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友康殷 （旧文，已发《粤海风》）

     亡友康殷
《粤海风》发表的郭慕岳回忆康殷的文章，多处提及本人，就也想说说，算作补充和佐证。

    康殷(1926—1999)，字伯宽，书、画、印署大康。他和广州有因缘也有感情，他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广州；1968年，我们同在“牛棚”，他给我写过一首诗：壮岁豪情厌绮罗，曾(误)随铁马渡黄河。鬓是他乡愁里老，腰为斗米狱中折。狂文耻售长门赋，野士难随白雪歌(大风歌)。小院(牛棚)风来秋瑟瑟，冰霜雨雪任销磨。随铁马渡黄河，就是随解放大军南下广州(南下工作团)；当过中山图书馆馆长、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各界特别是文化界的许多名流都有交往，参与过广州的许多文化盛事：从海外赎回“三希堂”法帖、举办古代漆器展览、书法作品赴日本展出等。他二弟康雍一家也在广州，康雍的儿子、康殷的继承人康默如，就生在广州。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和康殷是至交，二人合写过一部关于古代漆器的专著。康殷倒霉以后，商老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赴会，都抽空到康家小聚。康殷能操粤语交流，而且对广州饮食情有独钟，多次和我谈到广州的猪肺的吃法。北方人把肺头看作最次的猪下水，广州能做成美味。他还称道广州爆炒青菜是北方人做不来的。1958年挂冠北来，但和广州的情缘是难离难断的。广州是他人生航船起锚的港口，广州的交游和参与的文化活动，为他赢得了声望，积蓄了社会资源：广州是出发地，更是奠基点。他的事业成就，和当年的广州之旅是相关联的。(郭文称1956年北来，误)后来他和启功先生一道去新加坡访问、在香港办个人展，都似作过旧地重游。

    1999年康殷逝世后，京中故旧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追思座谈，康宁主持，到会名流有：范曾、欧阳中石、文怀沙、柯文辉、李燕、金运昌等多人；中央文史馆、书协、首都师范大学、文字改革委员会等单位也都派员出席；本人以生前友好叨陪末座。会上，大家对康殷在艺术和学术上的成就给了极高的评价。他孜孜不倦的从艺和治学、诚挚率直的人品，得到众口一词的称道；坎坷一生而成就粲然，使人崇敬钦佩，天不假年又使人无限惋惜和悲痛。临终一年前，国务院聘任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朱镕基总理亲自颁发聘任状，他因病未去，是启功先生代为接受的。这是他最后得到的、级别最高的礼遇。

    1998年，他住到亚运村汇源公寓；1999年4月打电话，告诉我要回方庄住所了，叫我去。说是阳台要装个护栏，叫我给找人做。住了几年没想做，怎么突然有新安排?事后我想：难道他知道即将远行，给孤寂的大嫂留一份呵护?5月10日上午，我去看他，他仍然坐在画案前的椅子上，桌上一只玻璃杯，透明的液体中，放着一个不锈钢小勺。我以为是药，他说是白水，已经不能直接用杯喝水。他舀了勺水送进口中，笑着对我：“这姿势还优美吧。”他看出我的忧虑，劝慰说：“这是化疗的反应。死不那么容易。我对死的态度，是毛泽东对战争的态度：‘一反对，二不怕。’我劝他休息，扶他回了卧室。但他很快又出来，坐到原处，说躺两分钟就行。我怕他太累，起身告辞。大嫂送我到门口俏声问我：“你看碍事吗?”因见他谈笑自若，就说；“没事。短期不会有事。”谁知，这竟是和他的最后一面。6月10日凌晨，大嫂打来电话：“你大哥昨天夜里走了。”我哎呀一声，半晌，才说：“大嫂保重。我去看您。”

    我和郭慕岳一同去康府吊唁。客人很多，劝慰大嫂后就告辞了。默如追出来坚持相送，并招待便饭。席间他哽咽着诉说他大爷临走时的情状，边说边流着泪。他说道：“我大爷一辈子不懂什么叫玩。”大康一生最怕荒废时间。如果一天没干自己的事，就会叹气：又白吃一天饭！他只认可“勤有功，戏无益”。在休闲上他不是智者，所以才走得这么早。

    我撰了一副挽联：继往圣，更以新意启后人，如公有几?乐其道，不因穷困改初衷，并世无多。

    默如看了说太泛泛，最好说说和大爷的交往。就改成这样：卅年如弟如兄；新都院里，陶然亭畔，静宜园外；梦依稀，音容笑貌犹在。半生亦师亦友；尧山雪中，尹村月下，芳古灯边；謦咳教泽难承。(被载入《忆大康》书中)

    联中勾勒了我和康殷交往的轨迹。字句、声律颇欠推敲，倘他看到，定然会说：话说得太笨！那么多汉字，挑不出合适的?平仄协不了?想想、查查，难吗?他的这种责备，曾经有过：他还责问过我：怎么和文化绝缘了呢?除了挣饭吃就没别的啦?一次非要看我写字，我挺紧张，这不是在孔圣人跟前卖《三字经》吗?他看了：“怎么比我想的还次?”他对我爱护有加的责难，使我汗颜，也使我欣慰，彼此深知，交情够厚，才能这么直接，才肯这么直接。而今而后，有谁再如此直率待我?交浅则忌言深；虚与委蛇，最为常见。耳提面命的直陈式，是基于我们的交情，是出于他率直的秉性。

    一

    无论他处于衣食难以为继的逆境和誉满海内外的后来，对人始终如一，不谄不骄。这是最难得的品质，最可贵的品质。

    当年对他的名声，虽有所闻，但谋面无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把我们扫到一起了。当时在北京德胜门外，都是新都暖气机械厂的就业人员；他在技术股描图，我在铸工房劳动。两千多人的厂子，况且都是专政对象，私下景仰，谁也没胆子找谁。1967年我被关押到严管队(小院)反省，不久，他来了。他是从禁闭室放出来的，那是长两米、宽一米、高三米的水泥盒子，顶上有小窗采光，一扇铁门是盒子的盖，上一横孔，下一方孔，上是看守观查使，下是犯人递物用。除了被褥和身上的衣裳(经过检查、搜身，去掉腰带鞋带)，不许带任何东西。当然是席地起居坐卧听便，门边一下水口（地漏），解决小便；不放风，只放茅（大便）。提出请求，上方批准，供给纸笔；但按数收回，草稿写废一并计数。两顿窝头菜汤，中间饲以白水。然而，康殷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放弃艺术的追求。

    他把被子的棉絮撕出，搓成如牙签一样粗细、两头尖尖的小条，对折；许多根合一起，粗端用线扎紧，就是一个“棉毫”笔头(这件东西，送给我了；在多年流离辗转中丢失了；一起丢的还有康殷刻的一方印，朱文、带边框，天民款)，他用这个笔头沾水，在铁门上练草书。说时，非常得意，有点卖弄：你看甭管怎么着都能想主意玩出新花样!

    他来了，我们相识了并且朝夕一处了。公安干部忙于“革命”，关进小院如存进保险箱的物品，不丢不坏，就行。没有逃跑自杀的，干部就不闻不问了。派十几个表现积极的就业人员值班，看守、管理、监督这些反省的。关着二十多人(人数不固定，逢节则增，节后便减；有些人相对稳定，如在下则保险了18个月)反字号(右)多，知识分子多，每天集中到一间大房子里，一人一个小板凳，围坐在两条板凳支起的铺板周边。念毛选、念语录、念两报一刊，念后讨论；两个值班员如教师一样，坐在讲台后的椅子上，君临着坐小板凳的人，昂首望天，不可一世，神气十足。

    中间休息或礼拜天，我们常在院子里聊，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值班人员，穿梭巡视监听，由于彼此使用心照不宣的词语，他们基本无所获，没有惹出过麻烦。他们三班倒，交接班要为反省号写起居注。倘记入反动言论，就会闯祸；而值班人员，则是大功一桩。

    我们常在院里的杨树下相向而立，有时他搬个凳子坐着，我则侍立在侧，向他提问题，听他讲述。每天都把谈话内容，扼要的记在本子上。他曾系统地讲过艺术史，从金石书画到古代建筑。这之前我自许是艺术爱好者，他的讲述使我感到，原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门外汉，他是我的启蒙者。

    聊得最多的是诗词、曲。除了为民立极的雄文四卷和马列著作，不许看别的书；我们就从各自的记忆里，找出曾背会的诗词来交流，我曾集录成册，总数在千首以上，他忆起一首诗，而忘掉其中一两句，就问我：“你有没有?”倘我给凑齐时，他就会点头“是是”，爽朗地笑着。互相补充，使记忆里的东西活起来，是特定环境的消闲娱乐。

    也有时关注当时的局势。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炖鱼老搅和就成鱼酱了。”一次，看到报上的照片，在高大的毛泽东身旁，瘦小的林彪在谄笑着，他对我说：“多像盗书里的蒋干。”我听了会心的笑着。对文化事业的前途，他充满了信心，社会上烧书毁书，他说：“毁不尽的，中国毁尽了，还能从外国买回来。”

    一本《新华字典》在小院他都给翻烂了，他研究字典，学习和订正字的音形义。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找事干：整理列出碑帖字和字书字的异同；列出汉字笔顺的图表；写关于书法的理论。还着手编写词话，他说：“《白香山词话》选的词牌冷僻，例词也少。”他想编一部容量大些，常见词牌多些的词话。他说：“艺术上应该直追古人，后起的名家只能是师兄弟，不能当老师。”他有独到的艺术教育见地，许多理论上的见解是早已形成的。改革开放后，许多当时的想法都写成文章，散见在报刊上。

    他也偶为诗词，但不敢保存；我也有时班门弄斧，时日太久，能记起的极少。他颇多佳句，如“昨日风云今日血，醒中丞相梦中君。”“百代文章飞灰尽，九天唾咳落珍珠”。“步步生祠夺魏铛”。“秋风举国髹丹诏，九陌通衢荡荡明。马鹿迷离秦二世，也曾一笑罢漆城。”“苍生怨气穿白日，赤帝风骚累翠符。”等。

    他对夫人任兆凤女士有极深的感情：问起大嫂，他打趣的说：“连香山四大美人之一你都不知道?”当时不被关押的就业人员，每周六晚上可以回家，周日晚上必须返厂，一次说到宋词中的一句：“长安道，一般芳草，只有归时好。”他说放假时回香山(当时他住香山煤厂街12号)车窗外的景色，感到十分亲切；回厂时景色依然但索然无味了。我曾凑趣的写过一首词，末句是“今宵归去也，伊身畔”。他穿家做的免裆裤和白布坎肩，坎肩的掩襟下面加缝一块方形布，他说是大嫂怕他肚脐眼着凉，特加的，真是杰作，天下第一。他又解嘲“状元也不过是第一嘛，足可入无双传”。(现在就是吉尼斯大全了)说罢，哈哈大笑。夫人患足疾；他操刀除病。我得一联：康殷修脚，张敞画眉。说起妻室，他常说：别人是孵（夫）人，我是孵不出人。（大嫂没生育过）

    康殷离开小院就调到铸工劳动了，我也回车间劳动，我们成了同车间的人。周六回家一起离厂，我住广安门，他去姚家井，同坐14路车，我在虎坊桥下换车，他在虎坊路下换车。一次我多坐一站和他一起下车，去路边一个小馆喝酒，炸排叉、花生豆就是上等菜肴了，酒当然是二锅头。大玻璃窗，人在里边坐，像陈列柜里的展品。喝完酒剩下点排叉，他给默如带回：多年之后还常常提起。当是时也，遍地都是侦缉队，一上班。小报告打上去了，于是找我问和康殷喝酒说了些什么。那之后，同坐一辆车，不敢并排，尽量一前一后，不打招呼，他耐不住，就用自言自语的方式大声念道：“车走雷声语未通。”对告密的事，他曾集了一联：早知潮有信，谁谓鼠无牙。

    二

    禁忌常常是鼓励，是促使。我和康殷的来往更加密切，改为家中相聚，那是1968年冬天的事，我认识了伯父伯母、二哥康雍、六弟康庄和默如。被人撞见的情况就没有了，当然也是前后错开走，路上并不安全。我的一张元景造像拓片就是那时送给我的。成为常客是1970年代以后，都到了农村，冬天回京时间充裕，也不再担心有人打小报告；每次都要待上一整天，有说不尽的话。粮食凭票供应，我们都没粮票；他在京兄弟们都捐助，粮食不紧张；老太太对我非常好，每次总留吃两顿饭，说：“你没家没业，到哪儿去?在这吃饭再走；粮票不紧。”二哥一直是任劳任怨的为我们服务。我们这些人在北京常碰头，一来臭味相投，二来一起预测未来：国家还管不管我们，今后怎么办。没有了工资，挣工分顾上吃喝的不多，我一年挣300多工，不敢缺勤，但要买返销粮，自己得掏20多元；除了粮食，其他生活费用也没有着落，靠亲友周济，勉强度日。康府好客，能常遇到“难友”，如何燕明、罗召翔、胡奇桐等。

    三

    1969年10月说是战备疏散，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减少战争中的伤亡，要疏散人口。离开北京是光荣的。新都2700多人，走了700多，多是反字号的(敌我矛盾)，有少数刑事犯(内部矛盾)当时去哪儿不知道，干什么去不知道。放三天假回家安排，不许家人送行。10月底的一个午夜时分，月黑风高，几辆大巴，我们就上路了。从德胜门出发，迷迷糊糊的向前走，不辨方向。后来我推想是到了西便门火车站附近，车远离站台，离地很高，几乎是攀登上去的，车门处，坐着公安押解人员。第二天下午到了冯村火车站，交通工具不够，只有拉行李的卡车，老弱病残可坐在行李上。其余步行，我们浩浩荡荡出发了，四人一伍行进，有人领队，高声背语录，大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徒步硬走几十里，在京城一向没有过，走到后来有些人支持不住，流汗，掉队，松松垮垮的向前挪着脚步，直到天黑才到目的地：“尧山一中”。学校早停了，曾做过五七干校，而今则没有名称了，京中各个劳改单位来的就业分子，有2000多人吧，都住在这里。教室成了宿舍，砌着砖炉子，用稻草铺了两排地铺，中间走路。集体吃饭，统一扣钱，工资照发。按军队编制，几营几连几排几班；生活活动以班为单位。

    我和康殷住对门，他们班住南屋。我住北屋。活动仍然是学毛选学社论，一人读大家听；也开批斗会，有人逃跑了、打架了，也开讲用会，树立典型。还办了叫“立新功”的油印小报。每周休息一天，早晨集体跑操，按时作息，一切都军事化。休息的日子有时是到距离12华里的隆尧县城，洗澡、“开斋”，也有时到附近村子里闲逛。尧山一中所在地，是原尧山县城，城墙还保留着，城极小，尧山一中是原县衙和文庙，庙里还留有一座四角亭子，门上有一副石刻的对联，原样没动。康殷跟我说：“这副联狗屁不通，平仄还全错了。”联的内容是早忘了。这尧山一中的大院占了这个县城的多一半，余下只有一条街，但街口的石牌坊没被砸。康殷说从没见过这么穷的县城。隆尧县是原隆平、尧山两县合并的，县治在原隆平县城。

    星期天两顿饭，上午吃饺子时多；以班为单位，领面、馅，集体包。衣箱盖上铺张纸，案板，玻璃瓶子擦一擦，擀面杖；搪瓷脸盆涮一涮；饺子锅。屋里有炉子，围炉大嚼。伙食改善，心存感激；占去时间，少有是非，好。对以后的去向，都心里没底，好在随遇而安习惯了，比在京中自由多些，多数人心情还是不错的。白天围着炉子坐一圈，自觉的说着已说惯了的套话，煞有介事；散学习会，东拉西扯的神聊(自然也惯于避开不当说的话)。

    尧山一中北面八华里有一座小山，就是尧山县得名的尧山了。一个天阴欲雪的星期天，康殷，我，何燕铭，易家祥等几个人想去看看这座山，出了校门，往东往北，一路说笑着到了山下，在华北平原上居然有这么一座山，虽然小，也很突出。呈曲尺型，东西向短，南北向长，南北段中部开了一条公路，大约是从西边的冯村到东边的隆尧县城。地名叫“山口”。山的南北向一分为二了，北山从山口往北又向东延了一段。在北山脚下，有个酒馆。西向的三间房，我们走了进去，老屋，由于烧柴，房架，墙都已成黑色，为了采光，窗子支着，条凳，方桌，土气，古朴。我们临窗坐了，搓着手，冷。要了点酒，白薯酿的酒(当地叫山药)盛在黑色的小浅碗里，何燕铭有胃病，易家祥不喝酒，大约只有我和康殷喝了酒，然后就上山了。开始飘雪花，但路不难走，到了山腰，就看到了石刻：我记得有两座大的石窟，都有三间房那么大，南向。山石直铲进去凿的方方正正，正面是佛像，壁上是浮雕佛像和文字，从文字看，石窟开凿在唐以前，石窟前面，修了山道，两侧的石壁上是浮雕，独立成幅，面积有一米多高，两三米长。有礼佛图，行乐团等。但人物头部都已凿坏，是红卫兵的业绩，对这些，康殷是感慨系之了。从北山下来，越过公路，我们又上了南山；靠近公路，南山北头东侧是个石灰窑，以炸下的山石为原料，当时采石主要是南山，一般是夜间爆破，(白天清理集中)住在八里外，夜里的隆隆声，也时有所闻。绕过石灰窑，在南山东侧，有路可登山，山不高，坡也缓，南山比北山低，很快就爬到顶上了，在一片平缓的山石上刻了一段文字，是宋时一个尧山县令，重阳节，率师爷一班人，来此登高后留下的。在这片文字的西北不远，有一座庙的遗址，房子是没了，墙也倒了，断壁残垣上的红色墙皮犹存，地上躺着打碎的碑，其中一统，很大，很厚，断成三截，立着的时候怕有三四米高，是元代的碑，刻有元代蒙语音译的官职名称。是重修庙的碑记，还是记功碑，内容已经忘了。雪是越下越大，就下山回来，路上两旁的庄稼早已收了，雪一盖，“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和康殷几乎同时想到了《宝剑记》中的“夜奔”一折，当时我能背全折的唱词，康殷则哼了起来“数尽更筹，听残银漏……”“恨天涯一身流落，好教我有国难投”。后来康殷又约了曹肇海，去尧山拓了几张石刻，康殷还画了速写。1970年春到农村后，我去他插队的尹村，我准备回京，他叫我带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到京再发，就是专门反映尧山石刻的，附有拓片和他画的速写。认为这个遗址应当保护起来。我到北京后，在西单商场对面（路西）发出去的。当然渺无消息。不知而今尧山石刻尚有残留否？后来康殷曾为文介绍这个石窟，似是发表在日文的《人民中国》上，我是听他讲，没看过文章。

    四

    我是在康殷之前分配的，我到了威县北面的经镇，那是1970年3月；很快他就被分到了平乡尹村，走时自然不可告别，且并不知去处。他到尹村后，不知怎么得到的地址，给我写了信，那是我们认识以来的第一封信，八行书，四六骈体。我担心他一个人不会料理生活，其实他生活能力很强，信中邀我去他那里，说“汲西地之水，烹碧螺之春”。村里没甜水，要到滏阳河对岸的西尹村去挑水吃，村里呼为“西地儿”。我本不太会骑车，但去他那里，当时没有通汽车，只能骑车。直接距离在一百华里左右，我在威县北，他在正西。可要绕道威县，河古庙。从滏阳河沿东岸北去，早晨出发，傍晚才到。臀部，双腿，几乎不能碰，一进门，我靠坐在他的土炕上，一动也不想动了。他住在生产队的牛棚边上，据说是新给他盖的，北屋是牛棚，他是东屋，有十二三米，东北角一个单人的土炕，炕前是灶台，西北角是一个大水缸，水担回后，他加白矾，木棍搅动，沉淀后，食用。南墙是支起的一块木板当画案。老鼠多，所有进口物，都装在篮子里，吊在屋顶。又是几个月不见了，谈了别后的情况，然后则安排“酒饭”。他用韭菜做馅，加什么提味呢?在吊着的篮子里，居然还有几粒海米，捡出来泡上，我休息了一会，缓过劲来，我们一块干。我负责烧火，他操作，烙馅饼，饼皮擀好放馅，对折，呈半圆形的，他说他们老家叫“锄头板儿”，烙完饼，花生米下酒，吃“锄头板儿”。饭后，拉了一领炕席，牛棚的南头有一弯水塘，我们在水塘边坐了，这里当然不是什么风景幽美的湖边，只一坑水，稍远处有树，树后则是村民的房屋了，光秃秃的地上，铺了席，悠闲的坐着。自在得很，因为周围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可以真正畅谈。他在这里仍然有自己的“日课”，至今我还保存着他因雨辍耕，在草纸上写的张猛龙，他已有了研究古文字的念头。一个当地教师曾和他聊到甲骨文，引发了他的想法。也劝我利用这段时间，认真读读书。想到了朱敦儒的《好事近》：“摇首出红尘，醉醒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钩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天上挂一弯月，水里也浸一弯月，正“上下是新月”。睡觉时，他坚持我睡炕上，他睡地下，只好遵命，我说：“得，‘徐孺下陈蕃之榻’了。”我告诉他，拟在近日归去，他交给我一封信。(即前文提到给周总理的信)要我在京寄发。还给我写了个单子，叫我到姚家井找二哥，准备这些书，还要瓶炼好的猪油。住了两三天，返回威县，即动身回京。在京也未久待，永定门上火车到邢台，换乘汽车；先到乞村(汽车只到这里，是平乡县政府所在地)，背着20多本书，步行十几里，到了东尹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我详尽地向他汇报了北京家里的情况。住了一天，才回威县。

    这之后我又去了几次尹村，他开始了古文字的研究，谈话内容，就都转到古文字方面来了。一次在他那里，正赶上容庚先生给他寄来50元钱，附言说：“聊助笔墨之资。”多少年后，他向我提及此事，为当时没能分给我一部分感到对不住我。其实那次他给了我一口袋小米，也分了一杯羹的。

    五

    我1973年被收回劳改单位，继续就业，在唐山南堡，只能在每年一度的探亲假里，回京相聚。

    开始，他仍常住姚家井，没有收入，只好吃家里，大嫂则在香山一个饭馆刷碗，维持温饱。他用大嫂的名义(康殷没有户口)揽了点活，在家里，按粉本画仕女，一张仅三毛钱，而且限制一个月不能超过90元。除了谋生，他继续着古文字的研究，他的刻苦执著，非常人所能及。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古文字发微”成集了，他想抄几部，给同道和朋友们，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开始是油印，刻蜡版，用油印机太招摇，姚家井是杂院，耳目众多，说不定会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只好一张一张用手指抹油墨，印了大约二十多册，曾送给我一部，后来改成描图晒印，效果很好，但他从刻蜡版又抄到描图纸上，这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不论油印还是晒图都要偷着进行，再后来，据说是新华社的一位朋友，用复印的方法，又印了一些，直到1979年，才由荣宝斋正式出版。

    情况日见其好，他回到香山自己家里。我每次都是上午去，末班车回来。情况好了，来人也多了，搅得他不能工作，就又在住所东边路南租了一间工作室。有人来访，可见可不见；每逢我去，他则放下工作，聊一整天，他依然和先前一样忙碌，但心情舒畅、愉快。常是晚饭后，借着酒兴，面壁而立，唱几段京剧，是我们相会的保留节目。这时他是最惬意的。

    六

    他住到景泰西里，距离近了，可相聚较少了；我忙于生计，他名声日隆，来访人多，插空才能单独聊天，他忙，我不想多打扰。但一年也要见几次面；他第一次病后，还住在景泰西里，我去得多些，常陪他在楼下散步；第二次病后就到芳古园了，他信心很足，每次陪他到楼下小花园里，他站着，手扶栏杆，双臂伸屈，说是做俯卧撑，从20多个到40多个，老说：“我没事。”他住到亚运村，开始一直犹豫，后来感到盛情难却，搬了过去，住了一年身体日渐不行，回来仅一个多月，就走了。

    七

    他生前死后，对他的褒贬都有，但总是褒多于贬，我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是严师也是畏友，他的学识，才华，精神，都可垂范世间。

    他的记忆是惊人的，脑子里记着的诗词，典故、笑话不计其数；他是活辞典，一些生僻的词语典故，人物佚事，艺林文苑的趣闻，他能随口讲给你听。平时聊天，因为有“货”所以能有声有色，幽默诙谐。他还善制器，不说他仿制漆器了。困难时，他用的本子，都是用白纸自己订，边口整齐如机器裁的，他做的仿象牙柄餐刀比市场上卖的还漂亮。在姚家井盖小房，打家具，好木匠也做不出来。在农村风箱是最难修的，木匠都发憷，他居然修得很好。在尹村他义务给街坊四邻磨刀，修风箱，村民无不称道。

    他热诚待人，无甚来往的旧相识，登门造访，不拒绝，有所求时也尽力满足。一夏姓难友，素无来往，突然登门，说生活无着，想摆个修车摊，苦无本钱；康殷示意夫人拿500元，夏表示300元即可，只要了300元。他事后和我提及，说没想到还省下200元。

    对于他，没能见最后一面，憾事，更沉重的是三十多年来他关切，鼓励，督促，教诲，寄我以厚望，我是辜负了他的关切和友情。

    回忆三十多年的交往，我欣慰，能有这样一个知己。他虽然死的早了，许多事还没来得及做，但毕竟已经做出了许多。我悲痛，失去了关切和督责我的兄长。他许多长留我耳边的话，我记着；在生活上的一些忠告，我没有完全听从，在他的灵前无法告慰。多少年来，我陷在为稻粱谋的圈子里，无暇多顾，“志岂在乎温共饱，士之常耳贫非病”。每去康殷大哥那里一次，听他的高论，听他传递的文化界的信息，对我都是一次净化，都是一种激励。我们一同承受过苦难，也分享过快乐。

    我相信他的事业终会有人继续，也将被世人理解和接受。

    卅年来我一直在他的周围，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执著精神。他任何时候都孜孜不倦地学习，都认真的去生活，乐观的去生活，