川人，勉县人却把我当成南郑县人。

我从同学那里学到了汉中十县一区的很多方言。城固人说话爱带“儿”字，可他们又不好好说，偏偏把“儿”字说成“鹅”：“给我来碗面皮鹅（儿），多放点辣鹅（儿），不要豆芽鹅（儿）。”
宁强人说：“汉中人不要脸，茨（吃）了李子不给钱，还拿李子米米（核）塌（打）人哩。”他们还把“核桃馍”说成“孩桃馍”，把“二”说成“爱”，“二哥哥”自然就成了“爱哥哥”，听着舒服！
城固县二里坝人说话是这样的：“站在黄（房）子上看灰（飞）机，灰（飞）机上有个滑（发）动机。黄（房）子又高烘（风）又大，把鹅（我）吹了脸（两）个欢欢（翻翻）。”
有趣的是西乡话和勉县话非常接近，他们都会把“风”说成“分”，把“说”说成“佛”……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隔三百多里，两县百姓也许在五百年前还是一家人呢。 参加工作以后，很多场合要求说普通话，但乡音还是顽固地盘踞在我的声带中。正说着普通话，冷不丁就冒出来一句“你哪门（怎么）了”、“我刚才睡戳（着）了”这样的“汉普”，让听话的人大吃一惊。那时刻，我面红耳赤的，为自己的乡音深感羞耻。乡音啊，你是我语言系统的硬伤！
渐渐地发现，一些有身份的人，比如高级领导如毛泽东、陈毅等，甚至连我们单位的领导，他们一直说着各自的家乡话。渐渐的，我不再为自己的一口铺镇腔而自卑。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我仍然可以和那些说着普通话的同事、朋友很自信很流畅地交流。这时候，乡音成了我的一张身份识别卡，让我有了归属感。同样的，说话间语带乡音的人，多了一些亲切、随和、坦诚、自信的好印象。
最让我感到亲切的，还是勉县话。一来它是我所认识的第一种方言，二来我有很多勉县籍的同学、朋友，关系都相当不错。前几年，我又认识了一个勉县朋友，我们开始都说普通话。后来见我偶尔冒两句铺镇腔，她就卸下伪装，还经常拿勉县话逗我开心。她说：“老福（鼠）在匪（水）里跑得福福福（簌簌簌）的。”她把“老鼠”叫成“老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人呢。她还把“鸽子”叫成“布鸽”，难道鸽子是布做的吗？这个朋友去你家里收水费，她肯定会这样说：“搜匪费。”哈哈！
某天晚上，我陪夫人去超市买东西，忽然听见身后入口处两个保安在闲聊。其中一个说：“去他妈的，等三月份工支（资）发了，我们出去分（疯）！”不用回头，我就知道那两个是勉县人。夫人感到很奇怪，她问我：“哎，那两个人为什么要分工资？”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好亲切的乡音哦，你让我想家了，也让我想念老朋友了，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走到天涯海角，谁能漂洗掉一口带了泥腥味的乡音呢？乡音难改，也无须改，它是我们生命的胎记，恰如一枚鲜红的印章，深深地钤进骨子里去了。

2011年2月25日（157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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